歌乐山的环境尽管清静幽雅，却也给端木、萧红夫妇带来了困扰。一来歌乐山与端木办公、任课的地点都相距遥远，交通不便；二来这里老鼠猖獗，常常在夜里追逐嬉戏，把食物拖得七零八落。萧红见到老鼠，每每惊恐地惨叫，端木虽不怕老鼠，却也被萧红的尖叫声惊醒。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商定，还是下山另找房子。
1939年5月，得益于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的安排，端木和萧红搬到了嘉陵江畔的黄桷树镇，与内迁的复旦大学所在地北碚镇隔江相望。这里远离重庆市区，一向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的萧红，到了北碚，竟彻底开始了与端木的二人世界。正如绿川英子所不满的那样——“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
刚搬到北碚，教务长孙寒冰和《文摘》负责人贾开基就来家里看望，并邀请萧红也到复旦大学兼任一两节文学课，不料被萧红一口回绝，让孙寒冰和贾开基几乎下不来台。端木虽然也不会圆场，还是说，将和夫人再商量商量。
孙、贾二人走后，萧红便对端木说：“我怎么能去教书？教书必得备课，还要把讲义编好，与写小说、散文不一样。讲课时间一长，就会变成‘学究’，也只会写出‘教授小说’。有人写小说，就有学究味儿，我不教书，还是自由自在地搞我的创作好。”
端木知道萧红崇尚自由，又极为看重她的创作，就不再提教书的事了。
萧红笑着说：“有人巴不得到大学去教书呢，我可不稀罕什么教授头衔。”
端木听出萧红是在“嘲讽”自己，便也打趣道：“不去就不去吧，干吗把矛头对准‘在下’呢？”
萧红随即笑着解嘲：“我现在是教授家属，否则连住的地方还没有呢！”说着，夫妻俩高兴地笑作一团。
转眼间，鲁迅先生逝世已快三年了。萧红刚来重庆时，正值鲁迅逝世两周年，许广平曾写信给她，嘱咐她收集一些重庆方面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相关报道。当时的萧红预产期临近，无法出席纪念活动，待身体恢复后再想收集，时间已过去了很久，无法集全，只得给许广平去信解释。
萧红回想着这三年，先生去世时，她人在东京，哭声无法和大家的哭声混在一道；先生逝世周年时，她身处淞沪会战爆发后的混乱中，匆匆逃离上海避难武汉，所写的文字只有两篇不长的散文；先生逝世两周年时，她又即将临盆，身不由己。萧红深感，这三年来为先生所做的事情太少了。而今住在黄桷树镇，生活相对安定，她便开始写回忆鲁迅的纪念文章，这也是她长久以来的一桩心愿。
9月22日，萧红整理完成《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此后又应邀写了《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片断》、《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多篇文章。
10月下旬，萧红将这些文章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回忆鲁迅先生》，这篇长文，成为萧红最著名的散文之一，直到今天，依然以它的真挚、自然和温情感动着无数读者。这也是萧红在重庆期间写出的成就最高的作品。
文章里的鲁迅，不再是那个遥远的钢铁巨人，而是一个风趣的长者，一个慈爱的父亲。看似生活往事的随意叠加，却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对先生细致、独到的知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真实而鲜活的鲁迅——他永远活在萧红心中，活在她隽永的文字里。
1940年7月，《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初版，附录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和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两文，出版后持续风靡，又多次再版。
在编写这本小册子时，对旧事的重温让萧红心中充满了思念和怅惘。自从在江津生产后，她的身体一直没有从虚弱中完全恢复，此时又出现了肺病的症状，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人也越来越消瘦。流浪哈尔滨时的营养不良，从东北辗转到西南连年的颠沛、心情的郁结，以及两次非正常状态下的生产，这些都毫无疑问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萧红担心自己精力和体力的不济会耽误工作，便请来当时复旦大学的学生姚锛帮忙，由她口述，姚锛做部分记录后，她再进行整理。姚锛回忆道：在黄桷树镇嘉陵江畔大树下的露天茶馆，饮着清茶，她望着悠悠的江水，边回忆边娓娓动听地叙述着她在上海接受鲁迅先生教益的日子。我边听边记，她根据我的记录，整理成文。
1939年秋，萧红随端木蕻良搬进一座名叫“秉庄”的二层小楼，这是黄桷树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搬家后的端木夫妇，除了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外，并不与人往来，与旧日的朋友越发疏远了。
胡风夫妇1938年底抵达重庆后，不久也应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之邀，在复旦任课。一家人原本住在重庆市区，因发生了“五三、五四”大轰炸，也于1939年6月搬到了黄桷树镇。
尽管同住在北碚乡下，萧红却再也没有去看望过胡风夫妇。胡风猜测，或许是因为萧红曾在梅志这里看到了萧军的照片，受到了刺伤，所以不愿再来走动了。
在一次赶集时，梅志远远地看见了萧红。她和保姆一起，在杂货摊边选购日用品，保姆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萧红空着手，保姆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从不提出异议，似乎只想快点离开。
梅志看出，身为教授夫人的萧红虽然生活宽裕，却并没有兴致。“可能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可不是她一个人安家，一个人奔波操劳，那时她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照顾和爱护，而今天她成了保姆的主人，保姆头头罢了。”
一个月后，梅志去小学校接儿子晓谷，路经复旦的操场，她看见萧红穿着蓝底白花旗袍，一个人站在篮球架旁，望着远处的青山和将消失的红霞，似乎在沉思。梅志本不想打扰，萧红却转过头来，亲切地问：“你住在这里么？”
“我就住在溪沟那边坝子上的老乡家，怎么样？你稍等一会，我上街去接孩子，回来领你一道去我家坐坐。”梅志高兴地邀请她。
萧红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拒绝了：“不了，下次吧，下次我会去看你们的。”
梅志只好告别了她，等接了孩子回来，萧红已经不见了。
尽管不再来往，梅志却常常在街上见到端木和萧红。他们不是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而是像陌生的路人一样——他低头在前边走着；她在他之后两米远的地方，也低着头，默默跟随着他。他还是穿着那件咖啡色夹克，她也还是穿着旗袍，有时在外面加一件红毛衣。然而她瘦了——瘦得不像样子，两肩高耸着，缩着脖子，背还有点佝偻，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还不到30岁的少妇。
想起几年前在上海的时候，她还是那个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儿地响着皮鞋在马路上赛跑的年轻姑娘，梅志感到说不出的心酸。萧红下定决心离开了萧军，可是现在，她得到了什么呢？
在秉庄，作家靳以是端木和萧红的邻居。这段日子里，他几乎是唯一与萧红有接触的文艺界的朋友。
据他回忆，萧红和端木在一起的生活很封闭，连窗口都用纸糊住了。身为一家之主的端木完全是一派艺术家的作风，披着长头发，入晚便睡，中午12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于是萧红不仅要烧饭、做衣裳，要在骄阳下跑东跑西，还要因为端木没有起床而饿着肚子等他吃饭。
一天，端木推开窗子，发现邻居家的女佣把一双脏兮兮的旧鞋子放在书桌前的窗台上晾晒。此前多次警告过四邻的女佣不要在窗台上堆放杂物，却还是有人不听话，这让端木不禁大为恼火，故意猛地一推窗扇，窗台上的鞋子便都被推掉了。女佣仗着主人家有势力，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端木开了门，二话不说，一把将那妇人推了出去，妇人顺势倒在地上，不依不饶，大嚷大闹着大学教授打人。端木关上门，丝毫不理会这件事已在小镇传得满城风雨。
最后依然是萧红去收拾烂摊子。她到镇公所回话，又到医院验伤，最后赔钱了事，一切琐碎又麻烦的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奔走。端木却一直心安理得地躲在家中，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就好像不是自己惹了事一样。
这件事，让靳以极为愤愤不平。直到萧红去世后，在回忆她的文章里，靳以依然难以抑制对端木的愤怒：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
这一年，端木应戴望舒之邀撰写长篇小说《大江》，2月1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开始连载。由于任课和办刊繁忙，连载小说为端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写到第七章时，端木病倒，想写信告诉戴望舒在报上登载“作者生病暂停”的启事。萧红却劝端木不要停止连载，生病期间由她来代笔。这部近14万字的小说，最终于1939年11月24日完稿，其中萧红代写的部分，与端木风格迥异，然而为了纪念两人的合作，在出版单行本时，端木依然保留了萧红的文字。
——这是这段时间里，这对作家夫妇留下的少有的“趣话”。
继“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日军的空袭目标逐渐从重庆市区向周边郊区蔓延。1939年12月，由于日军探测到北碚藏有国军的军火库，加紧了对这一乡村小镇的轰炸。萧红和端木平静的书斋生活再一次被打破。
渐渐地，敌机不仅是白天轰炸，晚上也肆意盘旋骚扰，俯冲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人人都处在恐慌和疲惫中，原本身体就孱弱的萧红，更加忍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昼夜不宁的日子。她与端木商量，决定离开重庆，另寻能够安心写作的地方。
武汉沦陷后，大批文人分流到了重庆和桂林，端木的想法是也转移到桂林去，舒群、艾青和鹿地亘等人已在那里。而萧红认为，战火或许还会再向西南蔓延，如果桂林也从后方变成了前线，他们就还要再次转移，不仅身体吃不消，也无法安心写作，不如直接到香港去，能获得较长时间的稳定。当时，萧红和端木都已有作品在香港发表，并且端木正在港报上连载小说《新都花絮》，两人在港的生计也不成问题。
端木顾虑，在内地的抗战热火朝天之时，“逃”到香港可能会招致不好的影响。萧红则说，身为作家，在战时能写出好的作品，就是对抗战最大的贡献，其他的都不重要。
为此，夫妇俩征求了正在重庆乡下养病的《新华日报》副总编华岗的意见，华岗在综合分析形势尤其是萧红的身体状况后，也认为桂林很难久留，支持二人到香港去。
那时，端木刚刚拿到了复旦大学全职教授的聘书，他去信告诉孙寒冰，自己和萧红有转移到香港去的想法。孙寒冰也表示支持，并说，复旦大学已在香港设立了大时代书局，端木和萧红到港后，可住在书店的楼上，希望他们可以帮忙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
就这样，端木和萧红定下了他们人生的下一站——香港，这也是萧红短暂的一生中，最后的停泊地。
【附录】
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叙，天津人，现代著名作家。1927年从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预科，后升入该校商学院国际贸易系本科。1932年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帮助父亲经营五金行，后弃商从文。在哈尔滨盘桓的半年里，了解到一些底层人物的生活，并借此创作了成名作小说《圣型》。在重庆期间，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编辑，并与端木一起合编复旦大学《文摘》战时旬刊。
华岗（1903～1972），又名延年，字西园，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1938年1月，在汉口创办《新华日报》，任总编辑。1939年春，退出了具体的编务工作，暂住重庆大田湾乡下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