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陕北，那是一个摇篮，一个生命的摇篮。在那里，安息着许多孕育生命的人。我的大伯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最初见到大伯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阶段。一天，我正缠着我妈要5分钱去买几根堆在菜铺子门前的老黄瓜啃，我妈不肯，边拍打着我拽着她衣襟的手边同一位老大妈拉话，这时我大伯就走了过来。他的满身疮痍使我讥诮，然而他带来了地道的陕北绿（陕北人发音作录）豆和红枣。当晚的餐桌上便有了绿个莹莹的白米绿豆稀饭（恰似蓝个莹莹的天一样清爽）。我大伯一住就是几个月，吃得我妈心里直发抖。在这种情况下，我大伯的资产阶级思想便有所复苏（好像以前一直潜伏着）。他开始有了让我今天想起来都感到敬仰的行为———做起了买卖。他用低廉的价格从农户家中买来葵花子，加工后用面袋子盛着，每一小纸盒一角钱见天这样干，直到把我们家搞成小型葵花子作坊。他开始把脏兮兮的（并不可怕）纸票子捆扎起来，交给我妈，并且自己抽的香烟已经从绿叶上升到“黄金叶”（虽然同归植物类）。这样的日子其实他可以一直过下去。但仅仅维持了几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陕北，那个孕育着他生命的祖籍。
这是一个曾经跟随刘志丹干过革命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最敬仰的人就是刘志丹。他见过的最大的官也是刘志丹。唯一能够使他荣耀和显示他身份（假如他还有什么身份可言的话）的，就是刘志丹曾经拍过他还是小伙子的肩膀。而且，（他模仿着）用纯粹的陕北口音对他说：在你这搭儿开会我最放心了。这无疑是一个党的高级代表对一个普通党员的最高鼓励。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到死他都喃喃着这样一句话（我仿佛看到他那张呲着大黄牙的厚实的散发着异味的口）：老刘常在我家开会。我记得，他有过刘志丹曾在黑崖上苦战的只言片语，他说，血都快把那山染红了。后来的一个秋冬，我曾经面对那山，面对那样一个僻远的断壁残垣，我仿佛看到它喷血的大口在吞噬着无数条血性汉子。青色的山脊闪着光亮，恰似一个背负着苍天面向黄土的陕北汉。万丈沟壑邃如人心，谁能够看清它隐藏着什么？山和沟像一环环的链条紧紧依傍，牢牢地嵌制着这方无云的天。我相信，在这片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每一块黄土里，都有一粒生命祖籍的火种。
我们常常在否认命运的同时，又在肯定机遇。当刘志丹带着队伍离开我大伯他们那个山庄的时候，我大伯则因为需要而留了下来。谁也无法知道这留下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那时我大伯绝对不会考虑到留与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一个把生命都视为草芥的人怎么可能对命运产生奢求。那时，实诚的小伙子心里只有一个字：党。
他留下来的是生命，而又有多少人留下来的仅仅是尸骨。那时，他跑到我们家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求温饱。记得在他刚做起生意之前，他曾同我看过数次电影。每次看电影入场与散场的时候，他总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拾别人丢下的烟屁股，送到自己口里狠命地吸几嘴。这大大刺伤了我一个美少年的心。于是，我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专踩那尚未熄灭的烟屁股。有一次竟踩痛了他的手。这当然也大大刺伤了他的心。或许，他萌生做生意的念头还缘于我这一踩。（罪过！我们都是被这世界传染和腐蚀着的无根的人）我大伯的右胳膊因为战争而无法弯曲，这使得他吃饭筷子的长度是别人的两倍（当然是自制的）。否则他就无法将饭送到口里。就这样，在他的晚年我还常见他把饭吃到胡须上。战争给予他的创伤使他受了一辈子的苦。更苦的是，那样费劲吃到的饭，质量让现在的我几乎难以想象。有时，当我坐在公款宴会上面对美味佳肴时，常想起我大伯那碗难喂到口里的饭。（要知道，刘志丹曾经拍过他的肩膀呀）饭，粮食，（刘恒说的好）狗日的粮食。
我大伯死后的好几个星期，我才收到一封信，说已经完满地安葬。我一阵欣慰。他死得太迟了，那样的苦日子何必还要继续受下去。我又一阵怅惘。他再也不会坐在崛在半山腰间的土窑前望眼前的空山和黑沟了。不知那伴他几乎一个生命过程的特制筷子，是否还伴随着他。是谁第一个在这空山和黑沟间勃发了人类原始而本能的冲动，从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谁带来了那粒生命祖籍的火种？谁又是抵达这片山峦的第一位神祗？也许，坐在窑前的大伯，始终在思谋着这些吧。在我对我的祖籍人进行观察中，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植根着一种致命的共性，即懒惰。我的表弟偌大块头，见天睡到日照炕头屁股热，尔后趷蹴在炕上像驴饮水一样灌下去一海碗蜀黍粥，袖子一揩无油的口，便出了门。出门的根本任务便是闲逛。天不会下雨，奇迹从来都是梦想。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欲望。（正如一位名家所言）恰恰相反，正是欲望才使他们变得如此软弱。他们像早期的希腊人一样，把自足的存在视为生命的完满，早早为自己划上一眼句号。
九年前秋冬的一个傍晚，我的生日，我离开了陕北，我的表弟媳妇有孕在身，她为我关上了陕北的大门。我向前走，她向前走，我下坡，她上坡，我往山下走，她往山上爬，我走了很远很远回头一望，她依然站在高崖崖上照我，看不清风是否吹起她长长的刘海，只望见余晖中的她的身影，好像好多年好多年前就曾经见过，那么熟悉、那么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