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即使晚上有地方躲，又能躲多久呢？再说，要是躲的时间长了，人家趁着你家里没人再给你来个误拆，又该怎么办呢？
“拆了也好，这下心里可踏实了。咱们明天就去复婚吧，省得人家说咱们非法同居。”赵老师勉强笑道。
没有人跟着笑，一屋子人都陷入沉默。不一会儿，赵老师夫妇起身告辞。送别他们，我走到里间，苗苗仍在没心没肺地打着电子游戏，边打边“咯咯”地笑着。
“有那么好玩吗？”我没好气地训她，“家里这么大的事，你帮不上一点儿忙，还大学生呢。有什么用？”
“你用我我就有用。我没有帮忙叫记者吗？那不是用是什么？”和我顶完嘴，苗苗若无其事地继续游戏。
我看着苗苗，忽然觉得无尽的虚妄和荒谬。我跟姐姐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无非是为了钱。而花钱的最大压力无非缘于孩子，可是，这些孩子，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无非会一个个考上大学，会一个个在外面工作，谁还会回来？而且，最可悲的是，家里的事好像跟他们没有一点点关系。面对这样的服务对象，我们的折腾有意义吗？
那就放弃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不，我不想放弃。时至今日，黔驴技穷之际，百无聊赖之际，四顾茫茫之际，辛酸痛楚层层袭来之际，我还是不想放弃。不想放弃什么呢？是那几万块钱吗？不，不仅仅是。我忽然觉得，甚至已经不是。仿佛目标被久久凝视之后就会虚化掉一样，此时，那几万块钱在我的视野里，已经被虚化掉了，周围衍生出一团团色彩繁复的光晕。不，我不想去也没有能力去分析那一团团光晕的构成，我只是想最大程度地去靠近和触摸那些光晕。
然而，又能怎么办呢？
一个念头在我的意识深处徐徐升起。它简单，轻飘，如六一节处处可见的氢气球。看起来很天真，很幼稚。我知道。所以我想要把它往水下摁。但是，不行，摁不下去。它顽固地向上浮着，浮着，露出水面的部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终于，我放弃了摁它的努力。它破水而出。我对自己说：试一把吧。如果有用，自然是好。如果没用，其实也好。
那么，谁来抱这个气球呢？我不合适，姐姐姐夫也不合适。太小的孩子抱不住，也不合适。
我把眼睛投向苗苗。
可能是游戏终于胜利，苗苗鼓掌欢呼。
“什么游戏？”
“植物大战僵尸。”
“僵尸？你不怕吗？”
“不怕。我胆子大。”
“噢？”我笑道，“那正好有个事，可以试试你的胆子。”
第二天晚上，晚饭之后很久，将近九点半的时候，果然有人“砰砰砰”地敲门，不，简直就是砸门，一听就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我们都躲在里间。苗苗上场。
苗苗走到院子里，苗苗打开大门，苗苗领他们进屋，苗苗给他们端茶倒水。他们在沙发里坐下。主讲的是一个男人，有人喊他郎队长——应该就是“杀手锏”的那位了。看不见他的形象，我们只能听到他的说话声。他总喜欢拖个尾音，那个声若洪钟啊，掷地有声啊。
“妞，你爹妈呢——”
“串门去了。”
“那我们可要拆你们家的房子了——”明显是和苗苗开玩笑，看起来郎队长的心情很不错。
“还没签字呢。你们要拆那就是强拆。法律有规定，不准强拆。”
“那法律还规定了，违章的房子就可以强拆——”
“那法律还规定了，强拆得有手续。你把手续给我看看。”
“给你看？你看不懂——”
一阵哄笑。
“我又不白上大学，看得懂。”苗苗的声音从从容容，绵里藏针，“恐怕你是没有吧？”
“没有怎么的？没有也不妨碍拆房——”
“那就是违法。”
“国家法律规定得多了，都去遵守就没法活了。”窸窸窣窣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声音，“不跟你小丫头磨嘴皮子，告诉你爹妈一声，让他们明天晚上在家里等着——”
“你再坐会儿，我还有话想问问，同仁医院占的地盖的房手续也不全，是不是也是违规？你们咋不管？”
“那是公家，这是私人，一码是一码，不一样。”
“公家怎样？私人怎样？土地不都是国家的吗？怎么不一样？”
“走了，跟你扯不清。”郎队长的口气明显不耐烦起来。
“你们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苗苗仍在不依不饶地说。
郎队长的笑声响起，笑声过后他开始说话，但是尾音没有了，只是斩钉截铁气势恢弘的一段话：“妞，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跟你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从来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以前是封建社会，可以。现在就是不行！”
“现在也是这。我跟你说，几百年以后还会是这！”
“我不信！现在是共产党当家，这就是不行！咱们号称人民政府，从毛主席开始就宣称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怎么能只允许自己行使特权？！”
郎队长大概是被噎住了，好一会儿没话。屁股们在沙发里重新落座的声音。喝茶的声音。放茶杯的声音。我也很吃惊。此时的苗苗，忽然让我无厘头的大脑想起了《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妞，我告诉你，不信不由你，我就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说行就行！”终于，郎队长又开腔了。
“就你？”
“不像？”
“不像！我不信共产党会用你这种人！”
“你爱信不信！”
“是铁书记叫你来的？”
“说得跟真的似的，他不放话我会来？”郎队长似乎是气极而笑，重新站起来，“官话谁不会说？我比你说的花样多着呢。真不值得跟你磨这个嘴，走，走！”
“不讲理！”
“我还就不讲理了！我还就拆定你们的房子了！看谁弄得过谁！”郎队长的声音渐渐远去，“一个小屁孩，真扯淡……”
……
他们走后，我们从里间拥出，一起来到客厅的一张桌子前。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扁平的电子钟，钟上显示的时间是21点58分。当然，这个时间很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电子钟本身。它的内置摄像机，可以连续摄像12个小时，像素200万。闹钟的正前方就是郎队长坐的沙发。沙发前的茶几上，几杯热茶水汽袅袅，从电脑里看起来婀娜多姿，分外妖娆。
“这么多男人，你不怕吗？”我问苗苗。
“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会杀我吗？不会。会打我吗？不会。”她干脆利落地说，“最多就是话难听脸难看。可咱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那两个男孩子，胳膊上都刺着龙。”
“刺个龙就是真龙了？”她一笑，“那个瘦点儿的，是我初中同学。认出他来，我就更不怕了。他坐在我后头，学习差死了，每到考试就想抄我的。现在来干这个……哼。”
“那你们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她瞪大眼睛，“那个场合，你让我们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
我沉默。这个小小的90后，没事不惹，遇事不惧，清晰，明确，无畏。让我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
注释
1.姐姐以村里刚刚办过的一起丧事为例，让我对农村的殡葬情况略有了解。姐姐叫他“北街的”：“人死了，按上头的规矩，都得火化。其实火化了之后还要再土葬，不土葬不中。入土为安，入木为贵。哪个人死前都要对孩子们说得进祖坟，得入土。不过后半截上头就不管了。上头只管火化——当然还得先火化，不烧成骨头不让往回拉。北街的死后，给区里交了三千，这才允许把人拉回去土葬。这就花了两回钱。火葬费得千把，运尸费、烟酒，又得千把。再加上给区里交的，这就多花了五千。人拉回来了，棺材、寿衣、纸扎货、响器、席面……没有三五千拿不下。总的来说，得万把。还有些细处也得花钱，就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