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内阁大臣岳正，鉴于石亨、曹吉祥恣意妄为，也向皇上指出：二人权势太重，时间长了恐怕难以控制，臣请求用计离间。岳正告诉曹吉祥，石亨时时在窥测你的所作所为，劝他主动辞去兵权；尔后又去劝告石亨，请他自我克制。石亨、曹吉祥揣摩，这也许是皇上的旨意，便向皇上请求罢官免死。英宗感到有些内疚，再三安慰他们；随即召见岳正，责备他泄露机密。岳正很认真地说：据臣观察，石、曹两家，今后必定以“谋叛”而灭门，臣为了顾全皇上的恩情，要他们好自为之。正巧此时宫内承天门遭灾，英宗命岳正代他起草“罪己诏”，岳正过于书生气，毫无避讳地历数弊政。石亨、曹吉祥抓住把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岳正“谤讪皇上”。英宗大怒，把岳正贬为钦州同知。岳正入阁仅仅二十八天，石曹之流气焰之嚣张，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即使气焰再嚣张，一旦引起皇帝疑忌，他们的垮台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英宗曾经向内阁大臣李贤请教“夺门”二字，李贤说：可以说“迎驾”，不可以说“夺门”，因为“天位”原本是陛下固有的，不能说“夺”。况且当时幸亏成功，万一时机泄露，石亨等死不足惜，置陛下于何地？此辈因此讨得封赏，杀戮老臣，招权纳贿，国家太平气象被他们损削过半。英宗以为李贤说得有理，宣布今后公文中禁用“夺门”二字，并且把冒功的四千多人全部罢黜。
石亨自以为有皇上的宠信，继续放肆，他营造的府邸，无论规模与装潢，都超越自己的身份，当时叫做“逾制”。皇帝是心知肚明的，一天他登临翔凤楼遥望石府，明知故问，随从的高官吴瑾回答：这一定是王府。他说：不是。吴瑾反问：不是王府谁敢如此僭越？他笑而不答。其实英宗早就收买了石亨的亲信——锦衣卫指挥逯杲，作为卧底，所以对石亨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石亨和他的侄子石彪，蓄养私家武装几万人，《明史·石亨传》说“中外将帅半出其门”，这是皇帝最为忌惮的事。
石亨与曹吉祥都是“夺门之变”的功臣，英宗复辟以后，权倾一时。然而好景不长，先后死于非命。石亨不得善终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帝不能容忍“威权震主”的臣子。曹吉祥被处死刑，是因为它的养子曹钦竟然“犯上作乱”。所以历来史家似乎倾向于同情石亨，而鄙夷曹吉祥。
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写到“曹石之变”，篇末有一段按语很有意思。他说：石亨及其侄子石彪，骁勇善战，有陇西李氏之风。假如让他们镇守北方边陲大门，足以使蒙古匹马不得南下。他对于石氏的灭门之祸，颇为惋惜，感叹道：假使没有“夺门”之功，石亨、石彪难道少得了加官晋爵吗？汗马功劳的累积，一定可以功名富贵而致仕，石氏子孙或许至今依然绵延不绝呢！
他当然知道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来一遍，让他感慨系之的是八个字：“功以倖成，福以满败。”石曹之辈的复辟之功是侥幸得到的，正当他们弹冠相庆，权势不可一世之时，皇帝已经感到芒刺在背，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
英宗对石亨的飞扬跋扈并非不知，只是不忍下手。天顺二年（1458）言官弹劾兵部尚书陈汝言，意在敲山震虎。陈汝言是石亨一手扶植起来的，自以为有靠山，贪赃枉法，肆无忌惮，牵连到石彪。英宗决定，陈汝言囚禁，石彪反省，并且在宫内展示陈汝言接受贿赂的赃物，要大臣们来参观，他乘机训诫道：前兵部尚书于谦死的时候，家无余资。陈汝言才当了几天兵部尚书，贪赃如此，是不是太贪婪了！说罢，怒形于色，脸色大变。在一旁的石亨吓得低头不语。
石彪因为在大同前线屡建战功，以游击将军的职位加封定远伯，不久晋升为定远侯，野心逐渐膨胀，派人向皇帝乞求永远镇守大同，企图以他的大同劲旅，与叔父石亨控制的京都卫戍部队，遥相呼应。《明史·石亨传》说：“（石）彪本以战功起家……势盛而骄，多行不义，谋镇大同，与（石）亨表里握兵柄，为帝所疑，遂及于祸。”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为帝所疑”，是极其危险的，早晚要受到严惩。果然，石彪被逮捕，关进锦衣卫诏狱，严加拷问。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一向叱咤风云的猛将，居然会屈打成招，承认擅自拥有绣蟒、龙衣，以及其他目无皇法的行为？按照法律应该判处死刑、抄家。
此时的石亨已如惊弓之鸟，英宗暂时没有碰他，待到把他们在军队中的亲信将领清除得差不多了，才对奉命“养病”的石亨隔离审查。天顺三年十月间，三法司与锦衣卫联名向皇帝报告石亨的罪状：“招权纳贿”、“窃弄国法”、“侵占官地”、“纵令侄彪肆为不法”等。英宗的批复是：“石亨之罪，论法本难容，第念其曾效微劳，姑从宽贷。”为何要“宽贷”呢？因为他们这些复辟功臣享有“免死铁券”的庇佑，只要不是“谋反”，都可以免除死罪。
英宗在等待“谋反”罪状的出现。奉命在石亨那里充当“卧底”的锦衣卫官员逯杲，终于找到了把柄。天顺四年正月，逯杲向皇帝揭发：石亨“专门伺察朝廷举动”，心怀不轨。证据是他家的奴仆告发石亨“怨谤朝廷，有不轨之谋”。与朱元璋整治李善长的手法如出一辙——李善长因家奴告发串通胡惟庸“谋反”，而招致灭门之祸。为了证明其“心怀不轨”，逯杲还揭发石亨曾经扬言：“陈桥兵变史不称其篡”，似乎想搞一次黄袍加身的兵变。到了这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锦衣卫与百官“廷审”的结论是“图为不轨，具有实迹”，按照“谋叛律”，处斩、抄家。奇怪的是，在狱中关押了二十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行刑，石亨就“瘐死”狱中。“瘐死”二字颇值得玩味，它的本意是病死狱中，但在当时情境之下，不可能是病死，只可能是被折磨致死。四天以后，石彪在闹市处斩。关于他们的死，夏燮《明通鉴》有这样的评论：“权倾人主，群疑其有异志，遂及于祸。”可谓的评。值得注意的是，“疑其有异志”，只是怀疑而已，并非真的“有异志”。
曹吉祥之死情况有所不同。据后来揭发，曹吉祥的养子曹钦得意忘形之际，向他的亲信冯益询问：历史上有没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冯益回答得很妙：你们的本家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先例。据说，曹钦听了很高兴。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则传闻罢了，当不得真。
天顺五年七月，曹钦“造反”，倒是确凿无疑的，不过并非为了篡位当皇帝，而是报复置他们于死地的对手。首当其冲的是充当“卧底”的逯杲，曹钦把他的头颅砍下，又碎尸万段。继而奔至西朝房，抓住弹劾他的御史寇深，一刀劈为两半；又奔至东朝房，要追杀李贤。统辖京营的总兵官孙镗，率领将士阻击，迫使曹钦退回自家住宅，负隅顽抗。孙镗攻进曹宅，曹钦走投无路，投井自尽。
养子曹钦如此犯上作乱，作为养父的太监曹吉祥脱不了干系，曹钦死后第三天，曹吉祥被押赴闹市，凌迟处死。《明史·曹吉祥传》写道：“英宗始任王振，继任吉祥，凡两致祸乱。”王振与曹吉祥两个首席太监，使英宗两度颜面尽失，怪谁呢？
孟森不无感慨地说：“夺门案至此，前之功人多为叛逆，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孟森读史阅世，怎么不明白：皇帝永远有理，当初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