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一点中国古诗文的人，对于陶渊明，往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定格在印象里。如果品读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了解其人生全过程，就会认识到他的文化性格、文化心态，是相当独特而且多元复杂的。
决裂官场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来做官，到四十一岁辞官归田，十几年间，几进几出，每次做官，时间都很短。最后当彭泽县令，动机是萧统《陶渊明传》说的“聊欲弦歌（当个地方小官），以为三径（指隐居的处所）之资”，也就是为了拿一点薪水回乡后有酒喝、有饭吃。但连这一点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到，当官八十多天，就因为“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主动交出官印。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人生道路。陶渊明很难有别的选择，何况他自己也出生于官僚家庭，曾祖陶侃靠军功做到了大司马这样的高官；祖父、父亲也当过郡守、县令。陶渊明少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读了许多古代典籍，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怀抱“大济苍生”的壮志，说明他的初衷还是想当官有所作为的。可仕途的现实把他的初衷撞得粉碎。晋宋之际，贵族世袭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庶族寒门的人，备受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不是门阀士族，虽居显位，却仍被豪门权贵骂为“小人”、“溪狗”（对少数民族溪族的辱称）。到了陶渊明，家道中落，他充其量也只能担任闲散低级职务，根本得不到重视。
陶渊明首次出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萧统《陶渊明传》），以后几度“复出”，总是与官场文化格格不入。“商歌（指春秋时齐国人宁戚想从政时唱的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一再表白辞官归隐的迫切心情。为什么陶渊明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他始终没有具体说明。这是由于魏晋以来，出言不慎，往往招来杀身之祸，嵇康之死便是如此。陶渊明为了全身远祸，就仿效阮籍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运，口不臧否人物”。因而，我们只能从反映魏晋时代的典籍里找原因。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葛洪所著《抱朴子》描述：“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溢志盈，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写尽了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投机欺诈、玩弄权术、结党营私、媚上压下的种种丑态。权势欲窒息了道德灵魂，导致了人性的极端卑劣。这是“质性自然”、“富贵非吾愿”的陶渊明无法忍受的。
陶渊明先后接触了两个顶头上司，桓玄和刘裕，都是心狠手辣的野心家。刘裕很能打仗，执掌东晋的军政大权，野心膨胀，逼使晋帝“禅让”，自己当上了南朝宋朝的开国皇帝。晋恭帝交出玉玺，可怜兮兮地说：“桓玄当权，东晋的天下完了，没有想到刘公又使东晋延续了二十年，所以我让位是心甘情愿的。”恭帝以为刘裕能放他一马。但刘裕仍不罢休，派部下用毒酒杀害恭帝，此人不忍，饮鸩自尽。刘裕让士兵干脆把恭帝杀死。血淋淋的惨剧，陶渊明看得太多了。他在晚年所写的《感士不遇赋》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说明陶渊明的“逃禄而归耕”，与官场决裂，是基于他识透了官场文化生态的黑暗腐朽的非人性，而采取的人生抉择，也是他受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和清净无为的老庄思想双重影响的自觉行动。
归隐之后，陶渊明有一首诗，大意说：“好心的老农，远道前来看望，认为我这样当过官的读书人，不宜屈居贫穷的草屋，既然世人都随波逐流，您也不必太过清高。我深深感激父老的关心，但我秉性不愿同流合污，要我走回头路，是决然办不到的。”这个小插曲，进一步凸现了陶渊明与官场一刀两断的坚定性。
朱熹评陶渊明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不要官，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岂止高于晋宋人物，比起那些跑官买官、贪赃受贿、争权夺利之徒，他更是鲜明的对立面。
自由尊严的生存价值取向
陶渊明诀别官场，开始了归隐田园、躬耕自资的生活，这是诗人文化心态的重大转折。他写的《归去来兮辞》，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这个转折：“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文章一开头，便以当头棒喝，振起全篇，把涉足官场，看成失路人的“迷途”，自责心灵自由受到肉体生存的役使，所幸及早察觉“今是昨非”，对未来充满憧憬。陶渊明的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态，在他此后的诗文里，逐渐清晰地展示出来。继《归去来兮辞》后的第二年，陶渊明写了《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脱离“尘网”、“樊笼”，回归自然，如释重负的喜悦，溢于言表。
陶渊明二十年归隐的诗歌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开创者的地位。脍炙人口的，如《饮酒》（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写得情真意远，使人读了，仿佛亲见悠然自适、恬淡愉悦的诗人就站在眼前。王安石十分欣赏此诗的意境，说“自诗人以来无此句”。类似这样的反映诗人田园生活恬淡心态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在陶渊明心目中，农村是唯一的净土。他描述的归居之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里没有喧闹，没有繁华，更没有官场的污浊，一切是宁静的、闲适的、纯朴的。这给“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带来了抚慰心灵的审美享受。
在陶渊明心目中，朴实的农民是知心朋友。“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劳动之余，想念农民朋友，就随手披件衣服去串门，喝点酒，谈谈笑笑。谈的是庄稼、农务，关心的是收成、天气。没有空话，没有言不由衷的套话，彼此的心是敞开的，不设防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田园生活也有艰辛，陶渊明是有切身体会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他和农民一样耕田锄草，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冒暑受寒。但他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农家岂不苦，弗获辞此艰”。人生常理，衣食是根本，农耕当然辛苦，但不能避免。碰到灾害，日子就更加难过了。陶渊明诗中说：“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连年干旱，烈日炎炎如火烧。加上虫害水灾，收成锐减。夏天长久挨饿，冬天无被御寒。饥寒交迫，陶渊明心中也有矛盾纠结：“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道德战胜物欲，求得自由尊严、人格独立，这就是陶渊明弃官归田文化心态的集中反映。
幻造理想王国歌颂抗暴精神
陶渊明由俸禄奉养的“肉食者”，转变为躬耕自资的劳动者，亲身体会到广大农民生活艰辛困苦。他不能忘情于现实，又找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在先哲政治理想的启示下，结合自己的认识（汉末以来，战乱不断，百姓为了避难，往往聚众逃进深山绝境），写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杰作。
陶渊明幻造的桃花源这个理想王国，描画了“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图景。人人劳动，自耕自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魏晋时期，有的思想家用老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无君无臣的思想，作为批评现实的武器。魏末阮籍已有“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的言论。西晋鲍敬言具体表现了无君无臣的理想，劳动者“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力之争”，过着自由安定的生活。这些思想因素，被陶渊明吸取并艺术地表现在《桃花源诗并记》里。乌托邦式的主张，反映了小私有的农民反对王权剥削压迫的诉求。尽管这种诉求，在那个历史时代只是一种软弱的、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毕竟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
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髪垂髫，并怡然自乐”，并且“设酒杀鸡作食”招待客人，彰显了桃花源的生态环境是优良的，人民生活是富足的，老人儿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过得十分开心。这和陶渊明及其农友们终身努力耕作，却经常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
桃花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对秦汉以来五百余年战乱不断的血腥暴力的历史批判，闪耀着陶渊明人道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思想光辉。
刘裕篡夺东晋政权以后，陶渊明诗歌出现了反抗强暴的豪放之音。诗风的转变，固然有易代之际对前朝的眷念，更主要的则是批判残暴政治。为了避免文字狱，他不直接写实，而是采用“咏史”和通过神话人物来隐喻。如《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诗人以激越高亢的格调，描绘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的奋勇直前、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连秦始皇也吓得胆战心惊。“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对荆轲抗暴牺牲的侠义精神，予以热情歌颂。再如《读山海经》，写神话中的精卫敢于衔微木填沧海；刑天与上帝争当神，被砍头后，却能“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坚持抗争，死而不已。大如沧海，强如上帝，也不能威逼势单力薄者屈服。
关于陶渊明作品蕴含的多元复杂的文化心态，鲁迅先生曾作过细致精辟的分析。他在《题未定草》中指出：“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说他伟大。”
面对死亡顺其自然的淡定心态
陶渊明的生死观，可以说是超然旷达、自由尊严的一个“标本”。活，要活得称心如意、自由自在；死，要死得顺其自然、无忧无惧。
陶渊明对于死亡的感悟，有其独特的境界。在《归去来兮辞》中，一唱三叹：“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生命是短暂的，按自然规律必然要走到尽头，这就应当乐天知命、率性而行。
陶渊明归隐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结识了庐山的高僧慧远。慧远写有《形尽神不灭论》，宣扬肉体死亡而灵魂不灭，往生西天极乐世界。针对慧远的佛教哲学，陶渊明写了《神释》诗，声称无论三皇圣人，还是长寿的彭祖，形神都会一起消灭。应取的态度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生命的终结，是回归自然，当了断时便了断，无需多所思虑。到了晚年，诗人面对迫近的死亡，写了《自祭文》、《挽歌诗》，反复申说：“余以斯化，可以无恨。……从老得终，奚所复恋。”“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对死亡说得这样平静坦然，没有真正的感悟和修养，是做不到的。他的朋友，诗人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中也说陶渊明“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素幽告终，怀和长毕”，不吃药，不祈祷，平和安详地逝去，交代后事“省讣去赙，轻哀薄殓”。对陶渊明的淡定旷达，颜延之深表敬佩和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