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诗的产生
最早的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世界各民族的诗歌发展史都以翔实的材料向世人表示：人类最早的诗歌是劳动歌曲。它起始于劳动的呼声，又演变为呼声与语言的结合。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布赫尔在《诗歌及音乐的起源》中论述道：这些歌的助音所代表者，乃是与工作不可解地联系着的那些天然声音的混合。所以野蛮人在工作时的歌调的第一次尝试，并不是根据了作诗的一定规律，而把他们想到的词句集合起来，以便把他的意思表现得最美丽、最为显而易见，而是把半野蛮的声音排列为一定的顺序……
但是这样的“劳动号子”式的诗歌，毕竟过分粗糙，而且不定型。文化人类学者考察的结果是，世界各个民族诗歌最主要的起源是原始宗教祭歌。如古希腊在举行酒神祭典时，主祭者和信徒们，披戴着葡萄枝叶或其他植物的枝叶，在竖琴的伴奏下，狂歌曼舞。后来就从这祭典仪式中产生了抒情诗，又产生了悲剧、喜剧。中国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中国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催生了不少的祭典仪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仪式上，人们载歌载舞以娱神和自娱。《尚书·尧典》所记之“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竹书纪年》所言之“帝喾之时，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之“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等，都为我们描述了荒古时代图腾部落欢歌狂舞的场面。这种以歌伴舞、以舞助歌的形式，便产生了最早的诗歌。清人阮元考证《诗经》中的“颂”，原来是训作“舞容”，就是说，《颂》是诗和歌舞的结合。我们知道，颂诗主要用于祭典，祭典离不开且歌且舞，把“颂”解作“舞容”，是合乎情理的。朱光潜先生指出，汉魏乐府诗中有《鼓吹》、《横吹》、《清商》等名称，都是以乐调名诗。这些事实也表明，诗歌、音乐、舞蹈乃是同源的，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只是发展到后来，三种艺术渐渐分化而呈独立之势。
当然，诗歌如果总是停留在伴舞或作为祭典的手段，那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诗歌就不值一提了。随着诗歌的独立，诗歌渐渐被用来表达人们的情感，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诗歌与情感的关系。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书·艺文志》也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所谓“志”，即心之哀乐。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明确指出：“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诗就是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诗·大序》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辟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宋代大儒朱熹是这样引申这一段话的：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情感既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总得给它以发泄、表达的机会。先民时代是这样，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发达时代也是这样，所谓“嘉会寄诗以来，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还，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贫贱而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诗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载体之一。
第二节庞大的作者队伍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称“总集”只是因为它汇集了周代大多数诗歌）。据张启成《诗经逸诗考》统计，《诗经》之外，篇名、诗句俱逸的，有14首，篇名存而辞逸的有27首，篇名逸而词存的有38首，篇名、词俱存的有17首，共计98首。比如《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和其母亲在隧道中相见的情景：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左传》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这些诗都没有被收入《诗经》。这就是说，《诗经》的逸诗几乎占了现存诗集总数的三分之一。
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很有感慨地说：“现在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这一段话对《诗经》的评价有两方面：一、《诗经》的价值性。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中，《诗经》是光芒四射的珍品；二、《诗经》的真实性。在琳琅满目的先人珍籍中，《诗经》颇为可靠、非为赝品。
《诗经》这个名称，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春秋时期，一般称这本集子为《诗》，因为它总数三百零五篇，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诗三百”或“三百篇”。《论语》中就同时出现这两种称呼：“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称作《诗经》是有其用意的。
“经”字的本义，是丝线。许慎《说文》释“经”曰：“经，织纵丝也。”古人用“经”来编连刻着文字的竹片——简，就形成了“册”——古代的书籍，因为经跟册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就用“经”来代表“书”。如《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里的“经”，都指书。汉代董仲舒提倡儒学，奉孔子为儒家宗师，凡经孔子整理过的书籍，都看作是可为人常法之典籍，于是《诗经》的名字便应运而生了。
下面，我们先从作者、时代、地域三方面来进行阐述《诗经》。
流传至今的通行本《诗经》共收诗三百零五篇。我们称“诗三百”，不过是举其成数而已。这三百零五篇诗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各部分的篇数是这样的：《风》有十五国风，其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风》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
《雅》分大、小雅。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另有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
《颂》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从以上所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风》的篇数最多，《小雅》其次，然后是《大雅》和《周颂》、《商颂》、《鲁颂》。
“风”就是民间歌曲，是“土调儿”。它的作者，很可能包括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天真率直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既不想阿谀奉承，去为谁歌功颂德；也不怕那种写了“作则垂宪”就脑袋搬家的朱元璋式的文字网。这些作品多数是以口耳相授的方式传唱的，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因此可以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国风》基本没有留下作者的真名实姓，但是我们从中体会到的思想感情，却是活泼泼、真切切的。它们如实地再现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一一00至公元前五六0年之间社会的状况、风土人情或自然风光。例如《豳风·七月》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其第一章：
【原文】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
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
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
田畯至喜。
【今译】
七月火星向西方，
九月人家分衣裳。
十一月北风呼呼叫，
十二月寒气透心凉。
粗布衣裳都没有，
今年怎样来御寒？
正月里来修农具，
二月春耕下地忙。
我那老婆和孩子，
送汤送饭到垄上，
田官老爷喜洋洋。
诗中对农夫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过程和他们窘迫的生活处境的描写，应当是比较符合西周初期的社会情况的。它的语言是那样质朴，不加雕琢；它的感情是那样真挚，不加粉饰。这样的作品的价值，何曾因了作者姓名的淹没而减损一丝一毫呢？
《诗经》中也有很多贵族的作品，它们大部分保存在《雅》诗里，其中有五篇明确地提到作者的名字。它们是：《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
《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当然，这五篇作品中所标明的孟子、吉甫、奚斯，究竟是何许人，现在也无从详考。
有的作品，可以在古书中寻找到它们作者的某些信息。如《左传》闵公二年说：“许穆夫人赋《载驰》。”《载驰》见于《鄘风》。它的作者许穆夫人约生于公元前六九0年，是卫宣公儿子顽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戴公和文公；两个姐姐：齐子和宋桓公夫人。她从小就以聪慧出名，许穆公和齐桓公都曾向她求婚。她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应该嫁给齐桓公。因为齐国“大而近”，万一卫国有难，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援。可是父亲却把她嫁给了许穆公，所以人们称她为“许穆夫人”。北狄攻陷卫国国都，懿公战死，国人分散。在宋桓公的帮助下，卫国人暂时在漕邑安身，并拥立戴公为国君。不久戴公身亡，文公即位。许穆夫人惊闻故国传来的噩耗，痛心疾首，立刻驱车奔往漕邑，吊唁戴公，又四处奔走，请各大国驰援卫国。按照当时的风俗，国君夫人除非遭逢父母丧事，否则不得出国境。许穆夫人受爱国之情驱使，亲自驱车千里回卫，她的行动遭到了许国大夫的百般阻挠。许穆夫人悲忿不平，作了这首诗，抒发心中的忧伤和救国的决心：
【原文】【今译】
载驰载驱，车儿马儿快快奔驰，
归唁卫侯。赶回祖国吊唁兄弟。
驱马悠悠，驱马踏上漫漫征途，
言至于漕。眼看来到故土漕邑。
大夫跋涉，大夫们千里跋涉来拦阻，
我心则忧。我的心中悲伤不已。
既不我嘉，即使你们说我不好，
不能旋反。也不能让我往回转。
视尔不臧，你们的主张不怎么样，
我思不远。我的思虑更周详！
既不我嘉，即使你们说我不对，
不能旋济。也不能改变我方向。
视尔不臧，你们的想法并不高明，
我思不？我的考虑有什么不妥当？
陟彼阿丘，登上高高的阿丘，
言采其蝱。采些贝母免烦忧。
女子善怀，虽说女子多善感，
亦各有行。每人也都有自己的追求。
许人尤之，许国人对我喋喋埋怨，
众稚且狂。幼稚狂妄真可笑。
我行其野，走在祖国的郊原上，
芃芃其麦。绿油油麦田招人爱。
控于大邦，我要向大国奔走求援，
谁因谁极。谁和我亲谁就赶来。
大夫君子。朝中的大夫众官员，
无我有尤！不要再把我责怪！
百尔所思，你们纵有好主意，
不如我所之。不如我的决定实在。
许穆夫人赋《载驰》一诗的事迹，《左传》中言之凿凿，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一首诗中深厚的爱国情思和卓越的政治见识以及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都使它成为优秀的政治抒情诗。据《左传》记载，许穆夫人归卫不久，齐国就派大将无亏帅车三千乘、甲士三千人戍守在曹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了卫国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许穆夫人诗中“控于大邦”政治主张实施后的一个成绩。
但是，汉代的经师们对《诗经》作者的考证，也不乏主观臆断或捕风捉影之说。如《鄘风·柏舟》一诗，其第一章为：
【原文】【今译】
泛彼柏舟，柏木船儿飘飘荡荡，
在彼中河。漂到河的中央。
髧彼两髦，那额前垂发的人儿，
实维我仪，正是我的情郎，
之死矢靡他。我到死也不改变心肠。
母也天只！我的娘啊，我的天！
不谅人只！为什么对我这样不体谅！
这首诗很显然是写一个姑娘已有了心仪之人，母亲却逼迫她嫁给别人，她激愤地表明自己至死不变、矢志不渝的衷肠。《毛序》对这首诗的解释是：春秋时卫国的世子共伯早逝，其妻共姜要为他守节，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共姜作此诗以明心志。姚际恒《诗经通论》对这种说法表示不满：“（此时）共伯已四十五六岁，共姜为之妻，岂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于共伯已为诸侯，乃为武公攻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墓道）自杀，则《大序》谓共伯为世子及早死之言尤悖矣。”《史记》卷三十七《卫康侯世家第七》记载共伯之事可以作为姚说的佐证：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