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院以素质教育为教育理念，其运作机制有效地弥补了人文学科被边缘化所导致的缺陷。在美国致力于 Liberal Arts教育的本科学院大约有一百多所，知名的有三十多所。这些学院的办学规模都比较小，每所学院通常有两三千名学生。美国历来的知识精英，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还是企业界、政界的重要人物，从这一类人文学院毕业的比例特别高。从办学理念来讲，这些人文学院依然遵循纽曼的有关大学理念的理论，其根本思想是正规的大学四年教育该为年轻的学子提供的并不是实用的技能，而是重人文熏陶和修养的人格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应该超脱日常生活，但是却为将来步入社会打好全面的为人处世的根基，做好发展自我的先决准备。
这些小型的重人文学科的学院所强调的素质教育重在人格教育，人数少，教学质量好，属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形式。美国学术界对这种教育的重要性基本形成共识，并不低估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不过，精英式教育的目标并不是顾名思义地把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为精英。虽然这是非常好的理想，但是并不符合现实。那么到底如何去理解精英式的教育呢？精英式的教育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显而易见，美国有各类高等院校供高中毕业生选择。有常春藤盟校，有像法莎学院这种小型的人文学院，也有加州理工学院这类重工科的规模不大的大学，更有各类职业倾向明显、偏重基本技能的职业学校。这样的多元性为学生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爱好、个性、家庭经济情况和将来职业上的发展方向等等做出现实的选择。这种多层次的高教特征和美国的多元文化相呼应，形成一幅较为健康和均衡的高等教育图景。
针对人文学科日益被边缘化的现象，人文教育界急需改变原来的视角。如果人文学和社会现状之间没有任何动态的交互作用，毫无冲突地融入时下的政治、经济大流，那么人文学也就失去了其独特的功用。由于我们难以对人文学作量化的价值评判（这是人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教育者面临的问题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而应该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边缘化的特征来发挥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同时利用人文学科的特色来提高学生的人格素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倡导人文关怀的理念。
众所周知，人文学被边缘化这一现象是人文学自古以来就面临的，而且还将不断持续的困境。如果追溯到18世纪以前的英国，甚至更早的古希腊、罗马，接受高等教育无疑是自由民和贵族以及精英分子的特权，奴隶和贫民是无法享受这种特权的。英国牛津、剑桥的教育对象是社会上层家庭的贵族子弟。
他们接受教育不是为了取得基本的谋生技能，也不是为了得到缺之不可的文凭，更不是为了完成教育之后的证书；而是为了体现和维持贵族身份，为了培养贵族的举止和社交的礼仪，取得出人头地的机会和人际关系。教育是贵族的特权，教育和贵族拥有的其他特权一样是少有的，平民对之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作为信息时代的学者，人文学者的职责与其说是要消除这种困境，还不如说是如何面对这种困境而发挥人文学科独有的作用。也许这种一直存有的困境本身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永远都难以摆脱的现象。我们换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既然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难以摆脱的困境，那么我们不妨就接受和正视这种事实。即使人文学处在弱势，处在边缘地带，那么我们再通观所有的学科，反而更能清醒地意识到人文学是缺之不可的学科。把知识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时代早已过去，这为边缘化的人文学创造了很好的契机。21世纪显现出人文学和高等教育不可分离的趋势，如何把握和运用这种契机给教育者提出很大的挑战。斯基德摩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以及很多重视人文学的通识教育的高校在弗里曼基金会（Freeman Foundation）的赞助下，成立了教授亚洲文化和历史的专题项目，其重点是在让美国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让学生了解全球化的同时，更要重视整个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哈佛的国际项目办公室从哈佛的人力资源办公室迁到哈佛主校园。这是前任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上任后的第一项大刀阔斧的决定，用来加强本科生在国外求学、实习的机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国外求学、生活和工作成为学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佛大学新任的校长和文理学院院长就非常重视这一趋向。
基于同样的想法，1995年以来中国高校对理工科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全面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导向确实非常明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内人文学科被边缘化的倾向非常普遍，如何阻止这种趋势成了当务之急。现代学生所受的教育应该具有多层次性，因为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即能够在学成之后适应社会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对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和我们所说的精英式的人文教育存在很大的反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强调人文教育的理念却不能忽略。针对势不可挡的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美国现在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并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基础构架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而在于其具有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的巨大潜力。大学应该为各种人才自我发现和自我完成提供条件。除了培养学生的智商以外，对学生情商或伦理智慧（ethicalintelligence）方面的熏陶毫无疑问也应该是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内容。
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之一是把人文教育和职业培训混为一谈。谈到通识教育，我们不能忽略高校内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冲突。和中国现今实行的教育改革一样，哈佛大学设置中心课程的目的是使非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而使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文科内容。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大学素质教育的现状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其实不仅中国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也普遍存在。显而易见，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基本目的是获取一种才能，能用之于社会，从而发展自己的职业前途。
这就和我前面所讲的大学教育目的为何相联系。这同时也和选择怎样的学校，接受何种教育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美国的大专院校有多种选择，如果纯粹是以获取一项职业为目的，那么可以选择一些技术性非常强而又见效快的专职训练学校，比如说会计学、电脑班等等。但是对哈佛大学或是中国的北大、清华一类的综合性大学而言，教育的目的应该超出这些最基本的考虑。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与全世界逐步接轨，教育的需求和目的应该远远超出求职的需求。进一步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出于求职的需求，受教育者也需要接受最基本的人文学的训练。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不仅得修与商业管理有关的专业课，而且近年来还开了商业伦理（businessethics）课程。在美国被传为笑柄的是某总统竟然对亚洲几个国家的元首一无所知，唯一记得的是新加坡有一位姓李的首脑。到世界一流的大学选拔刚刚毕业的拔尖学生是英美一些大公司雇用新人的惯例。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尖子学生的专业，而是在乎他们超常的智能，就读于世界名牌大学的经历以及新颖的思维方式。这些大公司坚信，商界的专长无足轻重，这些新录用的年轻人一经培训，即能进入轨道。
另外，随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和多样化，行业集约化导致不断更换职业的现象。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使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能适应不断变化、更新和发展的社会从而服务于社会。这不仅是某一高校，某一地方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挑战日益加深，大学毕业生不仅要适应局部地方的需要，而且还要顺应国际社会变化的需要。业务（profession）专一的人会越来越少，在一个职业上工作五年、十年后更换职业的大有人在。职业种类和机会越多，跳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日益难以彻底区分人文学教育、通识教育的作用是在于传授专业知识，还是熏陶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道理。过去那种专业定终身的现象不再存在，也非常不现实。
这种起源于英国的牛津、剑桥教育体制的人文传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渗透在高等教育之中。不幸的是这一高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传承逐渐被淡化、忽略，甚至现在连牛津和剑桥大学都不得不随大流，潜移默化地沿袭北美的发展趋势，向市场化、实用化和商业化转化。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在探求哈佛成功办学的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要审视哈佛办学存有诸多内在的本身难以克服的弊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东施效颦的错误。
哈佛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教育部为学者提供了诸多深造进修的机会。不仅学者出国进修、访问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国门也为很多教育系统的行政管理人员敞开。虽然国内高校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外出参观、访问的人员越来越多，但是多半是游客型的，而来美国几家常春藤名校多半也是以“到此一游”为目的，而真正深入了解这些高校的教学制度、师资结构和课程设置，分析其教育制度利弊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
来美国或是世界其他国家（其实大多来美国，欧洲的名校似乎远远不如美国的受人青睐）的名校参观访问固然必要，但是对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而言，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和高校体制以及改革的意愿，了解国外的体制，然后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找到值得借鉴之处。
不管哈佛大学或美国其他常春藤高校的体制实际上有多好，我们不能全盘搬用，也完全没有照样画葫芦的必要。中美（或是英国的，或是欧洲大陆的）的历史背景不同，教育理念和功用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大相径庭，更何况像哈佛大学这类研究型的高等院校也有诸多难以克服的痼疾。我们富有悠久的文化传承，深厚的重视人文教育的大众根基。从目前来看，根据中国具体的情况和需求来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挖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潜力，剖析普及初等教育和完善高等教育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毫无疑问是当务之急。
世界上，没有优秀的高等教育的固定模型，也没有统一的哈佛模型。如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所说，艾略特校长使哈佛达到了现代高等院校的规模，一跃成为美国举足轻重的高校，但是在他任职期间，学生没有任何指定的课程要求，这与今天的哈佛模式大相径庭。上述的哈佛大学管理体制所具有的非中心化的特征更是向我们证明了，哈佛根本无法为其他高校提供有效办学的丹方，其他大学难以都办成哈佛式的高校。因此，每每有很多国际知名高校来访取经，希望求得哈佛办学模式之时，哈佛的校长都难以启齿，因为实实在在没有哈佛模式，一个商学院的高教管理人员和文理学院的院长所描述的图景肯定迥异。因而，这里我们不妨罗列几处哈佛的弊病。1996年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若夫斯基教授在和中国高校校长代表团交流时，开诚布公地指出，美国的拔尖学校，如哈佛和其他的常春藤高校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不仅具有最优秀的本国生源，而且世界各地的拔尖年轻学生纷纷慕名而来，为学校注入很多新生力量。但是在过去的10年至15年内，哈佛和其他的常春藤名校常常受到教育界的抨击。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物理系钱致榕教授就此说过一段非常实在而又风趣的话，他说：“学习美国的大学有两个问题，一是哈佛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常听人在国外学习几年，或是看了些资料，就说哈佛这样，哈佛那样地要学。其实，即使在那儿呆了一二十年也未必完全清楚。”他曾和哈佛校长交谈过，哈佛的校长说不要读哈佛的报告。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看报告而照样画葫芦是会被误导的。钱教授还说，学哈佛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学别人的长处是学不到的，他们的发展需要一连串条件”。
钱教授的这一说法实在是道出了国内高校到国外名校取经的真正问题所在。中国的大学接二连三来访哈佛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有自身运转的机制，与自身的历史和发展路径一脉相承。但是，我们在赞扬其优越之处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内在运作机制的条件，否则光看华丽夸张的外表，往往会产生买椟还珠的结果。像哈佛这一类世界名校，我们依然需要在盛名之下看到其弊端。
弊病之一：高等教育丧失了传统的高等教育具有的人格塑造和人文熏陶的基本功能，换言之，高等教育忽略了教育学生成为一个具有道义感的公民的职责。
哈佛前校长德里克·伯克教授指出，美国“高等教育过于注重的是技能和职业教育，而完全忽略了要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的公民，具有道义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