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的一天，北京都察院门前人头攒动，1000多名进京应试的举人，脑后拖着长长的发辫，操着不同的口音，激愤地议论着《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有关条款，向光绪呈上一份由13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希望光绪能收回成命，停止用玺（盖印），以保障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的尊严。当时，人们把这次请愿活动叫做“公车上书”。
“公车”，本是汉朝给予应朝廷征召晋京任职的士子的一种特殊待遇，即由各地方官府派出车马专程接送。后来，人们便把入京应试的举人称作“公车”。因为参加康有为等人领导的这次请愿活动的，都是来北京赶考的各省举人，所以就有了上面的说法。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名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人称“南海先生”。他自幼丧父，少年时跟随祖父研习经学、史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他生长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南方，青年时代又大量阅读了改良主义先驱者翻译的各种书籍，受到影响。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康有为到香港游览，又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使他觉得中国要想富强起来，就要向西方学习，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作些皮毛的改革。这样，在他的思想里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念头。
康有为两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会试（考进士），都没有考中，但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失地赔款的种种情况，忧心如焚。1888年，他写了一封5000余字的《上皇帝书》，建议光绪立即实行变法，以挽救大清的危局。这次上书被清廷大臣扣押，没有送到光绪手里。主考官徐桐看了，骂道：“如此狂生，竟敢妄谈国家大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眼里哪有朝廷大臣！”他的名字却因此流传北京城。
这也是预料中的结果。那时候，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就是品级较低的官员，也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言事的。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自然会引起徐桐的愤怒。他命人查阅了康的试卷，虽然名列优等，也被他蛮横地一笔勾销。
康有为落第后，在一首《感事》诗中写道：“治字一策真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表达了他虽然上书失败，但是变法维新之志却始终不渝。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初，康有为回到广州，在长兴里“万木草堂”学馆讲学，培植维新变法的力量。一方面给学生授课，一方面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变法做理论上的准备。他把《公羊传》的“三世”之说和《礼运》的“大同”思想糅合在一起，赋予了新的内容，写成了《人类公理》一书，后来经过补充修改，更名《大同书》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以批判精神，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精心设计了一个理想国——大同世界。然而，他的理想国是不用流血革命和艰苦奋斗的，只等人们觉悟后，就能建立起来。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万木草堂”的学子中，梁启超算得上是他的得意门生了。梁是广东新会人，从小聪慧好学，擅长诗文，15岁便考中了举人。18岁那年，读到了康有为的译著，十分仰慕他的道德文章，便来到了“万木草堂”。三年间，他除了研习有关功课外，还参与了康有为编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的编纂和校勘工作。书中否定了封建学究们崇尚的复古倒退思想，大力鼓吹改良图存，提倡变法维新，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后来变法运动的理论准备。从此，师徒俩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们习惯地称他们为“康梁”。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期间，传来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全国舆论哗然。北京城里群情激愤，纷纷反对割地赔款，卖国求和。参加会试的举人也非常气愤，特别是台湾籍学子，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听说家乡被清政府出卖后，一个个捶胸顿足，泣不成声。康有为看到上书请愿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和梁启超在广东籍举人中进行串联和鼓动工作。不几日，各省的举人都跟着行动起来。
他们约集了18省的举人1000多人，在宣武门外松筠庵谏草堂开会。大家一致决议：坚决要求朝廷停止在条约上用玺，不承认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公推康有为执笔起草奏稿。他接受委托，仅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一篇洋洋洒洒、18000多字的《上皇帝书》便写成了。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抄写了几份，送往各省举人传阅，很快便征得了1300多人的签名。四月八日这天，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开到了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大门前。
慈禧太后得到举人们联名上书的消息，赶忙命令光绪提前在《马关条约》上加盖玉玺。等请愿的举人到达都察院时，便以“皇上已经用玺，无法挽回”为由，拒绝了《上皇帝书》中的请求。
这份请愿书虽未能送到光绪手里，它的主要内容已经通过各省举人在全国各地传开了。
书中说：如果割让台湾，就会失去民心，其他各国也会群起效法，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只有废弃条约才能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也只有保全疆土才能延续清朝的国运。请愿书中还建议光绪亲自颁发诏书，承认自己的错误，以激励有识之士，共同洗雪国耻。书中还提出了关于富国强兵的具体建议。
四月九日，也就是“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了，康有为中了进士。不久，被授予工部主事的官职。品级虽然不高，但凭着这个身份，他可以跻身北京众多的官僚群体，为政治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几个月以后，康有为又两次向光绪上了请求变法的奏章。
那时，“亲政”不久的光绪还处处受制于慈禧太后，正想借助变法做一番轰动的事业，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所以，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很快得到他的支持，他立即派自己的老师翁同龢与康有为接触，向他表达自己希望变法维新的想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康有为的名字也更加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