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刘劭主张“量能授官”，才能大小，其准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济。各个职位都应该由适合的人担任，否则官失其位，便适得其反。
李世民用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量才授职，各取所长”。他在《帝范》一书中，从治国平天下的各个重要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方法，以教诫太子李治。其中《审官》一篇，就着重论述了用人应用人所长的问题。
李世民把用人所长作为用人方略的重点。在《审官》
篇中他这样阐述道：“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犹如是也。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于烹鸡；捕鼠之理，不可使之捕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充百而尚小，或统一而已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责以大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才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民。
《书》曰：‘则贤惟难’，良可慎也。”
在此篇中，李世民阐明了人智有长短，贵在能用所长，弃所短的观点。这种舍短取长的见解，比较辩证地解决了如何正确用人的方略。按照这一用人原则，能够恰当地在用人上量才授官，量才分禄，使人才各尽其长，各得其所。
李世民不仅从认识上做到“用人如器，各尽所长”，为了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并且对重要臣子的优缺点都有较深程度的了解，他经常与大臣讨论他们各自的长短。最典型的莫过于贞观四年，李世民与王洼的一次谈心。当时诸宰相侍宴，王洼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对王洼道：“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自玄龄以下，卿可一一加以品评，并可自比一下，和他们相较卿高下如何？”王洼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这一点臣不如玄龄；文武兼修，出将人相，这方面臣不如李靖；奏事敷讲详明，出纳公允，臣则不如温彦博；而处置复杂严重事态，使众务皆得当，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又不如魏征；不过要说能激浊扬清，行事嫉恶好善，臣比起众人来，也稍有微长。”王洼不卑不亢，品评公允精当，李世民听罢，也深以为然。显然，对大臣们的品评，李世民与王洼的看法即使不全相合，相差也不远矣。王洼这番品评得到了众人的认同。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对主要臣属作了一番“品藻”。
他说道：“长孙无忌因身为内戚，善避嫌疑，为人应变，格物迅敏，明于事理，长于决断，古人较之，亦不远胜：
不过带兵攻城，督军作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晓通达，临难不改节操，为官不结朋党；所欠缺的就是不能疾言直谏。杨师道性格纯厚，举止和蔼，做事无误；但其为人有些懦弱，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采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贤贞，然为人过重然诺，于朋友不免有私。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品评衡量人物，直道而言。朕近来任使，多能称朕之本意。褚遂良学问稍过于众人，性格亦坚贞正直，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李世民所作的这番评论，虽有帝王主观因素在内，但也有相当的客观性。譬如说长孙无忌为人谨慎，言行循规蹈矩，做事深思熟虑，以之处理日常事务自能胜任，但正因过予谨慎，所以不能打仗；岑文本自幼有胆有识，明于事理，敏于文章，办事严谨缜密，为人心地光明，乃文墨宰相，实是栋梁之才，李世民对他很是放心；刘洎性格耿直，对李世民诤谏不已，多次逆鳞，李世民对他很不“放心”；马周一代贤臣，才略过人，性格豁达，政务勤勉刻苦，李世民对他很满意，以为腹心；褚遂良虽有才华智略，为史之名家，奈何为人素无骨气，不敢谏诤，一味顺旨。
李世民从帝王的角度来评价臣子，虽然片面，却基本都说中了他们的优缺点。李世民对手下的文臣武将有一个深刻了解，明了其才智为人，掌握其长处短处，所以用人得当，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长处，发挥了贞观政治的人才优势。而这优势是用人的优势，并非人力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