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材用法制推动一切，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振兴了衰弱的宋朝。因此，连列宁也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但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赞同。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祜占三年春，被擢升为了三司度支判官。他根据自己在地方任职的亲身经历，于第二年写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因为其洋洋洒洒有上万言之多所以又被称为《万言书））。
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开篇就分析了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内外交困的窘境，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遵守国家法令和方针、政策，主张“按照宋太祖、太宗的思想进行革新，为改革找到了一座靠山，希望以此减少变革的阻力。”
对于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培养、选择和任用方案。此外，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朝廷的财政困难是由于“理财未得其道”所造成的，提出要发动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生产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将这些财富用之于必需的开支。
尽管《万言书》切中时弊，对挽救时局具有一定的功效，但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已经老矣，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现状，而对王安石的《万言书》
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通过这次上书，却为王安石十年后主持变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当神宗即位时，这位久仰王安石风范的年轻皇帝任其为宰辅大臣。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亲自负责，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次年，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正宰相，将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
然而，王安石的变法立即遭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批元老重臣纷纷辞职，朝廷中也流传着“生老病死苦”的讥讽之语，说是王安石变法革新天天“生事”；曾公亮以“年老”而周旋其中，时依时违；富弼、韩琦二人因不满变法而“称病不出”；唐介反对王安石，与之争论不是对手，又得不到神宗支持，结果背疮发作而死；赵则对当时的局势表示无可奈何，大喊“苦也，苦也！”这种“生老病死苦”的说法还流传到了社会上，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尽管如此，神宗还是坚持信任王安石：对那些元老旧臣的反对不予理睬，而王安石则当面讥贬这些人是“粪壤”、“烂石”、“朽木”。按理神宗应该为老臣们找个台阶，但他不仅没出来打圆场，而是大笑一声，不置可否。
因此当时就有大臣感叹：“皇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意！”可见神宗与王安石的密切关系。
但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毕竟基础太弱，在反对派的鼓噪下，不久竟引起太皇太后的干预。太皇太后说：“我听说民间苦于青苗法和助役钱，不如将其罢免。”
神宗说：“这是利民之事，不是苦劳百姓。”
太皇太后又说：“王安石的确有才学，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了。皇上想保全他，不如暂且让他外任，过一两年可再次召用。”
太皇太后是神宗最为敬重的人，加上此时神宗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部分变法措施也产生扰民现象，使神宗不得不将王安石调出京城，到江宁任知府。不过，不到一年神宗又召回王安石，复其相位，希望将变法事业进一步推行下去。二次任相的王安石虽然想再展宏图，但变法因为吕惠卿的破坏而遭到致命打击，另一些曾积极参与变法的官员也起来反对变法。
为了坚持变法，王安石又任用了所谓的少壮派，对文彦尊等元老则一律排斥，对于其他神宗看重的官员也不予任用，这就使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分歧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君臣失欢。
于是，王安石第二次在相位上待了不到两年又黯然辞职，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罢归江宁，次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只领集禧观使虚衔。从此以后，王安石过着田园生活，论诗会友，甚至皈依佛门，在佛教中寻求精神的解脱。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由神宗母、太皇太后高老太太摄政，以司马光为相，王安石所掀起的变法设施也被一一废止。
就这样，暮年的王安石更加悲愤失意，原本瘦弱的病体更加虚弱，难以支撑。第二年，这位以改革为己任的赤胆忠心之臣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才六十六岁。
王安石生活于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宋代积贫积弱而导致被动挨打的耻辱，因此他针对时弊，勇于革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惧”的口号，从经济、军事和科举等方面开展了全面改革。尽管变法过程中有不当的地方，但对于增强当时朝廷经济实力来说，却大收功效。他所提出的“以义理财”思想，与今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评价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时，赞叹道：
“呜呼，此其言何其与今世经济学、财政学原理相吻合之甚耶。荆公理财之政策，具于是矣。而后世乃以聚敛之臣目之，抑何其与公之精神适相反耶？”
改革就是一种创新，改革并无固定模式。王安石的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改革精神对于今天正处于改革大潮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极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