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本来就容易招人嫉妒。为富不仁，恃富凌人，是给人修理自己的借口。牢记“富而好礼”，这是孔子教给人们的处世秘诀。
范蠡载美泛湖后，来到了齐国。他唯恐树大招风、引来不测，便隐姓埋名，更名为鸱夷子皮。那意思仿佛是说，自己是盛酒的革囊，用起来可以很大，收起来又可以很小，舒卷自由，能屈能伸。
在齐地住下来以后，他便试着用自己的才智致富。他在海边募人开垦荒地，从事生产，积累了大量钱财。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鸱夷子皮很有本事，便请他入宫。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当到卿相，种地得到千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去享受，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大印，不久，又把财产散给穷人，悄悄地离开了海边。
他听说陶是当时天下的中心，交通枢纽之地，也是经济和贸易的会聚点，是经商的好场所，便带上部分财产在陶定居，自称“陶朱公”。他平时从事一些农牧生产，但主要通过囤积居奇等候时机再行转卖等方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不久就成为巨富，天下都知道有个富商“陶朱公”。范蠡又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他自己则闭门不出，最后在陶善终。
范蠡致富的诸多成功经验，如“水则资车，旱则资舟”（洪水期准备天旱商品，天旱时筹划做船的生意），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贷殖列传》作为例子。《史记》和《汉书》的许多地方都把“陶朱”当作巨富的代名词。
由于体式的约束等原因，司马迁没有另辟章节为范蠡树碑立传，却把《越王勾践世安》的后半部的篇幅留给了范蠡，足见司马迁对范蠡的偏爱。文章最后说：“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字里行间洋溢着由衷的慨叹，令后人无限地产生钦羡之情。
《尚书·洪范》中阐述道：“向来有五种福分，一是寿，二是富，三是健康平安，四是修养德行，五是能善终。”一个人，若能够做到舍弃骄横吝啬，压制怒气断绝 欲望，才可能享受这五种福分。范蠡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