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动乱时期，人才越显得重要，天下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才之争。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在用人上各有独到之处，因此能形成鼎立之势。而曹操是其中最杰出的，他手下的能人最多，实力也最强。
袁绍和曹操一起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问曹操：
“如果这次兴兵不能胜利，我们以后将依靠什么来完成大业呢？”
曹操反问道：“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袁绍说：“我将南面依据黄河，北面凭靠燕、代，合并少数民族的兵力，然后向南去争夺天下，差不多会成功吧？”
曹操没有正面回答袁绍，而是说：“我不像你这样依靠地理环境和外族势力。我只任用天下有智力的人，用道义去统御他们。如果这样，就会无往不胜。”
这句话充分体现出曹操对人才的重视。“任天下之智力”就是曹操聪明和老练的地方。
曹操在颁布的《封功臣令》中指出：“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
曹操用人，被公认为是唯才是举、重才不重德的典型。其依据便是他为求贤而下的著名三令：
建安十五年下《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下《有可取士勿废偏短叙》：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止矣。”
建安二十二年下《举贤勿拘品行令》
“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综合分析曹操的三次求贤令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我干事，不管你是什么人！然而在此之前，从他初举义兵到平定北方鼎足三分，他已用了许多人，谋士如郭嘉、许攸、荀戚、荀攸等等；降将有张辽、张绣、张鲁；
隐士有田畴、邴原；文士有王粲、陈琳等等。他们众星捧月般围绕在曹操的周围，或运筹帷幄，或决胜千里，或文或武，或隐或仕，都能不失时机地为曹操的事业添砖加瓦。
毛介曾为曹操出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掌握政治主动权的策略；许攸、荀彧为官渡之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当曹操准备从官渡退兵时，荀或制止了他的行动，让他坚持下去，以奇兵攻袁绍。后来许攸从袁绍处投奔曹操，出了火烧鸟巢粮草之计，从而一举破绍；而在曹操北征乌桓、扫平袁绍残余势力之时，郭嘉抱病随行，临病终之时还为曹操留下了锦囊妙计，使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就得了袁绍两个儿子的首级。隐士田畴本是幽州牧刘虞的从事，后刘虞被公孙瓒所杀，他因不能替刘虞报仇便逃到山中。在曹操征乌桓时，田畴毅然出山为曹操做向导，开山引路，出其不意地打败了乌桓。
至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虽然“一言不发”，但作为曹操礼贤下士的幌子，毕竟也算一用吧？并且徐庶既不能为刘备出谋划策，便等于刘备少了一个助手，曹操便有比刘备多用一人的可能，这也算是一种用人的方式了。
而所有这些人，都与令上的标准有差异。从令上标准看，曹操用人也拘品行！
假若关羽不义，也来个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曹操是否会让他杀人不偿命地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就很难说了。
还有毕谌，本为曹操别驾。张邈叛变后，劫持了他的母亲兄弟和妻子。曹操对他说：“你的亲人都在张邈那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毕谌当时叩头表示忠于曹操誓无二心。可从曹操那里一出来，就偷跑到张邈那里。等到叛变被平定，毕湛被活捉，大家都替他担心。可曹操却说：“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难道不也同样会忠于他的君王么？这样的人，正是我所要任用的！”于是曹操不但没杀他，还把他任为鲁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