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驾驭自己的情绪，不要率性而为，不要成功了之后便欣喜若狂，为所欲为，失败了之后就一蹶不振，心灰意冷。
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白成率领大顺农民军开进北京城。京城百姓夹道欢迎，崇祯帝吊死在景山。
队伍进城之后，李白成这个当年的驿站马夫，立马承天门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多年征战，终于获得了胜利，一股自豪之情涌上心头。
李自成安排好崇祯皇帝的遗体和其他善后工作，就忙着进行稳定京师人心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他首先向民众发布公告：大顺天子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市民听之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时他也注意到自己部队中的纪律问题，严禁士兵侵扰百姓。有两个士兵因为抱了前门地区铺中的绸缎，被立即正法，并将他们的手足钉在前门左栅栏上，以做效尤。
对于明朝的那些罪恶昭著的皇亲国戚、大僚和专权的宦官则严惩不贷，入城第三天就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斩罪官二百余人，对于中小官员，凡有投报的则酌情使用。不几天，北京城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百姓安居，商贾乐业，一片和睦繁荣的气象。
大好的形势，使不少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开始自我陶醉了，也随之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以为只要举行了皇帝即位典礼，表明天命归顺，天下就可以领诏而定。在京的文武官员都忙于筹备皇帝即位典礼。
此时以宰相自居的牛金星，则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好友，迎来送往好不热闹，俨然是一副太平宰相的样子。其他官员也效法而行，骄傲自满情绪抬头了。
以刘宗敏为首的武官则忙于追赃助饷，在京城的旧官按官位大小，摊派饷银，多者十万，少者数千，如有不交者，则严刑拷打。追赃风从北京波及各地，追赃范围竟扩大到幕僚小吏以至于商人，手段也日益残酷。各地官绅富户，如受汤火之苦，人人自危。李自成发现此事，认为各级义军首领，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只为钱财，一味地专事追赃，对大顺政权有害，于是下令，凡在押官僚不论是否交足银饷，一律释放。这样北京的追赃风有所收敛，但各地却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
义军部分首领的胡作非为，直接影响了军纪，士兵常违法乱纪，而对他们的惩处却远没有刚入城时对抢绸缎的士兵那样严厉了。大将刘宗敏则自恃功高，把持军务，大力追赃。李自成虽然生活俭朴，但是却以帝王自居，深居内宫，对部下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这时，已经答应归顺李自成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等重要将领，正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行至半途，吴三桂得知义军在京大肆追赃，严刑拷打众官，自己的老父也受酷刑，爱妾陈圆圆又被刘宗敏强占。于是大怒叛变，率部众回师东退。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以“为君父复仇”为名，出卖民族利益，要求清统治集团出兵，联合进攻北京农民起义军。此时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急召文武官员商议，本拟派刘宗敏、李过率军收复山海关，但此时的二将，志得意满，毫无斗志，不得已才下令亲征。
李自成对久怀入侵关内之心的清统治集团本来就缺乏必要的警惕，这次则根本没考虑到吴三桂勾结清军共同来犯，李自成只率领六万兵马贸然出城，结果仓皇败退。
李自成退回北京以后，清军跟踪而至，李自成命令刘宗敏、李过、唐通等将率兵抗击，再次大败，刘宗敏负伤逃回。而此时北京周围的地主武装也纷纷组织起来，袭击农民军，而义军内部因为认识不统一，不少将领图享安逸，主张退回关中，李自成匆忙称帝之后，率军西退，最后以失败告终。
刚刚取得胜利，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所以成功与失败之间，往往只有一步。这看似是命，其实不然。成败虽也靠时运，更在于自身的努力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