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年8月14日，我来到了纽约州斯塔腾岛德托普村。此前我一直过着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因为我不想引起任何无意义的误解。对于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几乎一无所知，看一看不象我那么闭塞的人怎样生活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渴望能从这里学到些什么。
如果我能对社区有用，从社区的角度来看，也许正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一个正在对社区成员已经习惯的事情进行观察的人。不过，我或许能注意到一些仅仅因为社区成员太熟悉而可能忽略的事情。也许我能以这种方式对社区有所帮助，不过我只能讲我对这一类事情曾有过的反应如何，以及我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从事心理学理论和研究工作，过去曾进行过临床心理治疗的情况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用的方法不同，求诊的人不同——一般是大学生和享有特权的人物。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学习如何小心谨慎地待人，体贴娇惯，温文尔雅，就像他们是易碎的瓷器一样。但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切引起我极大兴趣，而且有证据表明，我过去的态度可能完全是一种错误。我所知的关于辛那侬的情况，以及我的亲眼所见都表明，把人看作易碎的茶杯，以及认为绝不要对任何人高声说话以免伤害他，或认为人会很容易大哭大闹或自杀或发狂，所有这些想法都已经过时了。
这些团体的想法和做法与我以前所接触过的截然相反，人是非常顽强而不是脆弱的。他们的承受力极高，最好是直截了当地对待他们，不要拐弯抹角，或轻手轻脚地从背后包抄他们，应该直视问题的中心。我称这种治疗方式为“无废话疗法”，它的作用非常大，可以用来清除防御、文饰、面罩、回避、世俗的客套。也许人们会说：“世界是半盲目的。”不过在这里我却看到一个透明的社会情境。在这些团体中，人们拒绝接受通常的面罩，他们剥开面罩，拒绝接受任何废话、任何借口或遁辞。
当然，我曾提出一些问题，但被告知这一假想是很起作用的。有人曾自杀或出过什么问题吗？没有。有人由于这样对待而发疯吗？没有，而且我亲眼看到了这一点。有非常直率的谈话，效果很好。这和我过去的训练发生了矛盾。对于我这样一个理论心理学者来说，这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弄清人性大体上是怎样的。它提出了一个真实的有关整个人类的本性问题。人有多么坚强？他们能承受多大份量？主要的问题是，人能接受多少诚实？它对人有多少好处？有多少坏处？我想起了埃利奥特说过的一句话：“人类承担不了太多的真实。”他是说人不能直截了当地承受真实。此外，在这个团体得出的经验也表明，人不仅能承受诚实，而且诚实非常有益，非常有疗效；它能使事情更快地运转。即使诚实造成伤害时也是如此。
我的一个朋友对辛那侬很感兴趣，他曾表示过，一个吸毒上瘾者经历过那里的治疗后，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亲密关系、真正的友谊和真正的尊重。他第一次体验到直爽和诚实的可爱，并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他能成为他自己而人们不会为此而伤害他。这是非常愉快的：他越是保持他的本来面目，人们也就越喜欢他。这时，我的朋友说出了使我非常感动的话：他想他很喜爱的一个朋友也许也能从这种生活中受益。他甚至说：“可惜他不是吸毒者，不然他就能到这样奇妙的地方来了。”这听起来简直近于疯狂。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小理想王国，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你能得到真正的直爽、真正的诚实，和诚实中含有的尊重，有一种像大家庭在一起活动的真正团体的生活经验。
我不禁又意识到：难道这不正是良好社会的某些因素吗？不正是“愚蠢”的排除吗？我曾研究过北部印第安黑脚族，他们是极完善的人。我对他们非常感兴趣，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逐渐和他们熟识起来。我有一些很有趣的体验。我进入这片少数民族保留区时有一个印象，好象这些印第安人是被存放在一个架子上，就像存放标本等一类收集物一样。后来我却逐渐地改变了我的印象，在保留地上生活的印第安人是很有教养的人。当我把他们和村中的白人相比较时，我简直弄得越来越糊涂了。我逐渐发现，这些白人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丑陋混杂的人群。于是，问题产生了：收容院在哪里？谁是看管人，谁是住院者？每一件事都混淆不清。在这个小型的良好社会中就是如此。保留地不是荒蛮之地，而是沙漠中的绿洲。
在这里的一次午餐谈话中，我有了另一种想法。我们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人最普遍的需要是什么？在我看，似乎有相当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有数的几种，那决不是什么复杂的事。
第一，他们需要有一种安全感，使他们觉得有保障，幼小时需要照顾，觉得没有危险。
第二，他们需要有一种归属感，如有一个家，一个部族或团体，或有某种组织使他们能感到自己有权利作为其中的一员。
第三，他们必须有一种受到敬重的感受，觉得人们对他们怀有感情，觉得他们值得他人喜爱。
以上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你能谈论心理健康、谈论成熟和坚强、成长和创造，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心理药物——能产生维生素一样后果的药物。假如这是正确的，那么，恐怕大多数人都患有这些维生素缺失症。这一事实被各种各样的手法掩盖，但真实的情况是，一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缺少真正的朋友。只有很少数的人能有心理学者所说的真正友谊。从理想的角度考虑，婚姻也大都不是很美满。你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所共知的难题——不能抵制酗酒，不能抵制吸毒，不能制止犯罪，不能制止任何不道德的——都是由于缺乏这些基本的心理满足而造成的。问题在于，德托普村是否能提供这些心理维生素？当我对此调查研究之后，我的结论是它能提供。请记住它们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没有焦虑，没有恐惧；其次是感情，有喜爱你的人；再次是归属，你可以归属于一个团体；最后是尊重，你能受到他人的敬重。德托普村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能提供这样一种环境，并使这些需要有获得的可能。
我的心头涌现出很多的印象和想法，我曾经提出过千百个问题，也试想过千百种答案，问题是这样的：有一种直率的诚实，但有时听起来甚至近于残酷的粗鲁，你是否认为它能为安全、情感和尊重提供一个前提条件呢？它有伤害，而且必然会有伤害。你们每一位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里有一个我们见到的前景，真是箭拔弩张，没有温文尔雅，非常爽快，非常直接，非常生硬。你认为这对你能起作用吗？这是一个我非常想听到回答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这一特殊的团体活动是否能提供那种归属感？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人都彼此情投意合，每一件事情都由团体关照吗？这种情感以前是否缺失？很有可能这种粗杂的诚实并不是一种侮辱，反而含有一种尊重。你能相信你的所见吗？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吗？这能否成为尊重和友谊的基础？
在很久以前，我曾听过一位分析家的谈话。那时还没有团体疗法，他也谈论过这种诚实。在那时他所说的听起来很可笑，而且有点不近情理。他说：“我让我的患者承担他们能够忍受的最高焦虑负荷。”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让患者尽量多承担，那就是他将提供很多治疗，因为他提供得越多，整个疗程进展也就越快。从这里的经验来看，它似乎毫无可笑之处。
若从教育的角度思考，也可以把德托普看作一种教育制度。它是一个绿洲，一个小型良好的社会。它提供了所有的社会都应该提供但并未提供的东西。从长远之处着眼，德托普提出了全盘的教育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如何利用教育的问题。教育并不仅限于书本和文字。德托普的课程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教人学会如何变成一个优秀的成年人。
从自我实现角度考虑，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自我实现。假如未能自我实现，那一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打乱了发展过程。这里添加的论据是超过我所认识到的，对成熟、责任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那么强有力，以至使它能够承受你们所托出的所有这些粗鲁的东西。至少这对某些人是适用的。这些人不得不在这里打开他们的道路，越过痛苦和难为情，等等，我深感这是比我所能认识到的更强有力的自我实现需要。当然，这里的人是能够承受这种粗鲁对待的人。不过，不能承受的又是什么人呢？有多少人曾因为诚实太痛苦而回避诚实呢？
关于责任心的发展方面，不仅要教养成年人承担责任，也要相信他们能承担责任，并让他们为尽责而奋斗、流汗。让他们自己尽心尽力，而不是过分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或包办代替。当然，另一方面，完全不管也不行，但那是另一回事。我推测：这里所出现的情况正是责任感的正向发展。在这个近似封闭的地区，你从任何人那里都听不到一句大话，假如你必须做某事，你就不能不去做，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去做。
我可以举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他们是坚强的人，自尊的人，而且是最勇敢的战士。他们是硬汉子，敢于承担责任。如果你注意观察他们如何发展到这一步，我认为那是通过对他们的孩子的尊重得到的。
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力图打开一个通向小屋的门。那是一扇很重的门，他起初打不开，但他却不停地推来推去。如果换作其他族类的父母，这时就会走过来为他打开那扇门。然而，印第安黑脚族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看着小孩推门，直到半个小时以后小孩推开门。小孩虽然弄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过人人都称赞他，因为他能自己完成任务。我认为，印第安黑脚族人的旁观要比普通人更尊重那个孩子。
另一个例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男孩的行为。他有七、八岁的样子，经过仔细端详，终于看出他是印第安人中的富家子弟。在他的名下有几匹马和一些家畜，还有一包贵重的药品。有一个成年人要买那包药物，那是小男孩最值钱的财产，我从他的父亲那里得知。当他面临这一难题时他有些不知所措。请记住，他才只有七、八岁。他所做的是自己到野外去思索。他走了大约两三天，在外面过夜，自己考虑该怎么办。他不请求他的父亲或母亲给予建议，他们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办。三天以后他回来了，宣布了他的决定。要是我们，我敢说我们将会告诉一个七岁的孩子该怎么办。
对于新的社会疗法的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想法，可能证明对于你们是有专业兴趣的。有一种新的工作在你们的面前展现，那是一种行动主义者的工作，它更需要的是实际经验而不是书本训练。它是老式行政官员和教师的一种结合。你必须从事人的工作；你必须喜欢直接和人打交道，而不是远离他们；你必须对于人性有尽可能丰富的知识。我曾称它为“社会疗法”。这似乎是非常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做得最有成效的人不是得到过博士学位之类的人，他们是“白丁”，完全是自己弄懂事物的原理的，他们懂得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例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用力，什么时候应放松。
世界上有98%的人，你可以称之为“没有特权的人”，这些人需要做许多工作。另外，如何教导不识字的人学习也成为强迫的任务；还有利用精神病学知识帮助人成熟并增强责任感的问题，等等。现已感到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很短缺。我的印象是通常的学院训练可能对此有些帮助，但那是很不够的。这些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已落在社会工作者的手中。一般社会工作者，就我所知，通常并不理解应该做些什么。换个方式来说，就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因此，做这些工作的最佳人选应该是经验丰富的人，而不是仅仅懂些理论或皮毛的家伙。德托普令人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由经历过实际考验的人管理的。在德托普，治疗师知道如何对其他患者讲话。从某种意义来看，这是一种工作，它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专业。
我能轻易地举例说出社会革命在不同领域发生的情况。所有的教会都在改变，宗教也正在改变，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进展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些；但它们都是沿着同一的优美心灵的方向发展，即沿着人性更丰满的方向发展，这是人所能到达的坚强的、创造的和欢乐的目标，是享受生活的、身心健康的人的方向。你可以说这是优美心灵的宗教，而且它正在出现。我曾写过一本书，即《优美心灵管理》，那是讨论劳动环境、工作任务和工厂等等问题的，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一场革命，有些地方整个工作环境弄得非常适合人性而不是非常糟，所采取的措施能使人性得到发展而不是削弱。
在婚姻、爱情和性的方面，有些书和文章及调查研究也以同样的方式，它们都指向某种理想，指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使一个人成长得尽可能完善，使他的本性尽可能地充分发展。
当然，我们的社会仍然像一块僵死的、沉重的东西。但有许多生长点，许多不同的点，你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波涛。众所周知，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也在进行这些事情，也许有几十处之多。不过，我们很少听到它们的情况，因为它们是独立地发展的。假如你有了一个精彩的想法，假如我有了一项发现，有了某一创见，我知道，正如我能酝酿成功一样，某些人在同一时间也在酝酿着。这往往是对现状的一种反应，敏感的人将做出迅速的反应。
教育制度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把所有的经验，不论好的或不好的，都聚集起来，我们将有可能剥开整个可诅咒的教育制度的表皮，而且我们也能重建教育。我们能提出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教育制度。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因为它要求一种人的现实，人的需要，人的发展，而不是某种千百年来的传统遗产，那些古老的典章早该放入博物馆了。
探讨优美心灵教育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们能够接受我的提议，把辛那侬当作一种开拓性实验对待，后人对你们的评价决不亚于核武器专家。干起来吧，只当全世界的人都在你们背后注意观察，看你们的努力的成果如何——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成功，什么失败。
我曾参加过一个交友小组的活动，我简直不能想象如果我在那里呆的时间较长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什么人对我那么粗鲁，它和我所习惯的社会——大学教授的社会——完全不同。教职员会议肯定不会像这样交往。那并不是什么可诅咒的事，假如我愿避免一切客套，没有什么人会对我说一声“呸”。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就是这样，我想即使粪便埋到他的颈部他也不会说那是“粪便”。但这次完全不同，它使我有点震惊。在我习惯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非常客气，因为他们都想回避交锋。在我的周围有一大群谨小慎微的老处女——我指的是男性“老处女”。我想如果你们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教职员会议并有所交锋，那一定是一件大好事。那会把整个事情弄得底朝天。我猜想，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猜想你们实际上还没有得出答案。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留下来而另一些人不愿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假如你认为这是一种教育制度，那么就有必要问一下，它对多少人口是有好处的？你能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受教？有多少人不愿受教？但请记住一点，没有来过的人是不能作为失败来计算的。
在德托普的人克服了一个障碍，克服了一种恐惧。但对于那些不能越过这种恐惧的人，你们是怎样对待的？从各个方面来衡量，他们和你们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你们将从这里毕业，将来要在别处筹建和这里一样的事业。到那时，你们必须解决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留下来的问题。对于精神分析，对于个人的心理治疗，问题也一样。他们依据他们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正是这种直率把患者逐出治疗。他们所做的是非常温存地对待患者并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度过，然后才真正开始接触深层的问题。他们力图先建立一种关系，然后再施加一点压力。这和此地的方法是矛盾的，在这里，谁也不会等上6个月，集中的治疗立即开始。问题是哪种方式更好？对谁更好？对多少人更好？与正规的精神分析过程相比，这里的进程似乎要快一点。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所接受的理论和我在治疗中应用过的理论，都强调不需要让患者知道真实情况，认为那样做没有多少好处。在我的治疗过程中，我只是帮助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真实情况。可以预计，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真情不是很容易看清的事。你不得不逐渐地面对真情。我向你们报告的是向你们提供一个对比的画面，说明这里的做法是把真情和盘托出，直接捅到你的面前，没有人会坐等几个月为自己发现真实情况。至少留下来的人能接受这种作法，它似乎对他们有益。但这和全部精神病学理论是相悖的。
由于某种原因，团体是一种帮助，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团体总是能起作用。我有丰富的印象但还没有来得及分析研究。我不能肯定从中能得出什么原理，因为还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从我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即团体反馈给你的东西是你从一个人身上进行100年精神分析也得不到的。谈论某人的行为表现以及其他特质，确定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然后让五六个人对你提供的信息进行判定，发表赞同与否的看法，这种方式很有启发意义。如果你能获得外界对你的真实画像——外在的或内在的，也许你就能形成你的自我同一性概念或你自己的真实画像。这是一个新的设想。在精神分析中还没有提出这样的设想。你在别人看来如何是不必重视的。你的真实面目如何只能依靠你自己的内脏、内部条件和你的梦与幻想在你自身内去发现。
我觉得，假如我留在那个团体中，我会听到许多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事情。我将得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资料，就好象有一台电影摄像机，它能把他人看到的我赤裸裸地显示给我自己看。然后，我能掂掂它的份量，一面打量一面思索，问一问自己，他们的看法是对还是错？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我觉得这能使我更多地了解我自己。在寻求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这种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有益的。
在你熬过了痛苦以后，自知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知道某事总比怀疑它、思考它要好得多。也许他不理睬我是因为我不好，也许他们那么对待我是因为我不好。对于普通人，生活仅仅是一连串的也许，他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嘲笑他或不笑他，觉得自己不必再做猜想是一种非常安然的感受，自知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