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看世上的一些读书人，评议古今无不头头是道，好像对这些了如指掌，但是一旦真要重用他，要他去处理实际事务时，多数都无法胜任。他们生活在太平之世，不知道有丧国乱民的祸患；他们在朝廷里当官，不知道有战争的险急；他们俸禄供给稳定可靠，不知道耕作的劳苦和艰辛；凌驾于吏民之上，不知道从事劳役的愁苦与繁重，这样他们就很难应付时势和处理政务了。
【原文】
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籤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译文】
晋朝南渡，对士族优待宽容，因此江南的文士缙绅中有才干的，就能被提升为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来执掌机要。那些稍懂得一点文义的多数迂诞浮华，不知道怎么处理世务；即使他们有了点小过错，也不好杖责刑罚，因而就只好给他们一个名高职轻的位置，以掩饰他们的短处。至于那些台阁令史、主办监帅、诸王签省等职务，都要求对工作通晓熟练，并能适应临时需要来处理实际事务，纵使他们流露出下等人的情态，还可以鞭打监督，所以多委任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使他们的长处得以发挥出来。很多人往往没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世上文士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任用下等人而疏远士大夫，这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睫毛是一样的道理。
【原文】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译文】
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穿宽大的衣服，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厚底鞋，出门以乘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都没有骑马的。宣城王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就经常骑着，结果被朝廷上下认为是他的行为狂放不羁。以至于当时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侯景之乱爆发的时候，士大夫们个个细皮嫩肉的，承受不了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气喘如牛，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结果往往是在仓促间就一命呜呼了，由此而丧命的到处都是。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吓得魂飞魄散，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俗竟然颓废到这种地步。
【原文】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译文】
古人为了能够体验务农的辛苦而亲自耕种，这也是能让人珍惜粮食、重视农业生产的方法。民以食为天，百姓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三天不吃饭的话，父子之间也会没有力气互相问候照顾了。粮食要经过耕种、锄草、收割、储存、舂打、扬场等好几道工序，才能放存粮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重视商业呢？江南朝廷里的官员，虽然随着晋朝的复兴，南渡过江，流落异乡，到现在也经历了八九代了，但他们却从来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完全依靠俸禄过活。即使他们有田产，也是随意交给僮仆来耕种，他们甚至都没见过别人翻一垄土，插一次秧，不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又怎能懂得人世间的其他事务呢？因此，他们做官却不知道为官之道，治家又不会经营之方，这都是养尊处优造成的后果啊！
【评析】
颜氏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朝廷官僚“不涉世务”，也就是不干实事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颜氏提出了知识分子要有益于社会，不能只是高谈阔论，抚琴读书，身占其位而不谋其事。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他认为国家大致需要六种人才：一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二是有修养的理论家和学者；三是有勇有谋卓绝善战的军事家；四是清廉称职的地方官吏；五是奉命出使不辱君命的外交官员；六是精通建造事业的管理者和工程技术专家。要想做好上述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勤奋好学，爱岗敬业，且有操守德行，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德才兼备。人的才能有长短之别，所以不能要求每个人对这六个方面都很精通，只要大体上懂得一些，然后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有所专长，并能胜任工作，就当之无愧了。可以看出，颜氏的人才观，含有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合理因素，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是有相通之处的。
颜氏把那些不懂事务、缺乏实际能力的士大夫描画得入木三分，指出像这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做官做不好，治家也治不好，整日养尊处优，这样是无法顺应时事和担当国家大任的。
其实对子弟进行涉务的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明智的古人都很注重这些。明太祖朱元璋就很注重对儿子在这个方面的教育。朱元璋出身贫困，经过艰苦的征战，由一个平民当了皇帝。为了使儿孙们能够继承和守住这份王业，他想让儿子朱标从童年时起就了解这些情况。于是，他便在朱标十三岁时吩咐返回老家，祭扫临濠的祖墓。
行前，他向儿子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商高宗未即位前就经受了各种劳苦，周成王也是老早就接受了《天逸》的教训。因为他们都深知小民的疾苦，所以他们继承王位后都勤俭持政，成为一代明主。你生长在富贵的环境里，习惯了安逸的生活。现在让你回老家一趟，途经田野，观览山川，可以通过路途的崎岖了解鞍马的辛劳，观察百姓的稼穑以懂得衣食的艰辛，察知民心的好恶以明白风俗的差异。到了祖宗居住的地方，你要访问一下父老乡亲，打听我起兵渡江时的事情，同时要牢记知晓我创业的艰辛。”朱标遵命而行，在官员的陪同下祭扫祖坟，访旧问贫，观风察俗，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人生体验。
朱元璋很善于结合平时生活中的平凡事例，随时随地教育儿子。有一次，他的儿子跟他外出，朱元璋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儿子教导了一番。他特意叫手下带路，沿途到农民家中一家家地察看，看他们家里的器物，还特意看他们吃的饭食。观看完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后，回到宫中，朱元璋就语重心长地对儿子朱标说：“你知道农民的辛苦吗？他们身不离田地，手不离犁锄，一年到头劳作不息。可是你看他们，住的却是茅草屋，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而国家的经费却都要他们负担！我之所以特意提醒你，是想让你知道，以后凡是吃穿住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生活的艰辛，要尽可能地使百姓免于饥寒。如果不顾一切，只知道横征暴敛，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帝王之子，有的会成为新一代的帝王，朱元璋教育自己的儿子要爱民，可以说是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
立朱标为太子后，朱元璋更加注重教育儿子了。他强调让朱标习兵：“以前周公教导成王整治军队，召公教导康王整顿六师，这都是居安思危，不忘武备的缘由。因为将要继位的嗣君，大都生长于富贵之家，贪恋安逸的生活，对军旅之事则一窍不通，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不知所措了。”
朱标二十三岁的时候，朱元璋对这个从小就严加管教的儿子还是不放心，他命令从这时起，政事均交付朱标处置，然后再呈报自己。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儿子在接班前进行模拟听政，从而成长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曾对朱标这样讲：“自古至今，创业的君主经历艰险，饱受辛劳，深知人事物理，所以处理政事均无偏颇。而收成之君，是在富贵环境中长大的，如果平时不练习体验，以后执政很少没有不错的。因此，我特意让你每天临朝，练习处理朝政。”在练习治政时，朱元璋还指导儿子要做到“仁”、“明”、“勤”、“断”。并说做到了“仁”，就不会施之粗暴；做到了“明”，就不会为邪佞所惑；做到了“勤”，就不会沉溺于安乐；做到了“断”，就不会教条地刻板地执行法令。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教育儿子知农习武练政，就是因为他明白创业艰难、收成更难的道理，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只可惜朱标还未继位，便中途撒手人寰，弃先帝而去，空费了朱元璋的一片苦心。
民以食为天，古人十分强调以农为本，帝王尚且注重对孩子进行重视农事的教育，普通家庭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今天来讲，也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家庭都要教育孩子去务农事，而是要从他们对子弟的教育中，受到一些启发，即要让孩子对社会生活中的事情都有个大体上的了解，不能只顾让孩子读死书、死读书，其余的活一概不让孩子管，以致许多孩子连最起码的自立能力都没有。所谓“天才白痴”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学习成绩优异，但是其他方面一点都不行，这与我们倡导的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是相背离的。只重理论，不重实践，那就是纸上谈兵了，如此一来，不仅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像颜氏在文中提到的：社会上有一些读书人，谈古论今头头是道，但真要重用他时，往往多数不能胜任。所以我们要注意教育孩子在太平盛世中居安思危，在幸福安乐中吃苦思甜，然后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给孩子适当的学习之外的空间，让他们去做感兴趣的事情以及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有帮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