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我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回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竟像追赶末班车似的冲向街头的这个电话亭，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但在听到他的声音时仍觉似梦。在拨电话前我确实犹豫过是否要先向队里报告一下，但手指一触到电话的键钮，哆哆嗦嗦按下去的，却仍是这个刚刚呼叫我的号码。我想也许他是用一个公用电话在呼叫我，不能久等；我想他呼我一定是想跟我道一声别吧。他应该明白警方已布下罗网，如果我迟迟不回电话，他不会毫无戒备地久等！
我拨通了电话。听得出果然是个街边的公用电话，我按捺着剧烈的心跳，竭力平心静气地问：
“请问谁呼……”
“是我，月月。”
我心慌得无法出声。
“是我，月月。”
“你，你在哪儿？”
“离你不远。”
“你在哪儿？”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着问他在哪儿。他准以为我也和我的同事一样，正在处心积虑地探寻着他的方位；他准以为我们会像哥伦比亚警察追捕大毒枭埃斯柯瓦尔那样，正开动各种仪器等待天空中出现他的声音。我料想他这几天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必是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可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平稳，不带一丝急迫和焦虑，他说的话和他的口气都沉着得令人吃惊！
“月月，我要见你。”
“什么，你要见我？”
“对，我要见你！那天我们的话没有说完！”
“你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见我？”
“随你。”
他居然让我说地方，他居然让我定地方，他不会是要自首投诚吧？他的无畏和镇定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一种莫名的征服，我立刻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我也以对等的沉着和不设防的姿态，说了一个看上去极为随意极为顺路的地点。
“我今天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就在那医院的门口吧。”
我说了那医院的地址，提醒他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知道那地方的。我告诉他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在城里算得上非常幽静的街心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将将成林的小树……
事后我想，潘小伟如果有经验，如果有戒心，他应该拒绝这个地点，因为那树林里通常没人，四周易于埋伏，他一旦被围就找不到掩护，也无法脱身。可他毫不犹豫地说：
“好的！”
“你这就去吗？”我不能不怀疑地盯问一句。
“当然。”不过，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式的条件：
“月月，我当然希望你只是一个人去。”
我反问：“你也是一个人吗？”
他说：“当然，我向你发誓只有我一个人。”
“你不会是要我也发誓吧？”
“随你，你要我死，也可以。”
我说：“好……我也发誓。”
挂上电话以后，我足足地犹豫了几分钟，那是极痛苦的片刻，最后，我还是拨了队里的电话号码。队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六七声，没人接，我又拨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占线。不知为什么听着那嘟嘟的忙音，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拨队里电话时我心里乱极了，好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刺痛！我觉得我正在对一个我喜欢的也信任我的人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诱骗。如果这电话拨通了也许会使我抱愧一生，会使我一辈子灵魂不安！
我在电话亭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没再继续拨电话，鬼差神使地走出电话亭，叫住了一辆“面的”。
我一步跨出电话亭时同样全身都在震颤，因为这一步也许就标志着背叛，背叛了我自己的事业和同伴的鲜血，以及队长的爱护和母亲的期望，也许这一步就标志着我将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有一瞬间我甚至异想天开，我能不能说服潘小伟投案自首呢？可如果他为了我而真的向警方自首受缚坐进监狱的话，我又能拿什么去回报他？
大概命运已经注定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无论我去见他，洒一掬离别之泪，道一声好自为之，纵他逃生而去，还是不去见他，报之于我的上司，设伏于相约之地，拿他归案受审，两种选择，都会让我无地自容！
那一天的天空好像着意表现出北京初夏特有的明朗，不见一丝浮云。那个街心花园也像往常一样空寂安静，而那片小树的枝丫，却比以前粗壮繁茂了许多，无意间流露出卓然成材的渴望，在微风下故作老成地一动不动。这使我在走近它时能够那么清晰不受干扰地听到一支优美的小夜曲，那不算熟练的旋律当然是从一把小提琴的弓弦间发出的，优美中有点伤感，甚至余音若泣。我循声步入林中，很快看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宽宽薄薄的肩头，绷着洁白的T恤，腰部细细地收进淡蓝色的牛仔裤里，勾勒出干净利落的线条。我在琴声中悄悄止步，潘小伟回了头，黑黑的眼睛多情地看我，依然从从容容地拉下去。我走近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中的那把虽然老旧，但依然是光可鉴人、精致华丽的小提琴。
不用怀疑，这就是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轻风拂面，阳光温暖，我像飘在雾中。
曲毕。潘小伟停弓说道：“我拉得不好。”
我垂下眼睛不看他，我说：“你拉得很好，我没想到，你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潘小伟忏悔般地沉默片刻，回避地问：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抬眼，盯住他，说：“假使我带了人来，你怎么办？”
潘小伟未即答话，笑了笑，他笑得那么单纯，他杀了人可他的笑居然还像中学生那样单纯，他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弦声像是一种旷古亘久的历史回音那样幽深，他说：
“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毁掉。”
他这么一个文文静静的人居然能如此暴殄天物，我不禁问：
“这是无价之宝，多少人为它生生死死，毁掉不觉得可惜吗？”
“如果你欺骗我，这世界就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东西了。”
“你大概以为我没有带人来，否则你不会这样轻松。”
“不，你带没带人，我不知道。我都想过了，我到这里来，已经把一切想过了，早就视死如归！”
我看着他的清澈的目光，诚实而无矫饰，甚至还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我不动声色，而内心却感动得发抖。“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带人来。”
他低了头，过了片刻才抬眼，看我，说：“我相信的。”
我问：“你见我，是想要和我说什么吗？”
他又拨了一下琴弦，出人意料地，把琴递过来，“我想把它，送给你。”
“送给我？”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它吗，这把可是真的。”
我怎么能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疑疑惑惑地愣着，没有接。
“为什么，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你救了我，因为我爱了你，因为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就决定不离开你了。”
我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明白但我只能摇头。
“不不，小伟，你不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能。琴你尽可以交给你们的政府，但你要跟我走。这把琴价值至少两千万港币，难道你真的那样倾国倾城？”
“可你要我跟你去哪儿？”
“先去香港，然后，我们到加拿大或是欧洲去。”
“我们的人都在抓你，你走得了吗？”
“我大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能走的。”
“你大哥？他也在这儿，在北京吗？”
“对，他在北京。”
“在哪儿？”
“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很快会见到他。”
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潘大伟竟然也在北京，他显然也参加并且指挥了美高夜总会的谋杀案。这一刹那我似乎对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发生的一切都洞悉无余了，我真感到害怕。也许我脸色发白，也许我全身打抖，潘小伟上前把我搂住，他没有亲我只是把我像小妹妹似的贴在他的胸膛上紧紧搂住。我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听他在我耳边喃喃不停。
“跟我走吧，求你跟我走吧……”
“不，不，”我想推开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依然坚决地把我抱在怀里，“因为你是我一直幻想中的那个女孩。”
“可我们并不能靠幻想生存！”
“可幻想中的东西突然出现了，我怎能放过？”
“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熟悉的环境，都在这儿，离了他们我无法生活！”
“可你有了我。你会熟悉新的环境，我发誓让你一辈子快乐！”
“可我不能抛下我的妈妈，你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样养育的我。”
“我们以后可以接她出去，我们一起生活，我发誓让你们都快乐。”
海岩，你如果见到潘小伟你就会知道，他好像一团火！他那时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让我像燃烧起来一样浑身发热。
海 岩：你当时怎么表示呢，答应，还是拒绝？
吕月月：你猜呢，依你看，我会怎么说？
海 岩：按理你当然不能答应，你应该明白如果真的跟他走将会承担什么后果。但我猜你是答应了。
吕月月：为什么？
海 岩：因为你的年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也许大多数人无力抗拒初尝禁果的诱惑，山盟海誓会压倒一切，明知飘渺得难以实现却依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年龄的局限。为了爱，你们不计后果。我猜的对吗？
吕月月：你猜对了。
海 岩：所以爱情有时候真是一种鸦片，这下问题可就真麻烦了，除非潘小伟的大哥真的神通广大，能安全地带你走。
吕月月：潘大伟他们确实还没有离开北京，他们藏在密云县境内一个外商住宅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那别墅是一个台湾老板买下的，那老板和潘家有很深的交情。潘大伟在美高夜总会用来接应潘小伟的那辆面包车就是向这位台湾老板借用的。他们在美高得手后，回马天龙饭店取了宝物，然后直接把车开上京密公路，夜里零点左右，开进了位于白龙潭不远的这个外商休闲的别墅区。
这儿没人管，没人查户口。在这里拥有这栋私人房产的外商来了几个朋友，在这依山傍水、树林环抱的地方一住，神不知鬼不觉，没人觉得不正常。
海 岩：他们不至于真的想在这里疗养吧。
吕月月：但至少并不行色匆匆。他们本来就计划在这里窝藏几天，避开警方封堵的锐气之后，再伺机南下，所以吃饭睡觉，倒也踏实。
二十六日早上，别墅的主人因为要赶回城里处理公司的业务，所以早早就走了。潘大伟醒来后就听广播，他想听听新闻是怎样报道昨晚美高夜总会的血案的，想听听大陆的警方对这个事件都做了什么障人耳目的分析。听了半天，电台里除了各行各业像广告一样的成就报道之外，就是国家政要人物的外交往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新闻，对冯世民的死更是毫无反应。他有点扫兴，就像英雄打擂时亮出一手绝招而台下竟无人喝彩那样寂寞无趣。
他关了收音机，懒洋洋地冲了一个澡，感到全身轻爽，之后就对着镜子刮胡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脸，依然年轻，不由心里笑笑。冯世民幸而一死，天龙帮的内部，多年以来盘根错节，山头林立，矛盾深重。冯世民最亲信的白头阿华毕竟保镖出身，志大才疏，匹夫之勇，在帮内积怨甚多，不能服众。如果冒大不韪取而代之，必起内讧！只要天龙帮群龙无首，无心旁骛，潘家当然就是一片好山好水好风景了。
几个随从已经备好了早餐，潘大伟叫他们一起坐下来，他问：
“小伟呢，还没起来吗？”
随从答道：“在阳台上，已经傻傻地坐了几个小时了。”
潘大伟问：“为什么？”
随从们互相看看，没人回答。
潘大伟笑笑，一副过来人的口气：“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三天没睡着觉。阿强，去叫他来吃饭。”
那个阿强起身去了，一会儿，潘小伟面色灰灰的，跟在他身后来了，在餐桌前重重坐下，对大哥和众人不理不睬，低着头一匙一匙地喝粥。潘大伟咳嗽了一声，亮着嗓子对大家说：
“我们先在这儿一动不动地住几天，这地方很美，在香港也难得这样清静一下。等住够了，再往南走，按原来的计划从海路回去。你们听清了，在这儿谁也不要往香港打电话。”随从们诺诺连声说：“懂了，伟哥。”
潘大伟这才转脸看一眼依然低头喝粥的弟弟，安慰道：
“小伟，你放心啦，我出来的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潘小伟没等哥哥说完便站起来，说了句大哥你来一下，便走到客厅里去了。
几个随从面面相觑，潘大伟放下手里的咖啡，站起来，跟到了客厅。弟弟还未开口，他便先问：
“小伟，早上没睡好吗？”
潘小伟说：“大哥，你的心腹大患没有了，你该满意了，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潘大伟愣了一下，说：“好，你不愿意跟我做事，我决不勉强，你以后要做什么完全由你，这次就算你帮了大哥一次。”
潘小伟说：“昨天我按你说的做了，可你答应我的事，也要守信用！”
潘大伟装糊涂，“什么事？”
潘小伟不答，他用目光逼视着他大哥。潘大伟恍然一笑，“噢——是那个女人啊。”他随即把脸往下一沉，用一种长辈训导的口气冷冷地说：“小伟，现在大家都在逃命，生死难定，你还谈什么女人！”
潘小伟的脸涨红了，咬牙切齿：“大哥，你知道我脾气的，你不要逼我！”
潘大伟把眼一瞪：“那你要我怎么样！”
潘小伟说：“你要不管，我就自己去找她！”
潘大伟给了弟弟一拳，“你疯了！”
潘小伟说：“对，我疯了！”
潘大伟怔怔地瞪了半天眼，不得不缓和下来，“好好，就算我答应过你，替你办就是了，可这事也得慢慢商量嘛，性急是没得赢的。不过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啦，不然的话，我死了谁罩你呀！”
二十六日一天，潘大伟和几个亲信关在屋里商量事情，无非是议论冯世民之后的天龙帮该是何走向，以及潘家今后的鸿图好运。潘小伟无心去听，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大哥给他一个答复。可在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大哥都像全然没有这回事一样和几个亲从杯觞交错，谈笑风生。潘小伟强忍着，耐心等待。二十六日一天过去了，大哥对这事闭口不提。二十七日的中午，潘小伟再次向大哥提出这事，大哥说：“莫急啦，这种事急没有用啦。”到了二十八日的晚上，潘小伟说：“大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给我一句明示。”大哥瞪眼说：“总要我们自己先出得去，才好谈你的那个情妇！”大哥居然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潘小伟的心一下子闭住了，他这才断定大哥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这件事。
他早就听说大哥在黑道上是个出名的冷血动物，但多年以来，大哥，以及整个儿潘家的人——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对他这个小弟弟备加呵护，他没想到大哥现在会如此自私，不讲情谊，没有信用。
他在大哥脸上用力抽了一掌，返身走了。潘大伟摸了摸被抽热的腮帮子，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也走开了。
二十九日一天，潘大伟仍然像前两天那样，除了吃饭睡觉外，便和手下人一起打麻将。虽说牌局面前无父子，但手下人都很乖巧，尽量让他和。他兴致极好，晚上一直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意犹未尽地去睡。
三十日早上八点多钟，他被人用力推醒，睁眼一看，是阿强。从阿强那张胖脸的表情上，他本能地猜到发生了意外。
“老板，小伟不见了！”
“什么？”
他从床上一蹿而起，知道事情要糟了，但仍然侥幸地提醒道：“你们找了吗，在不在花园里？”
“他们在找，我先来叫醒你。”
“快找！”
他吼了一声，自己也急忙低头找鞋。然后衣冠不整地跟着手下人在别墅的里里外外搜了一圈，确实不见潘小伟的踪迹。他心里发冷，弟弟能上哪儿去呢？
这时阿强畏畏缩缩地跑来，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小提琴也不见了。
潘大伟急忙跑回房间去看，放小提琴的箱子敞开着，垫在里边用作防震的衣物乱七八糟地摊了狼藉一片，小提琴果然不见了。
他把琴拿走干什么？阿强和几个手下人马上把问题的性质估计到最严重的地步——潘小伟已经带琴投向警方了！
“老板，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小伟这几年在外面读书读呆了，警察要是哄他几下吓他几下，他说不定很快会带他们找到这儿来！”
潘大伟见弟弟偷了琴不告而别，本来怒火万丈，但他看到手下人惶惶然的样子，马上镇定下来，断然摇头：
“小伟不会去找警察的。我们不能丢下他自己走！”
他知道，如果不把弟弟带回去，如果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恐怕不会答应。
可阿强们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老板，他不去找警察，为什么要把琴带走？这么多天他一定让大陆警察洗了脑了！”
“不，”潘大伟依然摇头，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找警察的，他是去找一个女人，他拿了琴去博那个女人的欢心！”
于是，他们没有走，依然留在别墅里潜伏不动，但是谁也无心再来推麻将。潘大伟派人轮换着到别墅外去望风，他自己和其他人枪不离身，备好了汽车和食品，看好了突围路线，做了最坏的准备。
到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潘小伟依然没有回来，潘大伟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他想也许胖子阿强的分析是对的，弟弟和大陆的警察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种初出茅庐的孩子就算没被赤化，恐怕也多少会和他们建立一些共同语言，共产党那套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爱国不分前后等等等等的说教，弄不好会咸鱼翻身，让弟弟这种热情有余阅历不足的青年入迷。他想如果小伟真的进城投向警方的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警方应该是有所反应了，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计先走为上，假使弟弟不仁，做大哥的也只有不义了。
于是他跳起来，大声吩咐手下人拿好东西立即上车。阿强们的满面忧虑和怨气为之一扫，发一声喊，飞快收拾东西往门外走，一个手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几分轻松地问了句：
“不等小伟了吗？”
这一问又把他问犹豫了，他迟迟疑疑地上了车，车子发动起来了，他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我们先出去转转，别走远，到晚上再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潘小伟正并肩走进北京公安医院的大门。
我的手里，拿着那把传奇式的意大利小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