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时代是在白果树下度过的。春夏时节，白果树撑开擎天大伞，编织着绿色的梦境；秋天，黄灿灿的一片，一枝枝、一串串浆果，摇荡着丰硕的喜悦；入冬，叶儿片片飞舞，白果仁儿经不住孩子们的逗引，一个个落地有声，下课铃一响，大家竞相奔出教室，拾掇满地的赏赐。之后，将硬壳咬破，放在篾火炉里烧烤，那淡绿色的果肉，糯糯的、香香的，十分可口……
那时，我们这些顽皮的鼻涕伢惯于恶作剧，常常用石头在树干上打靶子，或用小刀在树皮上雕花样。有一次，我们正在比刀法，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近视眼老师逮住了我们。他摘掉金丝眼镜，吼道：“是谁教你们搞破坏的！”我们愣愣地望着他，心想，只有敌人才“搞破坏”呀，一个个吐着舌头，不敢出声。一阵紧张之后，他戴上眼镜，抬头望了望伟岸的树干，说：“你们知道吗？当年，贺龙元帅就经常在这棵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队伍。著名的走马坪收编，就在这个地方哩！”他有声有色地讲着贺龙武装收编四川土著武装3千多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好像自己也成了“红小鬼”，站在贺龙的队伍里显威风哩！末了，他对我们说：“这棵树就是有名的‘军长树’呵，你们要好好保护她！”我们听懂了他的意思。后来，我们常常看见他在敲上课铃之后，不知从哪里挑来一担担黑土，倒在白果树裸露的根上。我们好奇，也用盛午饭的碗、钵之类，从校外端些土来围在树根上。后来，学校干脆把给白果树培土当作队日活动的内容。许多老师也参加了培土的行列……
光阴荏苒，我们那些小顽皮都先后告别了母校，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成了军人。但谁也没有忘记白果树，没有忘记近视眼老师。大动乱的年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家乡。第一件事便是看一看亲爱的母校。呵，白果树还是那么高大，只不过没有先前那么葱郁了！我惊奇地发现，那粗大的主根，有多处已裸露在外面，伤痕累累，显得十分憔悴。据说，是经常在树下开批斗大会被造反派踩伤的！近视眼老师没能坚持培土么？一打听，他已经被打成什么“黑五类”，叱回山外老家去了！我的心一酸，眼泪涌了出来。良久，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又过了几年，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我也参加了工作。那天，我陪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去拍白果树。学校放假了，历尽沧桑的白果树安详地耸立着。步入操场，只见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正挑着一担黑土向白果树走去。我定眼一看，竟然是那位近视眼老师！我连忙过去亲热地喊他。他扬起卧蚕眉，好半天才想起我的名字来，接着便高兴地笑了。他告诉我，他早已落实政策，根据他自己的志愿又回到这所学校。他说他离不开白果树，离不开老区人民……摄影师不知不觉把他摄入了镜头。
渐入冬季，该是拣白果的时节了。一天，友人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近视眼老师给我带的一包白果仁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明白了教师的良苦用心，他是叫我不要忘记白果树，不要忘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啊，敬爱的老师，我们这些“白果仁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87年
我的同学
60年代初，我同A君分手了，还在初中，本届两个班，不知什么原因，要压缩一个。他被压缩。他哭了，很伤心，好像一切都失去了。A君，白胖白胖的个儿，过人的聪明，我永远记得他。
我是个幸运儿，读完初中，升入高中，继而平步大学。当60年代中期各种革命的、红色的、响当当的战斗队、钢组织、战斗兵团、司令部纷纷拉大旗、呼啦啦叱咤风云的时候，我不忍“保皇派”的备受煎熬，得以“逍遥”回家，在书籍里寻找人生的资本。一次，在去区镇的山道上，我惊喜地和A君邂逅相遇。20出头的他，身子单薄，面宠白皙而憔悴，说不尽的凄楚。他说他除了参加“大合班”生产以外，什么也不想干，不合众，不出头露面，象蹲在天坑里一样。他羡慕我，说我前途不可限量。我说了许多鼓励他的话，要他千万不要丢了书本！他惨然一笑：“社会这么乱，看得再多，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我还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也许有一天，你会闯出一条路来！
我们又分手了，望着他的背影，望着路旁瑟瑟发抖的山茅，我的心底升起无尽哀怨......
10多年过去了，按1年工龄长5毛工资计算，我都要长上10块的工龄工资了。加上其他津贴，每月可拿120来元。虽然每每同跑江湖的人相比觉得人不如人，然而想起A君及与他一同被压缩的同学的遭际，就知足常乐了。A君怎么样呢？还生根在那匹高入云汉的大山下吧，还厮守着薅儿挖锄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A君又相见了。去年初冬，我带领一个电视摄制组拍摄我编导的电视艺术专题片《山的情怀》时，来到他家邻近的一个村子，拍完茶山之后，便和山民们聊起天来。他们无意中说到A君，说他除了兴茶种粮之外，还承头办了一个水泥厂，那水泥不仅远销外省外县，更重要的是为邻近的农民带来若干好处。前些年，山砍空了，没办法，盖新房只得用水泥砂石，A君的水泥因此十分走红。听了山民们的话，我迫不及待地去看A君。果然不假，他真的办起了一座年产7千吨的水泥厂！见到他时，他穿着白色的工作衫，正在半现代化的化验室进行水泥标号测定。同学相见最为投契，他马上把我引到厂长办公室，各捧一杯香茶，细细叙起旧来。他说不尽对我的感激之情，感谢我当初对他的鼓励。人到难处要拉一把，我把他拉到了实处。他说他听了我的话后就没有消沉过，从来没有离开书本，一直钻数理化、钻建筑、钻机械。他是等待时机，“阴沟里的篾片总有翻身之日”，他等待翻身！我与他共鸣，是的，人啦，什么时候都不要消沉，消沉是自我灭的毒药！我说，“文革”虽然使我没有喝足大学的墨水，但我弥补了许多许多，我还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呢，万一再“文革”下去，我可能是一名合格的“老中医”了。我问他何以办起厂来，他笑着说：先不谈政策。谈经济！他说附近有个大化工厂，每年生产硫酸的废渣堆积如山，又占地又污染环境。他就利用多年所学，把废渣利用起来，来了个两全其美。一个人能力有限，就邀约了3、4个能人，事情就办拢了！
闲谈中，自然涉及个人前途。他笑了笑，坦率地说：“也许，我比你更理想一些。讲事业，我还要办预制件厂、花砖厂，还要办许多公益事业。讲收入，你可能赶不上我的零头！”我笑了，我为一位“阴沟里翻身的篾片”而笑，为一位有志者事竟成的拓荒者而笑，为新一代农民的崛起而笑，笑得很愉快。我说，我想到A记水泥厂专门搞文字工作，他当即拍板：“只要你来，保证你每月拿现在工资的两倍！”我是真心的，他也是真心的，我们的感情紧紧连接在一起……
1988年
切莫自己冷落自己
自己冷落自己，比他人冷落更可怕！
体制改革，各种新的组合应运而生。“组合”是人操作的，往往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因此，不少有脸面、甚至风光过、辉煌过的有志者，很可能“一落千丈”。而不少平庸之辈很可能平步青云，春风得意。于是，有些“壮志难酬”之人便在心理上失去平衡，愤愤然叹咏起“欲渡黄河冰寒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末路晚唱来。他们看透世态炎凉，不读书文，不谙时事，怪话连篇，牢骚满腹，惶惶不可终日，把往日那十二分热情，一下降到零度以下！
自然，失落是痛苦的，但失落者未必渺小！鲁迅云：“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李白诗云；“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真正的有志者，定不会为一时的功名利禄所左右。人生的道路，在海阔天空之下，任鱼跃、任鸟飞，“条条大路通北京”，大可不必只去钻“死胡同”。你不是做时髦官的料子，你就不必为怀才不遇而伤感；你进不了条件优越的单位，你就不必为命蹇事乖而叹息；你倘若作了“下岗”“处理”，你也不必怨天尤人，顿足骂娘。此时，最要紧的不是佳人空谷自伤幽独，而是要认定自己的价值，排除一切世间纷争，努力去开创一个实现更高价值的天地。或立说，或从艺，或经商，或种地，十八般武艺，你总有一二。你只管挺胸抬头，理直气壮，活出一个人样来！如果你甘愿冷落自己，你将变得一文不值，并很可能成为众脚下的泥，而一旦成泥就没有人肯把你拾起来，你永远只能屈居路人脚下？！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有志者事竟成，何不好自为之？
1988年
病房佚事
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三屉桌前，左手托着下巴，肘子撑在桌子上，右手握着钢笔，只觉得握笔的手颤抖，不听使唤。头上吊着25W的电灯，蚊虫在周围拼命扑打，忙乱中不时撞在我的脸上，铺在桌上的横格信笺，闪着光，刺着我的眼睛。这信怎么写呢？过了很久很久，我才下笔——
“我最敬爱的两位老人！我永远忘不了的好爷爷、好奶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鼻子一酸，泪水抛豆似的涌了出来，一滴一滴掉在信纸上……
我实在写不下去了，10天前的一幕幕，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那天，我乘班车来到A市，下车不久，只觉得头痛得厉害，浑身酸楚无力，除了喝水，什么也不想吃，我知道，这是在车上入睡后，不知不觉着了凉，患上了感冒，如不及时医治，就会拖垮身子。我来到一所就近的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重感冒，已经烧到40度！必须住院治疗。我拖着疲乏的身躯来到住院部。长长的走廊里没有一条凳，没有一把椅，我支持不住，顾不得什么礼貌，冒冒失失地向门上标着“12号”字样的病室走去。推开门，只见里面有两个铺位，平行放着。靠外窗的那个铺位睡着一位老者，头发蓬松，灰白色的八字胡乍一看去，占了半个颜面，颧骨像两个瘦脊的山包，“山包”周围死一样的白，死一样的荒凉，我对他看了几眼，指着门边的铺位有气无力地问：“这里有人没有？”老汉对我光了一眼，确切地说，是审视了我一眼，慢吞吞地说：“没有。”说完，哼了一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我坐在看去很白，但却布满陈旧血痕的被子上，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忽然进来一位富态老婆婆，看上去约摸50多岁，容光焕发，长长的眼角不笑也像在笑，显得很慈祥。见我一副病态，轻声问我：“这位小同志，哪里不舒服？”问话间，她已坐在我的床沿。我突然想起了祖母，小时候，我稍一“打怏”祖母也是这么问我的，只是不叫“小同志”，而叫“孙宝儿”。在祖母面前，我很撒娇，肚子本来只隐隐作痛，她一问，我会马上喊爹叫娘，这时，祖母会掏出钱来哄我：“忍着点，是虫儿在里面拱的，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得到钱，真的“一会儿”我的肚子就不那么痛了。祖母早已谢世，现在像是突然听到了她的问候，我的心不觉为之一振，不自觉地带着嗲气说：“怕是害了伤寒，浑身痛，高烧，医生要我住院。”她皱了皱眉头，伸手摸我的额头：“哎呀，烧的快燃起来了，真是可怜！”说着，给我理了理枕头。这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大步走进来，先是训了我一顿，说我还没登记就进了病房，不守规矩，接着板着脸说：“马上预交100元住院费，不然这里不收！”说完，给老人床上甩了两包药，急速转过身走了。我打个冷战！天，我才带了50块钱，就算一个不剩交完，还有50元哪里来？白大褂走后，我长长叹了口恶气！老婆婆一边拿药，一边说：你身体不方便，我给你登记去吧！”她这一说，使我既感动又窘迫地流下了眼泪。老人马上放下药袋，又来安慰我：“不要紧的，这里的医生高明，住几天就好了”。我的眼泪更多了。他不知我的苦处，想了很多话来宽我的心。终于，我告诉他，我的家在农村，离这有300多里，这次出门带的钱被小偷掏了，只剩几十元钱，就是发电报要家里电汇，也得两三天才能收到，况且妻子也在患病，已借了上千元……
不等我把苦水倒完，老婆婆说：“看你，怪可怜的，这点事用得着这么急吗？”边说边从内衣袋里掏出100元钱，往我手里一塞：“走，我带你去开药、办住院手续！”不由分说，她扶着我，回头望望老伴，径直走出去……
老婆婆特意要把我安排到他们房间。扶进门，让我躺下，给我盖上被子，倒水喂药，帮助医生输液，一股暖流，热和着我的全身！
天天喂药，天天送饭，天天端茶倒水，在老人的精心照护下，我终于康复了。而那位老大爷，却还在呻吟之中，我是应该守护在他身边的，可是，因为工作我不得不离开，我的良心受到莫大谴责！
想到那慈祥的老人，我的心就沉沉的，我怎么报答她呢？尽管，我准备给她寄去300元，我知道，任何物质的报答都显得单薄！我只能再次在遥远的地方道一声：“谢谢您，老人家！您不仅帮我治好了病，更重要的是教我怎样做人！”
1989年
窗口
认识那个特殊的“窗口”，是我协助电视台剪辑一部表现山里人情怀的电视专题片时。
领导再三叮嘱我，剪辑时画面要尽可能做到山美、水美、人美，尽可能突现建设成就。倘若把破破烂烂的东西亮在屏幕上，那是要丢山里人的丑的，也对不起山外的电视观众。我心领神会，自信地保证：这个关，我一定把住！
本子是我写的，我又是助导，按照我的精心设计、摆布，拍摄了许多尽善尽美的画面。剪辑时那美的山、美的水、美的人，那恢弘的建设场面，自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欲求尽快成片，让领导知道我的苦心，我的作为；也让山外人一饱眼福。自然，我也将得到好的名声。
操作编辑机的是一位年逾半百的刘工。几许白发和那深邃的眼睛，能看出他的饱经沧桑和练达。我怀着既学习又“指导”的心情坐在旁边指指点点。开始是山水风光，接着是民族史和革命斗争史遗迹遗风。刘工尊重我的意见，剪辑起来很顺当。到后来涉及物产，建设，山民生活，乡土文化，他却在许多地方咬定不敢和我苟同。我要求，画面上所有主体人物都要穿民族服装，以表现民族特色。他说，民族特色重要的不在服饰而在精神气质；我要求尽量多一点美男靓女，以证明山里人并非粗野鄙俗之辈。他说，重要的是要凸现山里人的情怀，山里人的质朴美，绝不能以貌取人；我要求多选些气宇轩昂的吊脚楼和现代化建筑，以展现山里人的富有。他说，不要让人产生错觉，山里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还大有人在；我要求，描绘建设场景应多用仰拍镜头，以渲染一种高大气势。他说，如是，就不必戴个贫困地区的帽子向上要钱了……
他执机，我拗不过，只得听其自然，可心里总有点疙疙瘩瘩，郁郁不快！他看出我的不悦，工作之余同我闲聊起来。他说，电视片子不是电视“骗子”！屏幕虽小，却是一扇窗口。通过这个窗口，要给观从留下社会和生活的真实内涵，真情实感，留下不尽的回味、思考与求索……
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问题，他竟能有如此精彩的见地！我的心底蓦地涌起一阵涟漪。
我反复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