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右翼
林纾的这个意见如果仔细想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即便到了今天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的主体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觉得古文魅力无穷，是现代语言的智慧资源。然而当时的一边倒特别是陈独秀不容商量的态度，极大挫伤了林纾的情绪。1917年初，钱玄同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建议，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钱玄同的好斗性格使他不忘顺带攻击桐城派等旧文学，并提出什么“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蛊惑人心的概念，这就不是简单的学术论争，而是带有一定的人身攻击的意味。
尽管如此，林纾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刻意反对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他甚至到了1919年3月，依然为《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相继发表《母送儿》、《日本江司令》、《白话道情》等，俨然为白话文运动中的一员开路先锋。
林纾其实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他有心变革中国的旧文学，但又不主张将旧文学彻底放弃，他在1917年的《论古文之不当废》反复强调古文对现代语言的资源价值，至1919年作《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亦依然论证古文白话并行不悖的道理，强调废古文用白话亦正不知所谓古文，古文白话似乎自古以来相辅相成，所谓古文者，其实就是白话的根柢，没有古文根柢，就不可能写出好的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林纾的这些意见如果能够听进一点点，中国文学改良或许将是另外一种情形。
从林纾政治、文学观念看，很难说他就是一位极端保守的守旧主义者，他似乎只是主张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保持适度的保守，不要过于激进。林纾的本意原本只是间接和谦和的，他不过是说古文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不应被革弃，而应当像西方对待拉丁文那样加以保存。“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说确实是对的，但在那时的气氛中根本没有人给予重视。
林纾只是友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然而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这一点点不同看法也不能被容忍。1918年3月，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合演了一出轰动一时的双簧戏：由钱玄同模仿所谓守旧者的口吻和笔调，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信，其中故意推崇林纾的翻译和古文；而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作《复王敬轩书》，以调侃的口气点名批评林纾，以为林译西方文学名著，如果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然而如果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那就要说句老实话，即林译名著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也还是半点儿文学味也没有。这种完全否定式的批评，显然已经超越一般的文学批评范畴，而带有蓄意攻击的意味了。这就不能不使林纾感到愤怒，感到痛苦，他自认为是新文学的同盟，却被新文学中的人物视为守旧，视为反动，于是他只能起来被动地消极地进行辩护辩论和说明，兼带着，也就有睚眦必报的意味了。
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新申报》为他特设的“蠡叟丛谈”专栏发表小说《荆生》，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京师陶然亭。他们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白话行之，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怒斥三人：中国4000余年以纲纪立国，汝何为而坏之？于是伟丈夫出手痛打一顿，皖人田其美等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这里的皖人田其美，显然是指陈独秀，田与陈本一家，这是中国史的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显然是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当然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为周边族群的汉人称呼，而狄则带有某种程度的歧视。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是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树铮，或以为是练过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荆生》的发表应该使林纾出了一口气，但他似乎也有点得寸进尺，得理不饶人。紧接着，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说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副：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
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宜矣。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的基本风骨与人格。
为林纾这两篇小说居间协助发表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即张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1895年，江苏青浦人。时在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读书，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北大教授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所以他后来似乎有意动员、介绍他在五城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林纾创作影射小说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
或许是张厚载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纾接连写了这两部只能是发发牢骚的影射小说。只是不巧的是，当林纾将第二篇小说《妖梦》交给张厚载寄往上海之后，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说是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及林纾等学术名家题词。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嘱张厚载无论如何也要将《妖梦》一稿追回，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最近外间谣言纷集，这大概都与所谓新思想的传播有关。晚清以来，人们恒信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现在民国将十年，上述期待都成为现实，然而国未强民未富，反而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现在所谓的新思想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其实，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中国过去那样崇奉伦常，但西方国家的伦理观念也不是现在所谓新思想所说的那样简单。他指出，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若《水浒传》、《红楼梦》，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览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这是林纾关于文言白话的系统意见。
至于道德，林纾对当时所谓新道德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的说法予以批评，以为当时学术界一些新秀故为惊人之论，诸如表彰武则天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尊严嵩为忠臣等，其实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标新立异，扰乱思想。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借自己在知识界的地位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是非常危险的。很显然，林纾尽管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与纵容，但至少奉劝蔡元培善待全国父老之重托，以守常为是。
《妖梦》小说没有被追回，而林纾致蔡元培的这封信却又被《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公开发表。《公言报》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专以反对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北京大学为能事，因此林纾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
蔡元培收到张厚载具有挑衅性的来信后似乎非常愤怒，指责张厚载为何不知爱护本校声誉，爱护林纾。至于他看到林纾的公开信后，更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就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攻击以及对陈独秀、胡适等人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等言论有所辨明。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情事，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之所以公开致信蔡元培，实际上并不是指责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别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的特殊关系，方便的时候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鼓吹过激之论，对于传统，对于文学，还是持适度的保守态度比较好。他在写完致蔡元培公开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过自己的这点心迹，他表示自己多年来翻译西方小说百余种，从没有鼓吹过弃置父母，且斥父母为无恩之言。而现在那些年轻一辈何以一定要与我为敌呢？我林纾和他们这些年轻人无冤无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说要争名的话，我林纾的名气亦略为海内所知；如果说争利，则我林纾卖文鬻画，本可自活，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联，更没有利害冲突。我林纾年近古稀，而此辈不过30。年岁如此悬殊，我即老悖癫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何况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追随？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的集体反对。李大钊说：“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鲁迅也在一篇杂文中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了罢。《每周评论》第12号转载《荆生》全文，第13号又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批判，并同时刊发“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摘发北京、上海、四川等地10余家报纸谴责林纾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