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考察中史密斯又进一步了解到，当地早就有过欧洲宗教传播的痕迹。实则早自明末这里就有过欧洲人来传播天主教，且一直在民间还有传承。据他了解：“在福建北部，距福州大约300里，有个罗马天主教主教，是个西班牙人，已经90高龄，他在中国待了50年。那里还有一所罗马天主教学院，因此他们的势力很强，不可能受到迫害。”他了解到这个老教士及创办的教会得到中国官方的保护：“地方当局对西班牙教士的一举一动似乎了如指掌，但至今为止对他十分宽容。”他得知不久前附近地区刚发生了一起民众“迫害”中国教徒的冲突事件：“最近在附近地区有迫害罗马天主教的事情发生，起因是他们拒绝捐款修建或是维修某个庙宇。”但中国教徒通过教会向中国官方施压，使得地方官“了解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后，就马上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国皈依者进行虐待。”在福州当地也有欧洲天主教的痕迹，他了解到在福州住着一个西班牙教士，“依据最近的普遍弛禁宗教的条款，在福州住了一年了。他穿中国的服装，但据说既无行动又不动脑，对罗马天主教在福州的前景十分悲观。在他看来，中国人太过差劲，让他们皈依是没有希望的。”他还见到一位世代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他记述道：“一个祖祖辈辈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中国教徒，接受了一本宣传手册后，抬起挂在胸前的一个金属像章，上面刻着约瑟、童女和施洗礼的约翰的肖像。他说，看到这些像就使他想起圣书里看到的善行。”虽然他作为虔诚的基督新教徒，对天主教充满成见，但毕竟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是同源近亲，他知道在中国人看来二者并无区别，因此福州地区有这些久远存在的天主教痕迹，使他对这里的传教环境更加乐观。
史密斯在福州对当地宗教状况的考察，使他更加确信，作为一个要来开拓基督教的传教士，他最担心的在宗教信仰领域争夺地盘所面对的直接对手——中国本土的佛教和道教，在他看来并不会对他们的传教事业造成多少实质性的阻碍，这点使他宽慰。同时，这里有着久远的天主教痕迹和平地存在，更使他对在这里开展传教事业信心大增。
然而，史密斯却忽略了除佛教和道教之外，虽然形式上不同于宗教，却具有强大的类宗教功能，甚至超过任何宗教信仰功能的儒教徒——儒生士绅。他虽然也知道士绅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民众精神信仰最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佛教和道教，所以他也通过结识的读书人了解这里士绅的情况。他了解到，福州作为省会，是福建省知识精英聚集之地。他听结识的一个中国读书人介绍，全省有8000名秀才，其中2000在福州；全省有1000名举人，360人在福州；全省有200个进士，其中60个在福州。即全省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知识精英聚集在福州。此外还有5000个未获得功名的书生，他们或教读或在官署作书吏、幕僚等。虽然在福州60万人口中他们只占一万左右，属于少数，但他们上通官府，甚至通过同乡关系而上达朝廷，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史密斯只在福州作短暂停留，不可能对本地士绅情况作深入考察，但他对佛教、道教考察后即得出乐观的传教预期，显然对于儒士群体的影响力没有足够的认识。果然，在4年后继他而后来的英国传教士，因为租住神光寺，而这里恰是当地儒学生童会课之地，士绅们将此视为不可接受的严重冒犯，全城士绅群起反对，退职的抗英禁烟名臣林则徐即是中坚，由此激起一场震动朝野的轩然大波，终至朝廷屡下严令，传教士被驱逐出该寺，对外国人持宽容政策的地方官员也受到朝廷严厉申斥与惩罚。这是史密斯当时所忽略而未能预料的。
（二）官员的傲慢与对西方知识的探求
对于在福州开展传教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另一个强有力势力是中国官员，尽管他们面对英国外交压力而不得不表面上妥协低头，但他们内心对于西方宗教及西方文化抱持什么态度呢？史密斯在中国所到之处，已经充分了解官员对中国社会及民众具有强制性控制力，地方官员对西方宗教及文化的态度，也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待外国人的举措，并对当地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力，因而，他把福州地方官员对西方宗教与文化的态度也作为考察重点。虽然他作为临时游历的外国传教士，没有机会直接与地方官员多作接触，但他从英国领事馆人员、中国教师及其他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官员的情况。
驻在福州的最高地方长官是闽浙总督和福州将军，史密斯了解到：“现任闽浙总督名叫刘韵坷。虽然在战争中据说以强烈敌视英国出名，坚决主张对蛮夷采取最严酷的手段，但现在已平息仇恨，与英国领事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来往。满族（福州）将军名叫敬穆，举止生硬，与外国人交往中显示出偏执与傲慢。”另一位也驻在福州的闽县知县，“曾在广州任过职，从那里带来了一些传统的反欧情绪，有时会在他傲慢无礼的举止中体现出来”。虽然这些地方官对欧洲人有“敌视”或“反欧情绪”，在欧洲人面前显示出“傲慢”态度，但是史密斯了解道：“据说，地方当局当前总的倾向较为开放，对外国人日益好感。”“中国官员的心胸逐渐宽大起来。”他认为这种情况“对我们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提供了某种保障。”当然，他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英国领事对中国官员采取“坚定不移”的强硬态度，所以他认为：“一个领事的坚定决心通常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国官员气量狭窄的限制。”看来，他对这种向中国官员强硬施压作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毫不怀疑，甚至颇为赞赏。
关于这里地方官员对于西方及其文化的态度，史密斯了解到由于这里的地方官员与西方有所接触，因而对于西方文化也有所了解：“在谈话中，政府官员通常承认外国人具有优越的技术。”令他颇感意外的是，这里有一位对西方文化具有非凡的探求热情和丰富西方知识的地方大员，这是他在别处从未遇见，在中国官员中也是相当罕见的。这就是地位仅次于总督和将军两位大员而作为本省最高行政长官，亦即署理福建巡抚（本职为福建藩台，即布政使）的徐继畬。这引起他的特别注意，甚至感到有些惊奇。
史密斯从英国领事等人那里听到不少讲述这位地方高官热衷西方知识的事迹以及赞赏之辞，他以惊奇而赞赏的笔调记述下这些听闻：“此人思想解放，对西方的地理与政治相当精通。”他说：这“简直令人吃惊”，“在所有地方官员中，本省巡抚信息最为灵通，来源最广，见解亦是最为开明。在前面提到的对外国宗教一视同仁方面，他比他的同胞更为大度。在与英国领事往来中，他在谈话中提到现代欧洲较著名的事件，显示出对欧洲政治的一般了解。”他列举这位曾经在广州任过职的福建巡抚，在与英国领事谈话中所提到的丰富的欧洲知识：“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一生，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甚至还听说过英格兰讨论梅诺斯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风波。”这位官员尤其精通世界地理，“有时他会一连几个小时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的一个属下孝敬给他的。”除此之外，英国领事还答应不久会送给他一个地球仪。“在他的请求下，领事夫人替他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用色彩标明英国、法兰西、俄罗斯等国的领土。他收到后，马上送来一张便签，询问为何阿富汗被省略掉，是否已经被波斯吞并，或者已经不再是个独立的王国了。”
史密斯并不知道，这时徐继畬正在编写介绍世界及西方情况的地理书《瀛寰志略》，他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并认真研究，所以才会掌握如此丰富的西方知识。实际上，这时正是徐继畬主管福建的通商事务，对英国领事的“友好交往”及宽容举措，主要就出自于徐继畬。他就是在与英国领事等人的“友好交往”中，搜集到不少有关西方的知识，作为他撰写此书的参考资料。此外，还有一件事史密斯并不知道，即他在福州城中看到的钟鼓楼上“高高悬挂”的“欧洲大时钟”，就是这位热衷探求西方知识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在一年前主持捐资建造的，这座钟鼓楼就坐落在徐继畬日常办公的官署前。有中国人记载此事道：“省城鼓楼，在藩署前。……道光甲辰（即二十四年）冬，毁于火。徐松龛继畬中丞捐俸重建。向于楼上设十二时辰牌，随时更换，有人司之。及重建，改用西洋大自鸣钟一架，高一丈二尺，广六尺许，声闻百步”。这座矗立在徐继畬官署前作为官方管理社会标志物的“欧洲大时钟”，正是这位热衷探求西方知识，具有开放心态与胸怀接纳西方知识和先进文化的实物象征。由史密斯及英国领事等对徐继畬的由衷赞赏，也反映了这种主动学习、平等交流，可以跨越民族偏见而拉近彼此距离，赢得真正尊重，显示了中国精英也具有文化开放胸襟及接纳西方文化的能力。
余论
史密斯在福州停留了22天后，启程前往最后一个通商口岸——厦门。在《福州日记》的结尾，他以自己这次虽短暂但不乏全面详细的考察体验，对“福州作为一个传教基地的适宜性与程度”作了总结。他的结论是：福州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上，在新开五口中重要性仅次于广州。虽然由于“福州人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外国的优越性和文明程度”，因而对外国人“难以信任”，而且当地方言也很难掌握，这些对初来的外国传教士是不利条件，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可以伴随时间而不难克服的。他认为福州具有对传教有利的条件：
首先，“福州没有受到大规模外国贸易带来的堕落性的影响，没有体验过最近战争引发的令人不愉快的效应，也从未经历过外国侵略造成的灾难。”他认为这使得福州民众心目中对外国人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没有像广州人那样强烈的“排外”情绪。这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当地民众对强势进入的外国人，消除这种屏障是不容易的。
其次，“福建当局思想开放”，他前面列举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最后，在他看来也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人们对宗教没有偏袒，……改变宗教信仰不会引起嫉妒，阻碍新教教会的传教努力。”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把人与人隔开来，没有一种宗教可以主宰人们的恐惧或是尊崇，没有一种偏执的宗教力量会威胁到我们的进程。”
史密斯对福州考察后得出了以上认识，激发了他要在这里进行传教事业的热情和企盼。他最后发出感慨道：“望着这座充满异教徒的伟大城市，看到这里的人们沉溺于世俗的追求，对未来世界毫不在意，缺乏基督教教诲的任何方式，作者心里不禁产生出无限感慨。”他希望他的这番考察，“可以唤起其他传工的热情，进入这片传教的田野。……福州或许可以成为英国圣公会传道会下一个建立的传教基地。”史密斯这位年轻、充满传教热情及文化优越感的英国传教士，在结束中国五口通商城市考察之后即回国复命，于1847年出版了他的考察报告，后又于1850年重返香港，担任香港维多利亚教区首任主教（1849～1865），在这里从事传教事业14年后回国，退休终老于英国。
从史密斯对福州的考察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英国传教士眼中开埠之初福州的状况。这座沿海省会城市原本是自成系统的封闭世界，这里有自产自足的经济生活圈，有官民、满汉、僧俗等既定社会结构，有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形成的文化生态。但在西方势力强行“闯入”下，这种传统封闭结构被撕开了裂口，受到了震荡，形成“被迫开放”状态。从史密斯的活动及其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州开埠之初，西方人就以战胜国的征服者姿态，挟持着先进技术与文明优越的傲慢心态，对于这里展开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到替换信仰等全面性征服战略，初攖其锋的福州人，除了少数官员之外，一般士绅、军人、商人、僧侣及一般百姓，对此毫无所知，更没有做好主动对应的准备。少数略有所知的官员，也大多只是在外国人面前以“傲慢”的姿态维持着内心虚弱的“面子”，唯有一个异数福建巡抚徐继畬，以其少有的敏锐与远见，开始主动积极地去了解这个新对手与新世界，虽然显得仓促和滞后，但毕竟是中国精英分子对时代巨变试图作出积极回应。开埠之初的福州，正处于封闭与开放之间，就是孕育这种积极回应的土壤。可惜的是，这种力量太孤单，这种声音太微弱，此后不久，这些孤弱的努力便被排山倒海般的势力所扼杀，徐继畬则被惩罚撤职而抛出体制之外。福州在被动开放之初面对西方世界时发出的少许回应的微光，尚未及燃烧起来即被强大的势力所扑灭。主动“闯入”与被动开放、被动开放中又有主动探求，这就是福州开埠初中西势力所形成的态势与格局，从中闪烁着中国积极回应西方挑战的希望之光，但更多的是沉沉昏暗。
然而，虽然开埠初期徐继畬主动了解世界、探求西方知识的努力被中途摧折，但福州毕竟有这种开放的底蕴，这里的人们对于外来文明，仍具有较内地民众更开放的胸怀和开明的心态。因而，在福州开埠20年之后的1866年，另一个具有比较开放眼光和勇气，愿意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在这里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仿造西方船舰，成为中国较早创办的大型新式制造企业，并附设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代技术人才。
西方势力的闯入与进入，开放的被动与主动，决定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的态势与格局。福州开埠之初中西碰撞的历史再次证明，唯有以开放心态和广阔胸怀面对世界，及时了解世界情势与时代趋势，以战略眼光主动回应新的挑战，而不是被动应付，才是应对国际变故、适应时代发展、为民族争得生存优势的道路。这就是100多年前史密斯对福州开埠初期的观察与记述给我们提供的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