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进丛林：一个影响深远的倡导
严复对战局进展已彻底失望，他不相信李鸿章有能力扭转时局，也不相信朝廷中场换人易帅，以刘坤一取代李鸿章能够扭转颓势，眼见奉天省城和旅顺口将旦夕沦陷，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大清国似乎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待毙。听说朝廷又将仿前朝旧例，到偏远的西北荒野巡幸狩猎，朝廷任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在严复看来不过是重演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的故事，让恭亲王重玩30多年前“鬼子六”的故伎，留守京城，与鬼子交涉。此时的中国，京官议论纷纷，皇上愈发没有主见，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据说皇上时时痛苦，看来做天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形下，翁同龢唆使文廷式、张謇一班文人名士弹劾李鸿章，影响朝廷。
对于李鸿章，严复当然痛恨其颟顸误国，但对于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人力主中场换人，严复也以为是个并不好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排兵布阵，而在于制度，在于军事体制、文化体制都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更新而重建。他说，大家不知当年湘军、淮军打太平军，主要是“以贼法子平贼”，那些“贼法子”无论怎样高明，都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日本得西洋练兵之余绪，对付欺负我清军已有余。从更深层原因说，中国今日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正因为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因此，中国如果不能从文化体制上下真工夫，如果不能给中国文明注入新的因素，那么即便管仲、诸葛孔明复生，也无能为力，何况庸庸如刘坤一之辈乎？
由此认识，严复在关注战局关注朝廷动向的同时，更多关注怎样从根本上重建中国体制，怎样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怎样重构一个新文明，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世界的坦途。所以到了1894年11月初，当中国转向与日本求和后，严复逐渐放弃对日常事务的关注，拿出更多时间阅读西洋书籍，似乎有了不少新鲜感受和认识，日趋觉得世间唯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在这种阅读思考中，严复的思路愈发清晰。严复的初步判断是，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是很难弄明白西学精华的，且西学讲究驯实，不尚空谈，不可顿悟，要想将这些学问弄明白，必须下狠工夫，循序以进，层累阶级，而后以通其微。于是，严复在甲午战争强烈刺激下，转身向西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以西学为根据作狮子吼，唤醒国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严复就少了许多顾忌，而且他虽然人还在北洋，但其心思早已转向南洋；他虽然还是李鸿章的部属，但已经能够更加大胆地批评李鸿章，这大约因为陈宝琛从中沟通，张之洞可能已经对严复有所表示，只是正式的手续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而已，所以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胆放言高论，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意见领袖。
1895年2月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开始连载发表他毕生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探讨中国在经历了30年洋务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家动员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后，为什么不仅没有打败东邻日本这个小岛国，反而被其所制，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严复认为，中日之战对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秦朝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转变，这个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严复表示并不知道，但他愿意推测的是，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中国冥冥之中不可捉摸的“运会”。所以说中日此次构难，究其由来，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演变，而是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根据严复的看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着多重复杂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中国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在过去或许是有效的，但当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则显得力道不够，着力点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不一样。严复曾明白指出，中西文化有着显著不同，其最大者，莫过于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则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教化之极则。由于严复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所以他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人。他的这些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其将中西文化视为相对峙的两个极端，可能还开启了后来的一系列讨论。
中西文明的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当中西并不交通或者说交通并不紧密的时候，人们并不能看出其问题。然而到了近代，到了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候，中西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适，就极有可能影响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有很多年了，从1840年起算，中西之间的交流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只是这半个多世纪，由于中国人始终有被打败的悲情，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长处和弱点，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似是而非，并不能切中西学的根本精神。严复指出，与中国人讨论西方政治，常常苦于难言其真。由于中国人存彼我之见，不察事实，言辄中国为礼仪之邦，西方为野蛮未开化之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是一种文明自大和傲慢。其实，说到底，又是一种文化自卑，因为总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自己给自己鼓劲，或者像鲁迅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慰。
按照严复的看法，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精神实质，是一种悲情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西方文明的强大就是其物质文明的超前，只是西方人较中国人更会算计而已，更为机巧而已，而在精神层面上，西方人还是过去那些等待中国教化的夷狄。严复强调，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其错误主要就是只看到了西方的强大这种表象，不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形而下之粗迹，即便西方在科学上怎样进步，怎样精致，这依然不是西方文明的本质，不是西方文明的命脉所在。西方文明的命脉，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
严复指出，西方人所信奉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这道理并不复杂，其最初起点与中国人的道理也并无二致，中国人也是这样说这样做。中西之间的差别，只是西洋人按照这两条去做，往往通行无阻，而中国人在这两条上总是不能坚持到底。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在学术上黜真而崇伪，在政刑上屈公以为私，但在事实上，中国人在学术上似乎从来缺少一种求真的追求，在政治法律上也从来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制度层面遏制人的私欲、贪欲。对于这样一种差异，严复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那就是一句话，就是自由不自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自由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要义，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滞碍。从这种观点去分析中西社会文化，便很容易看出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严复指出，不管中国古代圣人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多少贡献，但都必须指出这些圣人从来就没有告诉中国人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就是自由二字。中国圣贤对于自由二字深怀恐惧，未尝以此去启发教育自己的国民。而西方人则不然。西方人坚信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且严格禁止对他人自由予以任何侵害。侵人自由者，总是被视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窃侵蚀他人财物者，都属于侵害他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国家，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能随便侵害百姓自由。西方法律之设，其主旨就是要防止侵害他人权利的事件发生。
按照严复的分析，中国传统道理中也不能说没有与西方自由理念相类似或相近似的概念，最接近的概念大约就是儒家伦理所说的“恕”，或者说“絜矩”。当然，严复格外强调，不论是恕，还是絜矩，只能说与西方人的自由理念大致相近有所相似，如果说完全相同，可以对译，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传统中的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包含有“我”的意思。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从然而生，于是看出中西道理的重大分野或区别：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方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方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人以平等治天下；中国尊主，西方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什么东西都要天下一致，西方人喜党居而州处，充分尊重个性尊重不同；中国多忌讳，很少发表不同看法，西方人众讥评，总是有不同看法才发言。
即便在经济生活层面，中西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
在接人待物方面：中国美谦屈，抑制个性，尽量不出头，西方人务发舒，最大限度张扬个性；中国尚节文，讲究繁文缛节，西方人乐简易，不愿玩那些虚的东西假招子。
至于在学术上，中西差别也非常大：中国夸多识，赞美记忆，赞美博学，西方尊新知，强调创造，鼓励创新。
对于灾祸，中西不同在于：中国委天数，总是将人为失误归于天灾，怪罪天不佑我中华，西方人恃人力，总是将天灾视为人力尚未达到，但并不是永远不能达到，所以西方人总是要与自然争高低。
严复的这些分析和分别，或许也有不那么严谨不那么可信之处，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差别并没有因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上迈出一系列重要步伐而缩小而改变，更不要说扭转了。差别当然并不意味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力量就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