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下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的范畴，所强调的已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创造性的叛逆’”，所以译介学的重点在于研究翻译中发生的种种“叛逆”，也就是“变异”现象。若从文学变异学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字流传物（尤其是文学）只要是在新的语言载体中出现，它就不可能是原生态的。所以，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译介学能超出具有传统实证的媒介学，以其“创造性的叛逆”进入比较文学视野。这种变异性，是译介学与媒介学最大的差别。
一、译介学的兴起
谢天振教授如是界定译介学：“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如果要对它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的话，那么不妨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自然不可能完全隔绝于翻译理论，但也并非所有的翻译理论都可归于译介学旗下。在把翻译理论包含进来的同时，也要注意它与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相关性。可以说，比较文学的译介学源于传统的媒介学，它采用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相关的译学理论进行探讨。“译介学”中的“介”，并非通常所说的“介绍”（introduction）之意，而是指“媒介”（media）。一般来说，比较文学中的“媒介”，是指在文学交流过程中起传播、介绍等中间作用的人和事物，分为个人媒介（比如文学家、翻译家等）、团体与环境媒介（比如文学团体、沙龙等）、文字材料媒介，其中文字材料媒介，尤其译本是最重要的。
自20世纪30年代始，翻译的研究被视为比较文学媒介学的核心。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将“译本和翻译者”作为文学交流的四种媒介之一进行了探讨；日本学者野上丰一郎在《比较文学论要》中，把翻译作为媒介学研究中“最主要问题”给予专门论述；意大利学者梅雷加利提到“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将译介学归属媒介学的研究一直持续到70年代，随着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译介学渐渐脱离媒介学而独立。日本学者大冢幸男在《比较文学原理》一书中将“译者和翻译”与“媒介者”分列为不同的两章进行讨论。70年代一个新的学科——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在欧洲的兴起直接促进了译介学的学科化。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文学与翻译”研讨会上，安德烈·勒菲弗尔发表了《翻译研究：学科的目标》的宣言，这是翻译研究诞生的标志，勒菲弗尔被视为翻译研究真正的创始人。
传统翻译学始终强调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关系（equivalence），忠实、准确被视为评判翻译的基本原则。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兴起，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被肯定，翻译不再沿袭“作者中心”与“原文中心”的传统思路，而是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机制。1990年，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内特在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不考虑翻译，就没有比较文学”，“应该重新考虑比较文学的概念，并把比较文学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而不是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翻译研究理论对于翻译这一媒介特殊性的揭示，使得比较文学的文学翻译研究逐渐从媒介学中分离出来，最终成为比较文学下的独立学科。在当代文艺思潮的观照下，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新的学术个性和追求，对传统的翻译研究加以审视和质疑，强化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对译本重要性和文学翻译创造性的认识，在发展方向上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殊途同归，达成了契合；但翻译研究毕竟与译介学不是等同的，译介学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
译介学虽然深受国外翻译研究理论的影响，但也体现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创新性，是独具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变异学学科。在中国，译介学的名称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刚刚在中国兴起之时，翻译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在这时并未得到突显，译介学只被视作媒介学的一支。其真正勃兴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第一次将译介学从媒介学的归属中解放出来，1999年，谢天振出版专著《译介学》，这是本土第一部系统梳理该学科渊源，划定其研究范畴，阐释其研究方法的著作。至此，译介学脱离媒介学而独立的事实已被学界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而独立存在，仍有很多学者将其归入影响研究的麾下。
二、译介学的研究范畴
卢康华、孙景尧认为译介学就是关于译本、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随后法国学者谢弗莱尔在《比较文学》中提出应该从“接触外国作品之正常方式”、“翻译理论与比较文体”、“翻译文学与接受体系”三方面来分析翻译问题；谢天振则称翻译中的信息增添、失落、变形和文化意象的传递，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都应属于译介学的研究领域。严格来讲，译介学“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翻译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问题，语内翻译如此，跨语际翻译更是如此。总括而论，译介学的研究范畴可归列成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文本研究以及翻译文学史研究三大项目。
（一）翻译理论研究
传统观点轻视翻译理论，致使翻译理论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人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认为原文相对于翻译是中心的、原创性的、自主的、建设的、阳刚的，而译文则是从属的、次要的、模仿的、破坏的、阴柔的。这种原文中心主义建立起来的是原文/译文之间绝对的二元对立。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估翻译的价值，重新界定翻译与原文之间的关系，突出变异性的合法性地位，将翻译从原文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变得尤为重要。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雅各布森等几位理论家作出了突出贡献。雅各布森认为翻译分为语言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跨语际翻译以及符号间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三种类型，并进一步将跨语际翻译视为“翻译自身”（proper），语言内翻译和符号间翻译分别称为“重新措辞”和“变形”，也可以说是“变异”。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甚至所有解释和定义也都是翻译，用图画、手势、音乐表达语言符号也是翻译，翻译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从而拓展了人们对翻译的认知，提升了翻译的地位。而本雅明则进一步提出“来生”理论以阐述翻译。他在《译者的任务》中说，译文标志着作品生命的延续，它是原著的来生（fortleben）。“来生”理论赋予了翻译独立于原著的价值。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原文自身的合法性受到极大地质疑。罗兰·巴尔特“作者已死”的理论彻底消解了作者对于文本的绝对所有权，阅读对意义的重构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德里达指出，原文一开始就呈现匮乏，并请求翻译、等待翻译，所以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写、变异与创新，翻译非但不是原文的附庸，相反原文依赖翻译而生。这些理论构成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中国的译介学正是在这些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展开了现代翻译理论的对话。
（二）翻译文本研究
文学翻译行为的结果是译本和译作。文学译介的实质、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两种文化间的冲突都会成为文学翻译的制约要素，加之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文化视域和政治意识形态背景等因素，翻译文学必然对源语文学进行“创造性叛逆”，译本出现诸多变异之处在所难免。由于传统翻译观构建起的原文与译文之间绝对的二元对立关系，传统译学在译本研究中以原文为主体和标准，指责译文误译与不忠。译介学的研究与传统译学不同，它对译本的细读与勘校，主要是为了深究文学交流中的深层问题，比如说各种文化、政治因素如何制约了翻译行为并产生变异性。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意识形态、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文化体系（universe of discourse）、翻译与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central text and central cultures）七方面因素一直操控着翻译过程，并制约翻译文本的生产。译介学的译本研究较多借助了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探讨的是谁在翻译，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其他的文本被翻译，谁在决定翻译策略的原则，翻译技巧是如何被用来服务于某种特定动机的，在这些动机的控制之下译者是如何被利用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使得翻译过程中原来被遮蔽的因素一一现身，比如译者、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市场……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异性。
可见，在当代文艺思潮的观照下，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新的学术个性和追求。译介学不再纠结于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总结，不再局限于语言转换正确与否的限制，不再热衷于从语言层面上对译本作价值判断，也不再以建立翻译规范、指导翻译实践为最终的旨归，而是转向文学背后的文化研究。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说，“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说来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
（三）翻译文学史研究
有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应该加入本国文学的行列，翻译文学史也就是本国文学史，谢天振就持这种观点。换句话说，翻译文学史已经变异为他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译介学变异性的重要体现。国内学界对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1938年，阿英写作了章回小说体的《翻译史话》，尽管终未成书，但也可视作是文学翻译史的重要之作。20年之后，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集体编写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以时间为主线，概述了翻译史每一阶段的翻译状况，评述了重要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同时注意揭示翻译活动与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之间的关联，并辟专章讨论被译介的外国文学对本土文学的影响。虽然本书未正式出版，但却建立了翻译史写作的基本架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部中国文学翻译通史类著作《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正式出版，其沿用了《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的体例。90年代以后，翻译文学史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研究的门类之一。
总体而言，译介学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着意于两个问题的研究。其一，通过重新检视翻译的历史，重建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1995）中，详尽研究了自德莱顿以来的西方翻译史，并指出由于恪守对通顺、忠实的翻译原则，译者一直是隐身不可见的，对这种“归化”翻译原则的独尊，往往使得异域文本所携带的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丧失；同时英美文化通过“归化”巩固了自身，强化了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倾向。译介学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打破了传统译学观统领下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肯定了“我”的介入对于翻译文学的推动作用。其次，译介学的翻译文学史研究关注异域文学被引入的语境的探讨。译介学对翻译历史的扒梳、对史料的钩沉虽然也注意译本之间的差异，翻译家的翻译观念与实践，但不是单纯做价值评判，不以建立一个完备的编年史体系为最终诉求，而是努力放回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试图发掘影响文化交流的隐蔽的权力结构。所以译介学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更关注翻译如何在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外语教育、出版机制、文化市场的“赞助”下建构这种文学的本土经典序列，如何通过翻译文学再现并固定了源文化的形象。
文学翻译的实质是一种阐释活动，“会随着时代、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便不可能定于一尊，产生所谓永远不得取代的‘定本’”。译介学注重突出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不拘泥于文学文本在语际转换中语言层面上的讹误，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和相对超脱的研究姿态。
三、理论前沿与发展前景
译介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尤其在中国，如果以第一本专题教材的出版为起点的话（1999），其历时不过10年而已。然而，在比较文学迈向跨国、跨文明、跨学科研究新阶段之际，突破单一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重估翻译的价值，是解决比较文学“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译介学学术范式的形成对比较文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往往执著于对“同”的追寻，止步于文学事实的“会通”，译介学研究突破了这一比较文学研究的瓶颈，通过研究文学事实在穿越文明、跨越国界后所发生的种种变异，为我们在文学交往中找到了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在认清他者的同时反观自身，从而找到了新的文学增长点。
“翻译中的每一步骤——从外国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对译本的编辑、评论以及阅读——都是由目标语言流通的不同文化价值促成的”，在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转型时期，跨国、跨文明的文学交流，不仅面临着语际转换的语言问题，而且还要面对其背后异质文化间的差异问题，这就是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呼唤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而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译介学则更自觉地践行着转向文化的理念。文化研究的介入促使翻译研究借重文化研究对种族、性别、阶级等一系列的文化身份问题的理论思考，使其开始将翻译视为目标文化建构文化身份的场域，并在此中展开其自我想象与他者想象的问题。翻译如何参与本土文化身份塑造，这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重要的是翻译研究更关注人类情感结构在翻译过程中的巨大潜力，尽管有学派着力揭示各种制度性因素对翻译活动的规约，但也有学者努力发掘翻译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译者的主体性、情感、挣扎等这些并不能完全被纳入体制中考察的因素，从而还原历史本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比较文学迈向跨国、跨文明、跨学科研究新阶段之际，译介学对翻译领域变异现象的研究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对翻译价值的重估，解决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的危机。译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相对短暂，但客观层面上，其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助推力是不可小视的。也正因为译介学是跨文明对话中新兴学科，所以其理论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请你思考
译介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