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我的友人、人大图书馆负责人武继山同志来电，约我为图书馆纪念复馆30周年写一篇文章。我和老伴说起此事，老伴说，其他文章可以不写，这篇文章一定得写，图书馆对你的帮助太大了，人大图书馆助你成就了今天。
回忆起来，我自1961年秋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人大哲学系工作，一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除参加“四清”运动，平时学习、看书、写作时间多在人大图书馆。1978年人大复校以来，一直至2005年我家从校内搬到校外，我的教学备课和科学研究也是基本上在图书馆进行的。这样说来，我在人大图书馆阅览资料和撰写著作的时间就有30年了。联想到我在北大读书时，除听课外，也从不在宿舍看书，而是在图书馆阅览室学习。记得当时去得最多的是文史阅览室。我在北大学习五年，除去其中一年左右到河北省藁城县搞农村调查，大约也有三四年时间的看书学习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这样算起来，我在图书馆看书、研究、写作的时间则近35年之久矣。
人大复校后，图书馆座位十分紧张，我一般是早上背上书包，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和学生坐在一起看书、学习。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图书馆座位更紧张了。几位教师联名向图书馆请求，设立了一间备课室，虽然挤一点，但备课的座位有了保证。1986年学校成立古籍研究所，设在图书馆内。我被聘为顾问，所里还给我配有办公桌，为我阅读和使用古籍提供了诸多便利。我和研究所的另一位顾问张我德教授，所内的武继山、宋平生、张海惠、郭惠敏、林珊等同志都成为好朋友，他（她）们给我许多帮助。后从古籍所出来，我主要是在库本阅览室和线装书阅览室看书，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库本阅览室给我在书库内摆了一张专用书桌，供我个人用，也免去了借书手续，可以在库内翻阅任何一本书，看完后送回原处放好。同时阅览室同志还给我在饮水、打电话等方面提供了方便。阅览室的郭媛、吴冰等同志的出色服务和对我的热情关照，令我永不忘怀，铭记在心。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作业成效、事业成就有着直接影响。图书馆作为学习的良好空间环境，我以为有五个优点：一、图书资料丰富，借阅方便，极有利于缓解个人图书资料不足的局限；二、有利于注意力集中，专心致志地学习，而这正是推动思维活跃和发挥创造性的前提条件；三、有利于排除各种干扰，保证连续三四个小时学习、思索不被打断；四、坚持在图书馆学习，久而久之，有利于拒绝外界的功利诱惑，有利于清除急躁心态，保持一个学者追求学术完美的本色；五、面对图书馆里富有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久而久之，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良好的感染、积极的感应，催人奋进，获得学无止境、笃志贵学的向上动力。
平日我除了上课和开会，一般是图书馆开门即进去就座，上、下午和晚间都在图书馆，晚上图书馆熄灯才离开。周六、周日也在图书馆，有的年头，除夕当天下午5点图书馆关门才回家。天道酬勤，长期在图书馆学习，使我获益良多，带来了丰硕的回报。我的专著和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社会兼职较少，除教学外，科研时间比较充裕，我在图书馆先后完成了七部专著，并出版面世：《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1983），《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0），《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巴蜀书社，1990），又完成了《法藏》书稿，于1991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90年代以来，我的社会兼职增多，送往迎来，事务应酬频繁，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有空儿就去图书馆，抓紧时间把多年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总结，最终在图书馆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我校成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以后，虽然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还是经常去图书馆学习、工作，我离不开它。直到2005年把家搬到世纪城后，才不得不一点一点地从图书馆走出来。
我的科研成果创作于图书馆，我要感谢图书馆为我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良好的阅读和写作空间以及优质服务，我的科研成果的取得，一半应当归功于图书馆。至今我对人大图书馆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对那里曾经帮助过我的工作人员深怀敬意和感谢之情。
由于我长期在图书馆治学，后来逐渐为中国哲学史界和佛教研究界同行所得知，也为人大校内一部分师生所了解，并被喻为是人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线，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诚希望年轻教师和同学们更多地到图书馆去，增长知识和学问，提升智慧和境界，进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的更多贡献。
[原载倪宁主编：《书香伴行，继往开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