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时光茌苒，一转眼已到了1969年的春夏之交了。
或许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或许是虎门已经完成这项运动的指标，或许是赵泰来原本就够不上上山下乡的条件，总之，赵泰来现在可以在虎门大大方方地招摇过市了。
前两天，虎门太平街公安派出所的民警把失踪了十多天的大哥赵令炎带了回家，交给了母亲郑银河。他们对郑银河说：“你的儿子屡教不改，已经是第九次偷渡香港了。这次抓回来，我们也不送他去劳动教养了。如果他敢第十次去偷渡，上级说了，那就直接拉去枪毙！”
大哥赵令炎1948年出生在香港，父亲去世后，最疼爱他的祖母朱寿英再也不敢回大陆了。大哥想念祖母，又不堪忍受政治上的歧视及生活的极度穷困，从1967年起就开始偷渡，但次次都失败了。
粤港两地山水相连、土地接壤，原本就是一家人，就是因为深圳河边的那道高大的铁丝网，将两边的人民分割为两种制度下难以自由往来的人群。
在20世纪60年代前，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省城广州都比香港强。后来大陆这边年年搞政治运动，天天抓阶级斗争，不但严重破坏了人际间的和谐，也严重破坏了生产，影响了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穷。而60年代末香港凭借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起飞，拉开了两地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居民在大陆的亲朋好友设法从水路逃往香港。“文革”中偷渡事件屡屡发生，已形成边境地区一股疯狂的逃港之风。当时，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宝安县男性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偷渡去了香港，东莞县与宝安县相邻，这股风气也很快蔓延到东莞全县。再加上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逃港大军，每日都要路经东莞，更使众多东莞的青壮年跃跃欲试。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香港的经济比不上省城广州。这是当时香港居民的生活照。
周恩来总理在世时曾经用一句很技巧的话语回答外国记者针对这个问题向中国政府发出的指责，说那些人只是“非法探亲”而已，一句话就把大陆和香港的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晰准确。
赵泰来从大哥那知道了他最后一次逃港的经历。他们一行三人从宝安县的蛇口下水后，游了一个晚上，天亮前终于游到了对岸，但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他们决定先睡一会，天亮后再去找亲戚。他们爬上停泊在岸边的一艘渔船，倒头便呼呼大睡。谁知道这是艘大陆渔船，天亮卸完货后，又“嘟嘟嘟”地开走了。等到他们睡醒一看，渔船又回到了蛇口码头，于是，赵令炎被边防战士逮了个正着，给送了回来。
那时快满15岁的赵泰来听完大哥的故事并没在意，只觉得大哥时运太背了，而他想逃港的念头还没有形成哩。
一天，既无书可读，又无工可开的赵泰来一个人在街上闲逛。
“泰来，快过来一下，有事跟你说。”赵泰来回头看去，喊他的是比他大三四岁的赵良，身边还有七八个与赵良一般年龄的青年人。
赵泰来怕他们揍他，只好乖乖地走过去问：“喊我什么事啊？”
“我们要去督卒（广东方言，即偷渡逃港），你不是有亲戚在香港吗？我们一起走吧！”
赵泰来不以为然地说：“怎样督卒啊？我哥哥游了九次都没成功。”
他们说：“我们天天都在练游水，已经准备好的啦。”
赵泰来心想：“我该怎么办啊？你们天天都在练，我又没练过。”于是没有理会他们，转身往回走去。
赵泰来一路走一路想：“对哦，现在没书读，也没事做，倒不如过去看看嘛！”
走出两百多米后，赵泰来转身一路小跑追上那伙人问：“你们怎么去啊？”
他们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游水过去！这两天就要走了。”
赵泰来一听就急了，赶忙问：“那我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就说要带上游泳圈啦、纱布啦（用来裹脚防蛇和海底东西刮伤），还有用面粉、白糖、牛奶做的干粮啦，就这么多。
赵泰来说：“其他东西我能准备好，但干粮就难搞了。”他们说：“你不用担心，干粮我们每人分你一点就行了。”
约好出发的时间和集合地点后，赵泰来就和他们分手了。他刚走出百来米，就在一个修单车的小铺子旁听到两个大人在聊天。他们说如果要想督卒游水到对面去，人在海水中要浸泡整整十多个小时，那样皮肤不但会被海水泡皱，体内水分还会大量流失，体力跟着就会迅速下降，一般人很难游到对岸。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全身都涂上凡士林，这样既不怕被海里的东西咬伤，也不会浸皱了皮肤。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赵泰来听后马上跑到另外一家单车铺买了两罐凡士林。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赵泰来心事重重。这两三年来，母亲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批斗了足足有78场，加上繁重的家务，她已被折磨得苍老了许多，原来乌黑的秀发也开始花白。他一直在思想斗争着：明天就要出发了，偷渡逃港这件事，到底告不告诉母亲呢？如果成功了还好说，万一不成功，或者再也见不到她了，告诉她又有什么用呢？与其现在就让她操这份心，不如干脆不告诉她。能否成功，也只有靠菩萨保佑了！
第二天傍晚，赵泰来把事先准备好的物品都装在一个黄色军用挎包里，他乘母亲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在村口的大榕树下，11个小伙伴相邀集合在一起，相互检查了一下所携带的物品后，就悄悄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当时，为了打击逃港风潮，广东边境除了加强边防部队的巡逻外，还动员了当地各级政府和民兵，实行昼夜检查。为保证安全抵达偷渡地点，赵泰来与他的伙伴们不敢走大路和公路，只能选择山路和小路，并要昼伏夜行。赵泰来年龄最小，他时不时地总要落在队伍后头。当时只是初夏，可是广东的天气已经酷热难挨。他们每日不但要翻山越岭，露宿荒野，还要忍饥挨饿，担惊受怕，更要任凭蚊虫叮咬，不时还会遇到毒蛇。虽说从虎门到宝安县海边只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他们还是走了足足七天七夜。
那时，大多数人都将“埋堆”（广东方言，指偷渡下水的集合点）的地方选在宝安县的蛇口，赵泰来与他的小伙伴们也如此照办。从蛇口到香港新界流浮山还有四五公里，是偷渡游泳较远的距离。但那里海岸线长，到处都是荒山野岭，边防部队无法全线布防，主要靠巡逻哨维护边境秩序。偷渡者只要机警谨慎，总能找到下水的地方，如果体力又好，偷渡成功的几率相对较高。
赵泰来一行是在白天到达蛇口的，按照预先计划，他们很快就分散潜伏到离海边偷渡地点不远的地方。根据前人以往经验，一定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伺机行动。出发前，他们都多次向偷渡未成功者进行了详细的咨询，不但作了具体的行程安排，还作了各种最坏的打算。赵泰来这帮小伙伴毕竟都是第一次偷渡，当他们亲临其境来到蛇口偷渡现场时，顿时个个都忐忑不安起来。
入夜，他们按计划一个个溜进海边的树丛，突然间，一大群狼狗跟在边防战士后面追了上来。狼狗的狂吠和边防战士高亢的“不许动，举起手来！”的警告声，立即把这支队伍冲得作鸟兽散，各自落荒而逃。
赵泰来跑在最后，他看见路旁有一个灌木丛，于是凭借身材矮小的优势一头钻了进去。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只大狼狗已经趴在他面前狂吠。“这回可惨了！看来香港是去不成了！”正当赵泰来万分沮丧之时，他却凭借手电筒的灯光，发现手牵狼狗的军官有点面熟。仔细再看，“咦！这不是当年伍修权来家里时，陪我在家门口聊天的那个警卫员吗？”
赵泰来像遇到了救星一样，急忙从草丛中爬出来，对着那位军官说：“你不是谁谁谁，来过我家的那个吗？”
军官感到莫名其妙，说：“我什么时候去过你家了？”
赵泰来鼓起勇气说：“那年你是跟着伍修权叔叔来的，我就跟你站在门外面啊，我们还一起聊天呢。”
军官这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小鬼啊，跑来这里干嘛，你也想去偷渡吗？”
伍修权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解放军著名将领。这是他著作的《伍修权回忆录》。赵泰来可怜巴巴地说：“在家里整天挨批斗，又没饭吃，也没人理，所以才跟着他们到香港去找亲人。”
伍修权（190836—1997119）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外交家，曾长期协助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
据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伍修权回忆录》记载，1966年底，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伍修权确实来过一趟广东。当时他是陪同一位欧洲某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北京到广州，然后送那位外宾到湛江坐远洋轮回国去的。伍修权有没有顺路到过东莞虎门、有没有到过赵泰来家？现已无从考证了。当他从广东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批斗关押，开始长达八年的冤狱生活。
据赵泰来说，伍修权是到虎门的一个部队医院看望一位老战友，顺便想看看在战争年代落下的耳疾。到虎门后听说有个赵世民、郑银河夫妇看耳疾很有一套，于是登门造访。
那次，伍修权让警卫员备了礼物，来到赵世民家，进院子后，他亲切地称呼郑银河叫“表姐”。母亲热情地接待了伍修权，并让赵泰来到外面去玩，让他有机会和那个警卫员待了一段时间。
今天，逮住赵泰来的边防军官正是当年那位警卫员。军官看了看四周没人，便对赵泰来说：“这一带整天都有边防军巡查，三个小时就会巡逻一次，你要跑，就要注意潜伏好，要在我们两次巡逻中间行动。”随后，他指了指前方：“等一下你就从这里绕到下面去，从那里游过去不会被人发现。”
赵泰来听后，就一动不动地躲进树丛中。待那位军官离开后，他立即用两罐凡士林把全身涂抹得溜滑光亮。呆了好一会，他揣摸边防战士已经走远了，就慌忙蹿出草丛，拼命向山下那段滩涂跑去。可他毕竟是新手，动作过大，竟引起远处军犬的注意，“汪汪”叫着狂追过来。赵泰来见状，慌不择路地只顾往前冲，没想到他竟冲到了一座悬崖旁，往下一看，足足有四五米高。他心想，这下可真死了，不搏命都要搏了。随后，他心一横，眼一闭，就纵身跳了下去。
赵泰来去香港后，曾回内地看望母亲。这是他和母亲、大哥等人的合影。前排中为郑银河，后排左二为赵泰来、左三为大哥赵令炎。
赵泰来被摔得懵懵懂懂，他似乎梦见了观音菩萨对他说：“你快点醒来，快走！再不走就没命了！”赵泰来突然跳起来，他拍了拍身上的沙土，发觉只是有点擦伤，于是拼命向大海冲去。
游出百来米后，赵泰来360度地转动着身子，仔细去搜寻自己的伙伴，可是连一个影子都看不到。他无奈地回头看了看那道漆黑的海岸，只见几条微弱的电筒光柱在黑暗中不停地摇曳晃动，伴随听到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军犬的狂吠声与海浪的冲击声。他感到，这似乎是暴风雨前的电闪雷鸣，又似乎是大战前的战鼓齐鸣。于是，他一个鲤鱼翻身，义无反顾地朝着灯火通明的远方奋力游去。
那些年，不知有多少像赵泰来一样的青年人为了能有更美好的前程而投奔怒海，但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他们经过几天几夜的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到了宝安县的海边，大多数人不是被巡逻的边防部队和民兵抓回来，就是葬身大海。当年和赵泰来一块从虎门镇出发的11个人，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其余8人从此就下落不明了。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秘密来广州访问时曾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制止不住大批群众逃港的风潮，并不是边防部队无能，而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海之滨时，这股疯狂的逃港之风终于自动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