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需缺口扩大源于饲料粮需求增加、产出水平下降，而后者是主要原因。从数据看福建省这几年的口粮需求比较稳定，带来需求总量增加的是饲料粮。但是饲料粮的这种增长幅度完全可以为单产水平的提高所抵消。相比而言，由产量下降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耕地面积减少。
（一）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粮食总产量下降
粮食总产量取决于单产和种植面积。从1949年至今，福建省粮食平均单产水平除了1960年的那次大幅下降 外，大部分年份里都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持续的增长态势。而水稻的单产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粮食总体的单产增长速度，在1970年代末以后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但是，粮食种植面积从197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后，基本上在逐年下降，1999年以后下降速度加快。1975年粮食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436.3万亩，到1999年降为3014.28万亩，24年间减少了422万亩；而到了2005年，面积降到了2161.94万亩，较之1999年，仅仅6年就减少了852.34万亩。而这主要是水稻面积的减少。1975年水稻的种植面积为2573.1万亩，1999年为2059.81万亩，2005年为1427.33万亩，前24年内减少了513.3万亩，而后6年减少了632.5万亩。
1999年以前，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主要归功于粮食单产的提高。而1999年以后，粮食单产的稳步增加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同时还维持着粮食总产的继续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对于总产量的减小效应开始超过了单产的增加效应（水稻也是这种情况）。
（二）政府主导的调整是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的原因
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农户减少粮食种植，但不会产生从1999年到2000年那样显著的大滑坡。导致大幅度变化的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户种粮比较收益的急剧下降导致农户经营的突然变革，另一种是政府或企业大力干预导致大范围调整。
1.农资涨价并不必然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
直观地，我们可能会把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与近几年的农资涨价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掌握的资料提醒我们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农资涨价直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那么相应的表现应该是同年变化或隔年变化，即今年农资涨价，今年或明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化肥的价格指数从1996年到2001年一直都在下降，直到2002年开始才有所回升。大幅度变化发生在2004年，这年化肥平均价格指数上升了12.8%。农药的情况更好一些，涨幅最大的2004年价格指数也仅上升了3%。以尤溪县化肥为例，2001年到2003年，钾肥和尿素价格都只是小幅上升。而2004年钾肥比2003年的增加了600元，上涨幅度达44%；尿素的平均价格变化相对平稳，但2004年比2003年每吨还是上涨了350元。之后2005年、2006年基本上处于高位稳定状态。
如果农资价格的上升导致种植面积减少，那么这种减少应该发生在2002年之后。事实上，前面的数据已经表明，福建省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是在1999年之后，即2000年开始大幅度减少，那年减少了270多万亩。反倒是在化肥价格大幅上升的2004年，粮食种植面积止住了大幅度减少的步伐，而且还有所回升。显然，以化肥为主体的农资价格上升并没有直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
2.政府意志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粮食面积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原因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材料显示，“2000年以来，福建省级投入土地开发整理资金共17.85亿元（不包括沿海滩涂围垦投入），整理耕地120万亩，实现新增耕地33.53万亩。”而2000年刚好是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的第一年。国土资源厅认为，土地整理“提高了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产业化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对于福建省某些地区的土地平整，笔者曾经提到，“两年前（指2002年），由于政府进行所谓的土地平整工作，近百亩的优良水田被平整一番，从此没有了下文，农民只能无助地看着良田抛荒。”2006年初，当地的情况依然没有改观。灌溉设施遭到破坏，很难恢复到平整前状态，这些耕地大部分依然荒废。同镇另一个原来的产粮大村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基于此，笔者有理由对2000年开始的全省范围内的土地平整以及与此相应的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质疑。种粮食比较效益低，所以要改变农业经营结构；如果这时候有企业愿意介入，那最好。而且企业需要大片平整的土地，所以最好能够给企业提供便利。所以就要进行土地平整。省级整理120万亩，其他的市县各级整理的数目应该也不会少。一个地方进行了平整，相邻地方的应该也会多少受些影响，或者跟着调整了种植结构、或者因为水利的改变不得以被动抛荒。这也许就是2000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270万亩的原因。
从省级管理部门来看，进行土地整理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为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也是出于对改善农民经营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考虑，但其“规模化”经营以及为企业租赁农村土地提供便利的目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其执行过程需要进行更有力度的监管和控制。否则，在耕地资源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地区，因良好动机以大力的投入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得不偿失。
3.连续五年的粮食价格下滑是导致种植结构调整的根本原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稻谷价格在经历了1993到1996年连续四年的上涨之后，连续六七年持续下降，其中1997、1999、2000三年下降最为厉害。从名义价格指数看，1997年的价格是上一年的0.882，1999年和2000年相应的指数为0.877和0.902；连续几年农户收入增长低迷。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呼声中，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了充分的动力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此提高农民收入。以这种理由来减少粮食耕作面积，也在情理之中。所以，粮价持续走低、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应该是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出于良好愿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根本原因。
这种变化从时间上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1997到2002年连续六年稻谷价格的下降与2000年之后福建省以土地平整调整结构的做法并不矛盾，而且顺理成章；2004年粮价上去了，这一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的脚步也暂时止住了。
这种逻辑仅适用于政府、企业大规模介入农业生产的结果。对农户本身而言，同时大面积地进行这种调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对大多数农户来说，结构的调整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大的风险，除非得到相应的保证，否则任何大规模的种植类型的改变都是不可思议的。以闽清县白中镇为例，该镇有些村庄因为福州某超市的介入大面积种起了蔬菜，但这仅局限于该超市租地种植的几个村庄。该镇其他多数的村庄还保持着一直以来的种水稻习惯，很少有人大面积地改稻种菜。原因是销路没有保障不敢冒险。而企业能够介入农业生产，必然有政府作为中间桥梁。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粮价的持续下降导致种粮比较收益下降，由此促使各级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带动农民改变种植结构。这是政府主导型的改变，而不是农户自发的调整。正是这种政府主导的改变带来1999年以后粮食面积的大幅度下降。而这与农资的涨价与农民自身的行为都没有太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