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农资政策：从价格变化的原因谈起
评判农资政策曲直是非，有必要从剖析农资价格变化的原因开始。价格的变化有四种可能，一种是成本的变化，一种是供需关系的转变，一种是来自垄断企业的垄断性调价，还有一种是来自行政力量的政策性调价。垄断性的调价在当前中国的农资行业尤其是化肥行业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现在的农资生产企业并未形成对全国市场有足够影响的大企业、大集团，所有的农资企业基本上都处于分散的经营、竞争状态，不具备垄断市场的能力。所以，我们分析的着眼点集中在成本、供需关系和政策三个方面。
本文的开头已经说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主要集中在化肥、农机油、饲料和农药上面，农药的真实价格长时间持续下降，饲料不是本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把目光集中于化肥和农机油，而农业生产资料总体的价格指数作为整体的指标也作为我们考察的一项内容。与农机油价格直接相关的就是原油价格，这点无需做出太多解释。所以，我们分析的重点是化肥。
1.以煤为主的原料价格变化与农资价格变化的显著正相关
化肥的主要原料是煤、天然气和石油，在全国化肥行业中，以煤为原料的生产占70%，天然气占26%，油占4%。化肥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原料一个是电力，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电的价格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而且化肥生产企业还享受着优惠电价。所以笔者假定电的价格不变。原料价格是我们的考察点。如果化肥价格的变化与成本变化有关，那么这个变化将主要集中在原料价格上。化肥的主要原料是煤、天然气和石油，且以煤占绝大部分，所以煤价格的变化将可能是牵动化肥整个价格变化的核心。
（1）煤和原油价格与农资价格密切相关。对于煤和石油的价格，笔者只能借助于进出口的价格作为国内市场价格的替代，其中煤价参考的是1981年至2005年的进口价和出口价，石油参考的是相同期间原油的出口价（因为1997年以前没有原油的进口数据）。在此期间，天然气并不是中国主要的进出口物资，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可以获取，所以只能对天然气不做考察。化肥的价格按以1978年为基期（100）的价格指数来衡量。对农资平均价格的处理也是如此。
回归结果显示，农资与煤进口价、原油出口价及汇率都呈显著正相关，而且从标准化系数上看，汇率的影响系数最大，为0.866，煤和原油的影响程度似乎差别不大，分别为0.178和0.146；化肥的影响因子也是相同的三项，汇率的系数依然最大（标准化系数为0.806），不同的是在这个关系式里煤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原油，而且原油的显著性较弱。当然，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物价指数的替代。把汇率对因变量的影响理解成物价指数的影响应该更为合理一些。
（2）国际市场价格上升与2004、2005年农资涨价同步。2004年、2005年这两年价格变化为国际价格推动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这两年按美元计算的煤进出口价和原油出口价明显大幅度上升：煤进口价从2003年的33.86美元/吨上升到了2004年的47.92美元/吨、2005年的52.87美元/吨，相对于2003年的价格水平，2004年上涨了41.5%；而煤的出口价上涨幅度更大，2003年每吨仅为29.30美元，到了2004年涨为43.98美元，比2003年上涨50.1%，2005年为59.60美元，比2004年又上涨了35.5%，相对于2003年则翻了一番。原油出口价在2004年和2005年也有相类似的大幅度增长。这两年的农资涨价显而易见是国际市场上以煤、原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直接结果。这种影响是直接而且迅速的，没有任何时滞性。
当然，作为农资成本的构成，管理成本、运输成本都是很重要的部分，全面考虑成本的变迁不能忽视这些环节。但是，对于像农资（尤其化肥）这样在原材料上绝对依靠重要的能源物资的行业，就长期的价格波动而言，原材料价格影响无疑是第一位的。所以笔者在有限的篇幅中把眼光集中于最重要的这个环节。其他环节肯定对农资市场的价格波动会有所影响，但相比而言，这种影响几乎微不足道。
2.供需关系：上一年的产需缺口与化肥价格指数正相关
对农资供需关系的综合考察需要涉及到各种类型农资的各年度供求数据，但目前的统计资料无法支撑。笔者仅选择化肥作为考察点。
（1）化肥施用量稳步、持续增长。从1978年至今，中国农业生产化肥施用总量一直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28年的时间里没有一年减少过，发生变化的只有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亩均用量也是如此。
（2）化肥供应量在波动中增加。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化肥产量满足不了国内农业生产用肥需求，但是国内化肥企业的生产能力及生产总量在持续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增长的速度慢于化肥需求量增长的速度导致产需缺口拉大。在化肥涨价幅度很大的2004年和2005年，化肥的产量大幅度上升，并史无前例地超过了农业的化肥施用量，这样的突破与政府的努力不无关系。另外，化肥进口量在波动中保持稳定的范围。从1987年开始至今，中国的化肥进口量基本上保持在1000万吨到2000万吨之间，1992年、1995年两次到达接近于2000万吨的高峰期，而1993年和2001年有两次触底接近1000万吨。
（3）产需缺口与农资价格正相关，但不能解释最近的涨价。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化肥的生产量加上进口量形成的供给总量在多数年份实际上超过了农业的化肥施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数年份都有剩余形成储备。多数年份都产生这个余额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一部分工业用肥考虑在内。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只能暂时忽略这个问题，假定工业用肥的数量是一定的，那么实际的供需缺口大小可以勉强地用供给总量与农业化肥施用量的余额来代替。考察供需关系是否对价格产生影响，就是看供需缺口的大小是否对当年的价格或者下一年的价格产生影响。如果遵循正常的经济学逻辑，结果就应该是缺口越大、价格越高。
通过对当年产需缺口、上年产需缺口、当年供需缺口、上年供需缺口以及相应的缺口率与化肥价格指数分别进行回归、比较。
结果表明，供需关系确实对价格产生影响，而且产生影响最明显的是上一年国内化肥产量与农业化肥施用量之间的缺口。上一年的产需缺口越大，这年化肥的价格指数越高。
当然，这样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整体的一般趋势，而不是某些特殊。2004年和2005年的情况就是这个一般趋势覆盖不到的特殊。这两年产需缺口是负值（即产量大于需求量），而价格指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扬。这个原因只能用别的理由来解释。
3.农资政策演进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农业生产资料相关政策的理解也要将其放在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中。1978年以来20几年的农资政策变革就是一个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谨慎过程。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资，《决定》提出，“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业塑料等农用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这个决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出，无疑对以后的政策具有先导性作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降低农用工业品的成本，而且要把降低成本的好处给农民。这恐怕是以后通过对农资企业实行优惠借以惠及农民的政策、思想出发点。
1989年为保证农用工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相对稳定，对化肥、农药、农膜企业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电力、燃料和外汇实行平价供应，或由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补贴。但是这项直接赋予企业实惠的政策并没有带来农资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这点从化肥的产量曲线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从1989年到1992年化肥的产量只是缓慢增长，与1989年之前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增长速度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的是1993年以后。在经过了1992年到1993年那次短暂下降之后，化肥产量增长率较之以前有较大提高。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经营管理的通知》，通知建议放开化肥价格，平议差价作为价外补贴，直接付给农民。农药、农膜的价格也应相对放开。笔者认为，正是放开肥价的信号使得随后的几年化肥的产量逐年较大幅度增长。当然，随后1993～1995连续几年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跟这个政策不无关系（具体作用的程度尚待进一步分析）。
1994年、1998年乃至最近的2004年和2006年，几个关于农资的重要通知都是针对化肥做出的。1994年要求适当提高化肥价格，并把政府原来对出厂价格统一定价改为政府规定出厂中准价和上下浮动幅度，具体价格由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个范围内定价；而1998年的则进一步改为政府仅对大型氮肥生产企业制定出厂中准价和上下浮动幅度，且中准出厂价会根据成本和供求情况适时调整，放开零售价格。2004年提高了中准价水平，上浮幅度10%而下浮不限。整个政策轨迹就是政府逐步改变以往计划模式，逐渐担当起市场的宏观调控者角色的过程。
4.对各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成本变化是核心因素
以上分别从成本、供求和政策三个方面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分析表明，煤价（由煤的进口美元价格表示）、油价（由原油的出口美元价格表示）、汇率（美元：人民币）、产需缺口和政策都对化肥的价格形成影响。为便于综合比较，笔者把煤价、油价、汇率、产需缺口和政策都作为因变量，化肥价格指数作为自变量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化肥价格指数变化有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影响（用物价指数反映），笔者分别使用了化肥的名义价格指数和真实价格指数两个指标分别回归。同时，由于汇率与国内通货膨胀指数（即物价指数）显著正相关，为了辨别是汇率还是物价指数的影响，笔者在用化肥的名义价格指数进行了两次回归，一次仅使用了汇率、一次把汇率和物价指数同时纳进去。对于政策的影响因子笔者使用了两个虚拟变量，一个是1989年的优惠政策，1990年及以后为1，1989年及以前为0；另一个是1992年的放开信号，1993年及以后为1，1992年及以前为0.
回归结果显示，在没有使用物价指数、以化肥名义价格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中，显著地进入最终模型的只有煤价、汇率和放开政策三个因子，供需缺口、油价、优惠政策因不显著而被剔出了模型。起显著作用的三个因子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汇率，Beta值为0.436，其次是放开政策（Beta0.369），最后才是煤价（Beta0.312）。在使用化肥真实价格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汇率和政策的因素都被剔除了，最后的结果只有煤价和油价这两个原材料价格，而且像在对成本的分析中的结果一样，煤价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第三个模型是以化肥名义价格为因变量，自变量中纳入了物价指数的回归结果。最终进入模型的和第一个回归结果差不多，只不过汇率变成了物价指数。这个结果表明，相较于汇率，物价指数的影响更显著。而物价指数采用时候，模型的F值提高到363.714（第一个模型为235.435）。基于第三个模型，我们的结论是，化肥价格的变化有三个因子起显著作用。关系最密切的是物价指数。除去物价指数不讲，影响价格的其次是原料煤的价格，其中煤价（按美元计）上升1%，化肥的名义价格将上升0.221%；另一个显著影响的是价格放开的政策信号，这样一个政策信号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肥价的一个分界点，更成为中国化肥生产能力的一个分界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二个模型对于化肥真实价格回归的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决定化肥最终真实价格走向的是决定成本的原材料价格，而不是供需关系或其他。
（二）农资政策与粮食安全相关政策评价
1.农资政策：惠及的是部分农资企业
涉及农资的政策主要有对生产企业的优惠和价格控制两个方面。从化肥、农药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看，这些政策似乎都具有两三年的短期效果。但事实上这种政策并没有惠及农民，而只是让享受优惠政策的农资生产企业饱受其利。1989年，在整体物价上涨的时候实施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覆盖之下的农资企业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前面已经说明，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没有带来生产规模的相应扩大，同时价格的下降也只是通货紧缩的缩影（真实价格并没有明显下降）。而在1992年整体物价面临上涨的时候之后，农资又迎来了国家新一轮的优惠政策，这次的优惠政策是放开价格，于是从1993年到1996年，化肥价格迎来了比整体物价更疯狂的新一轮上涨。这些农资企业在一降一涨之中双重套利，农民的生产并没因此获利，国家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初衷大相径庭。
1994年的提价政策得到了有效实现，但这种结果与其说是政策改变了市场，不如说是市场的力量推动政策被动改变。如果说政策起作用，那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使得价格水平顺应了市场（或许是企业力量）的要求。2004年的调价也如出一辙。
对化肥尤其是氮肥生产企业实行煤、电、油、运、税等各个环节的优惠，是基于国内的化肥生产企业少而弱的现实以及许多资源配置环节都处于计划调配的特点。出于扶持这类企业的发展而进行优惠，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政策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短期效果，现在国内化肥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但是，即便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时至今日，这种政策所能取得的效果已经、并将继续适得其反。其不利因素已为决策部门所认识。经过10多年的全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浓厚计划时代特点的补贴方式反而影响了化肥生产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所以取消优惠势在必行。限价措施是跟优惠政策相伴而生的，没有了优惠政策，限价行为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对农资生产能力进行扶持对国家大有裨益，但对农资价格人为地实行限制对农业的长远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即便可以成功地控制住部分产品价格（一般是氮肥），但是因为提供了错误的价格信号，将引导农业经营者偏向于使用优惠价格下的化肥而减少使用有机肥，偏向于使用优惠政策下的氮肥而减少使用没受到优惠的磷肥和钾肥。从这个角度看，将加剧化肥对耕地土壤的不利影响，削弱长期的生产能力。
2.以粮食为中心的短期作为不可取
粮食安全问题是国策性的重大问题。所以很多涉农政策都与粮食安全相关。保护耕地为了保证粮食的生产能力，粮食直补是为了鼓励农民种粮食，曾经的保护价、现在的最低收购价是为了保证种粮农民的利益。但事实上，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耕地的减少量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体现为农资对于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准化价格）成反比，是收益能力而不是“耕地保护政策”决定着保护能力。粮食直补政策鼓励农民种粮食，其结果是扩大了粮食的供给，无形中拉低了粮食的实际价格，降低了粮食种植本来就很低的种植收益，这样短期扩大了粮食种植的份额却削弱了耕地保护的能力。同时用最低收购价来指导市场价格，其结果往往成了一种畸形市场定价，有些地方本来价格高于市场，最低收购价一出台，市场价马上就跌到了相同的价位。用低于实际价格的“指导价”来指导市场，直接损害了粮农的利益；即便抛开这种情况不说，用高于实际价格的“指导价”来抬高市场价格，与粮食直补一样给农民提供了错误的信号，一旦政策发生调整，损失最大的还是粮农。
如果仅仅考虑到短期的粮食产量调整，粮食直补、“最低收购价”这种政策显然是有效的。但如果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以及农业（包括粮食生产）的长远发展，这样的短期政策不可取。
（三）农业技术服务与农业环境保护
1.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对环境问题力所不及
科学家们曾经在北京郊区利用一种作物对养分需要的精确而快速诊断方法，进行了对比种植试验，他们仅用了现在农民习惯种植方式1/3至1/4的化肥农药，就取得了同样产量。也就是说，现在农民为保证高产而投入到农田里的大量化肥农药，有很大一部分是白白扔掉或损失掉了。这些化肥农药或进入土壤、地下水对生态环境和地下水带来潜在威胁，或挥发到大气中，对大气造成污染。
对于前面提到的来自于农田的水体污染和耕地本身的土壤污染问题，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农业的经营者农民本身，而本应该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的农业技术部门难逃其咎。当然，农业技术部门的失职责任也不在农业技术部门本身。
根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全国7省28个县334个专业农技站1245位农技人员进行的调查，约有23%的农技推广机构的事业费除人员工资外还略有剩余，另外42%左右的农技推广机构除人员工资外基本没有事业费；其余35%的农技推广人员的工资尚不能按时发放。除事业费外，一半以上农技推广单位所申请的中央或省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费被当地财政或者农业行政部门所截留。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课题组2003年对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情况的调查，5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而有这项经费的机构中，人员工资与业务经费的比例平均为11.6：1.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已属不易，更何谈其他。当然，经过多年调研，这种情况应该有了好转的可能。但是，不管如何，对于解决农业的合理用肥、用药问题，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任重道远。
2.农村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的短视
规模养殖带来的环境问题是这种忽视的典型。任何一个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大力地鼓励规模养殖，实现“规模经济”，但是很少有相关部门会稍微长远一点地考虑到环境的负荷能力以及排泄物的再利用问题。这样的过程对农业生产能力造成的伤害也许并不是这种规模收益所能弥补的。难以降解的农膜的使用所带来的残留问题也是一个无奈的例子。新农村建设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