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安全的敏感区域为主销区
中国粮食产需基本处于不平衡状态，“南粮北运”格局逐步演变为“北粮南下”、“中粮东出”，粮食品种的区域间流动极为复杂。近年来，南方省市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比重正在加速下降，“北粮南运”的格局不断强化。此外，随着流动人口日益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部地区粮食消费需求急速增长，而东部地区粮食主销区和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等主产区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中粮东出”的粮食流通格局正在形成并加速发展。
主产省、主销省、产销平衡省粮食区域结构不断发生变动。由于部分产粮大省和产销平衡省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幅度较大，粮食调出数量明显减少，甚至从粮食净调出省变为净调入省。1998-2005年，13个主产区（省、市）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数量占同期全国总下降数量的44.1%，粮食总产量下降数量占同期全国总下降数量的30.9%。许多粮食主产区已经或正在演变为产销平衡区或主销区。中国粮食供大于求的地区主要可分为4大类型：东北区、黄淮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与蒙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水稻的重要产区，随着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等省市水稻产量大幅下降，作为重要的商品粮水稻的净调出数量正在下降。不仅如此，部分过去的粮食主产区域其优势地位正在或已经丧失。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曾经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水稻优势产区的杭嘉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已经成为粮食主销区。
粮食区域性产需缺口增大，缺粮地区增多。据测算，1998年中国产不足需的省（区、市）只有14个，2002年上升到17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粮食主销区放开粮食购销政策后，这些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产需缺口由1998年的2000多万吨，扩大到2002年的4000多万吨。中国西部12个省（区、市）1998粮食产需缺口只有200多万吨，而到2002年扩大到1000万吨以上，扩大近5倍。从产需缺口看，这些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粮食不安全隐患。
粮食库存地区分布不合理。13个粮食主产区国家商品粮食库存占总库存的87%，7个粮食主销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而商品粮库存仅占全国库存量的1%。与国家库存一样，农户存粮的地区分布也非常集中。2003年3月末，13个粮食主产区农户存粮占全国农户存粮的69%，人均存粮405公斤左右，7个主销区农户人均存粮只有154公斤。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户存粮水平下降，与1998年相比，广西、贵州、云南、青海等省农户存粮减少40%左右，2003年以来，在一些贫困地区相继出现了农户缺粮情况。在粮食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区域间粮食供求矛盾对全国粮食市场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当粮食市场平稳时，问题不易暴露，缺粮地区甚至会减少库存，以免占压资金，从而产生虚假的粮食供求现象。一旦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全国粮食市场就会面临严峻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市场几次大的波动，首先都是由主销区粮食供求失衡引起的。粮食供需的区域结构矛盾已成为引发粮价上涨和流通体制改革发生反复的核心因素，相对于总量平衡来讲，中国区域间粮食的供求形势更加严峻。
（二）粮食安全的敏感品种为大米、小麦
粮食安全可分为口粮安全和非口粮安全。口粮安全主要表现出特殊商品的属性，而非口粮更多地表现出一般商品的属性。口粮是一种非激励的保健因素，即居民对口粮短缺会产生不满，供给过剩也会因效用基本相同而难以产生多买的冲动，其结果是“谷贱伤农”，并可能影响下一轮的口粮供应。因此，市场供给过剩也十分有害。
中国人的口粮消费类型有三种：一是大米型，即以大米为主，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品种为辅；二是小麦型，即以面粉为主，大米、玉米和其他粮食品种为辅；三是粗粮型，即以玉米和杂粮为主，大米、小麦为辅。其中粗粮型仅局限在少部分的贫困地区，且随着贫困地区脱贫步伐的加快，大有被大米型与小麦型替代的可能。因此中国居民的口粮消费结构主要是以稻米与小麦为主。且大米、面粉的加工与消费基本是传统方式，如面粉一般是通过制作馒头、烙饼和面条来进行消费，这种加工与消费方式并不需要面筋含量很高的小麦。多少年来，中国南方省份形成了以稻米为主的主食习惯，而北方则养成了以小麦与杂粮为主的食用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具有很强的刚性，其他品种的粮食无法完全对它进行替代。
1993年是中国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的一年，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年末却发生了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造成丰收年粮食价格飞涨的原因很复杂，但粮食供求关系中品种矛盾明显突出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年粮食总产量增长的同时，稻谷的产量却比上年减少了4.6%。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稻谷产量一般都占粮食总产量的42%—45%，而1993年这一比重却降到了38.9%；人均占有稻谷149.9公斤，降到了十几年来的最低点。10年后的2003年，历史再度重演。稻谷产量减产幅度最大，比2002年减产8%，超过小麦和玉米减幅的近1倍，只占粮食总产量的37.3%；人均占有稻谷降到124.3公斤，再创历史新低，致使稻谷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因此，粮食安全在考虑口粮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要高度关注各主要品种之间的平衡。
在粮食消费水平低，粮食口粮尚不能保障供给的情况下，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社会总体粮食消费水平越过温饱线，粮食需求弹性随口粮的满足而增大，基本的粮食安全得到稳定保证，粮食问题就由先前突出的政治性转变为重要的经济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问题对居民来讲，就主要从直接口粮消费向增加肉、蛋、奶等间接粮食消费转变。在收入较低时，居民消费结构主要以粮食的直接消费为主，当收入水平处于由低向高的发展阶段时，粮食直接消费将逐步下降，畜产品消费则会显著上升；当收入水平达到富裕阶段时，居民的直接粮食消费逐步稳定，畜产品等非直接粮食消费将进一步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肉、蛋、奶等间接粮食消费持续增长，拉动了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迅速增长，两者占全国粮食消费的比重从1990年的16%提高到2003年的26%，增加了10个百分点。因此，粮食品种结构出现了口粮主导型的稻、麦比重下降，而饲料主导型的玉米比重上升的变化。
据有关专家考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粮食安全都是确保口粮安全，后备型储备也主要是存储口粮，而不是饲料粮。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饲料粮往往被视为普通农产品，并不予以特别关注。尤其是粮食短缺的日本、韩国，一方面不惜高昂的经济代价，重点生产国民必需的主食大米，进行充足的口粮储备，实现大米自给，确保口粮安全；另一方面，大量进口饲料粮，或直接进口畜产品，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本国粮食安全。这种充满市场经济智慧和富有政治远见的政策安排，不仅能达到粮食安全目标，而且还可节约稀缺的水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一举获得经济、社会、生态三种效益。虽然中国的大国规模效应、不稳定的国际政治关系以及有限的港口装卸储运设施，不允许极端地进口全部饲料粮，但是适当扩大饲料粮进口比重，降低饲料粮自给率，集中资源实现口粮安全的敏感产品稻谷和小麦的基本自给，可谓明智之举。
（三）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在流通
根据既往的经验观察，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一旦趋紧，一般人都容易将注意力投向粮食生产环节。多数人都认为，只要扩大粮食生产，增加粮食总供给，实现了账面上的粮食总供求平衡，也就能解除粮食安全紧张局面。支撑这种大众化观点的隐含前提是，一国粮食市场接近于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善市场模型，即全国市场是反应灵敏、均质的一体化市场。只要粮食市场中的任何地区存在供求缺口，市场就会对上升的价格做出灵敏反应，该地区的供给迅速增加，市场短期内就能全部出清，从而快速实现新的均衡。然而，现实中，中国粮食市场既有一般国家信息不充分、季节性生产的时滞效应所内生的不完善，还有地域辽阔、市场不统一、装卸储运等流通能力弱的外部缺陷。因此，与粮食生产环节相比，粮食流通环节对粮食安全的瓶颈约束更加突出。
从粮食进口渠道看，港口装卸储运设施比较落后且分布不合理，影响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关系。中国进口粮食以水运为主，要依靠沿海、沿江港口的装卸及仓储设施中转。目前沿海一些主要港口的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落后，中转能力严重不足。以2004年为例，全国专用码头的泊位1810户，总吨位134.4万吨，平均每个泊位742吨，泊位规模过小。从物流设施布局来看，除北京不靠海的6大沿海主销区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敏感区域，也是依靠水运进口粮食保持国内供求平衡的重点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5.6%，但是这些地区粮食专用的港口设施及其铁路专线严重短缺，与其消费粮食的人口比例不匹配，很难满足主销区中长期粮食进口需求。沿海主销区的天津、海南尚没有设立粮食专用码头，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市的专用码头总吨位13.6万吨，占全国的10.1%；运粮铁路专线总长度为54公里，只占全国的3.9%。相反，同期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江苏省粮食专用码头的总吨位占51.5%；主产区东三省粮食铁路专线占全国的30.9%。可见，目前的粮食物流设施布局是产区主导性的，主销区长期受到忽视。
从国内粮食流通看，集中、爆发式粮食运输始终对中国粮食流通秩序构成威胁。关于粮食安全所需运输能力，由于所占全社会货运量比重不大，而且国家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又比较重视，在平时一般能够得到满足。然而，每年运输粮食2亿吨左右的物流状况，一旦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出现井喷式集中粮食运输需求，粮食流通梗阻现象就会立刻出现。1993-1994年粮价从南方主销区迅速向北方主产区蔓延，特别是2003-2004年，在粮食总供求平衡的背景下，粮价依然由主销区向主产区次第蔓延，除了产不足需、社会预期涨价、不合理的粮食储备布局等因素外，一大重要制约因素就是运能不足、装卸手段落后，导致主产区的粮食无法迅速运达粮食主销区。从20世纪90年代两次粮价上涨经验可知，每当遇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粮食和煤炭等大宗资源性产品就开始争夺紧张的运能资源，特别是铁路运输频频告急。即使在一般年景，主产区粮食产后的季节性运销高峰也同样面临铁路车皮短缺压力，这在黑龙江、吉林的玉米主产区以及河南等小麦主产区表现尤为突出。因此，长短途运能资源分布不均，粮食仓储布局失衡，表现为粮食流通环节薄弱，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粮食物流业发展严重滞后。这表明全国粮食总供求平衡不等于区域平衡，国家粮库有粮不等于百姓家中有粮，平常时期粮食市场稳定不等于紧急状态粮食市场稳定。
（四）粮食安全的重点人群为低收入人口
在短缺经济时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食品支出弹性低，而衡量居民食品支出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却很高。如果粮食短缺，粮价大幅上涨，用于购买口粮和部分间接消耗粮食的肉、蛋、奶等食品的支出明显增加，就会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因此粮食安全的敏感人群涉及大多数居民。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从1998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44.7%下降到36.7%，农村居民也从53.4%下降到45.5%，分别减少了8.0和7.9个百分点。因此，目前中国城乡居民以个人收入获取粮食等食物的能力比上个世纪末显著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贫富分化现象日益加剧，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城乡居民总体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掩盖了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依然偏高的问题。如2003年中国农村低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达54.1%，比农村平均水平高8.5个百分点。2003年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只有农户平均水平的33.0%，而2004年城镇低收入户的收入也只有城镇平均水平的38.7%，据此推知当前城镇低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平均水平也要高出若干个百分点。可见，目前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依然偏高，对粮食短缺引发的粮价上涨非常敏感。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包括孤寡老弱病残人、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大学生等。即使市场粮食供给充裕，这些低收入人群也因购买力弱，而无法便利地获得维持身体健康必需的粮食。因此，低收入人群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敏感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