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国与大学—中世纪大学为现代大学的源头—中世纪大学诞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力—教师型大学（巴黎大学）与学生型大学（波伦亚大学）—中世纪大学的教育职能—课程设置上的神学色彩与职业色彩—教学方法—学位制度—学院—中世纪大学的意义我们现在讨论现代大学的源头。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国家是否拥有高水平的大学往往与该国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存在着内在联系，正所谓“大国拥有大学”，“大学成就大国”。所以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往往成为许多国家实现“强国梦”的重要举措。然而大学的建设，尤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往往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大学理念的积累和优秀大学传统的积淀。按照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所作的一项统计：1520年之前在全世界创办的组织中，现在仍然使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相同事情的组织中，迄今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这说明大学成长的连续性和恒久性。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大学的传统和性质，有必要对大学的源头进行追溯式的认识。
中世纪大学为现代大学的源头
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对于现代大学的源头，学界并不存在太多的争议。尽管古代东方与西方历史的早期均出现过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如古希腊的学园、古埃及的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古印度的塔克撒西拉，但一般将大学的源头锁定为中世纪大学。这与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关，更与中世纪大学在大学理念和大学结构方面所作的开创性探索相关。
就其诞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来看，中世纪大学诞生的社会动因是多方面的，其间既有西欧中世纪晚期城市经济发展的社会作用，修道院制度的完善与兴盛，又有11世纪开始兴起的艺徒教育，更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所导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学者群体的成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促成中世纪大学诞生的诸多因素中，自治性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自治城市的兴起和贸易的发展，使得行会和联合组织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具有高深知识和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管理者、律师、医生、牧师和教师。为满足这一社会需要，设于沙特尔、奥尔良、兰斯、拉昂、约克和索尔兹伯里的主教学校成为最早试图满足这些需要的教育机构。然而，在觉察到新的专业人才的社会需要并予以满足的教育机构中，巴黎主教学校因拥有威廉和阿伯拉尔这样的著名教师而吸引了大批学生。为了保障自身的权利、利益，并寻求法律保护，师生们遂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教师或学生行会。拉丁文“大学”一词的原意是行会，起初并没有学术或教育的涵义，当然不是手艺人的行会，而是学者或学生的行会。
涉及到“行会”与大学的性质，注意早期大学“学者行会”这一特质是必要的。就其本质而言，早期的大学并没有“象牙塔”以及“阳春白雪”之类的意义。“大学”仅仅是一些学者们模仿手工业行会的形式，出于保护自身利益而实现的一种联合。事实上，在12、13和14世纪，universitas常用于表示手艺人行会、自治团体以及教师或学生行会等合作性团体。universitas与大学发生特定联系是14世纪以后的事情。表达中世纪大学的较为正式的术语为“studium generale”。“studium”意味着由一个有组织的学习团体所构成的中心，“generale”意味着该学习中心招收学生的地域范围大大超越了中心所在地。比较而言，与“studium generale”相对应的是“studi-um paticulare”，这是一种仅从较为有限的地域招收学生的教育机构。
神职人员知识传递获得规模化和组织化也是导致中世纪大学诞生的一项重要因素。在大学出现之前，西方的高等教育仅存于教会机构如修道院和大教堂之中。乡区的修道院开办学校和图书馆，开展知识的传授和保存活动。在8～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中，这批修道士功不可没。此后，知识传递的任务又由居于城市的牧师所承担。牧师在深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人数逐步扩大。同时，教堂数量以及大教堂所管辖学校的数量也在相应增加。专门的教师以及追随他们的学生聚集在设有教堂的城市中讲学研讨。专业教师和学生人数规模的扩大遂使建设专门的教育组织形式成为需要。“一个大学不是一块土地、一群建筑甚至不是一个章程，而是老师和学生的社团和协会。大学在开办时没有真正的地产，这一事实使得大学极富流动性，早期的大学因此能够以停办或迁址到其他城市作为交涉手段，而使地方当局做出某些让步。”
当然，12世纪时十字军东征后与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的联系，切实提高了欧洲的文化和智力水平。欧洲古典文化著作的发现和传入欧洲，伊斯兰世界知识的吸收使得知识激增的现象出现。这一时期经院哲学的发展极大地训练了人们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同时在论证神学体系的合理性和授徒讲学的过程中，一批专门的学者团体——“知识分子”在中世纪的城市中出现并逐步成熟。所有这些都为中世纪大学的成型准备了基础。
尽管促成早期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类型而言，早期中世纪大学一般表现为两大类型：教师型大学和学生型大学，而且一般把出现在12世纪的巴黎大学和波伦亚大学分别作为教师型大学和学生型大学的典范。
在以巴黎大学模式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大学管理事务由教师行会负责，学生相当于商业领域中的学徒。以波伦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的管理权则由学生掌握。中世纪晚期的一些大学发展成为混合型的机构，介于巴黎大学和波伦亚大学这两种模式之间。尽管16世纪的欧洲大学类型呈现多样化特征，但它们大都受到巴黎大学和波伦亚大学模式的影响而表现出相应的特征。
教师型大学和学生型大学
就作为学生型大学模式典范的波伦亚大学而言，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11世纪和12世纪城市生活的繁荣所促成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当时社会所充斥的教权与皇权之间的竞争，自治城市与世俗势力、教会势力之间的竞争，使得罗马法或民法的重要性凸现，研究学习罗马法成为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行为。
在波伦亚大学发展成为学生型大学典范的因素中，波伦亚作为意大利北部重要交通干道交会之地的城市颇得地利之便，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所萌生的文化交流以及为解决经济纠纷所导致的法律意识的成熟，均使得波伦亚成为理想的大学的诞生之地。另外，波伦亚大学的诞生也是“大学与大师”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罗马法学者欧内乌斯于1116～1140年在这里从事教学活动，他被认为“可能是中世纪诸多伟大的法学教授中最著名的一位”。欧内乌斯渊博的罗马法学知识和他那才华横溢的讲演使波伦亚法律学校声誉鹊起，当时意大利其他学校难望其项背。欧内乌斯考订注释《民法大全》，审慎分析罗马法条文，使罗马法成为既适应社会职业生活的需要，又能作为适于进行研究的学术领域。欧内乌斯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波伦亚成为当时罗马法的教学中心，并吸引着大批教师和学生从欧洲各地涌入波伦亚。
的确，当时的波伦亚不仅是罗马法的教学与研究中心，同时还是教会法的研究中心。1140年，格雷森完成作为教会法标准教科书的《教令集》。借助于格雷森的教会法研究成果，教会法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科。12世纪中期，波伦亚已经成为欧洲教会法和罗马法研究的最重要的中心。
作为罗马法和教会法研究与教学双重中心的波伦亚，吸引了一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与学生，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英诺森三世都曾是波伦亚大学的学生。就学校事务的管理而言，最初，波伦亚大学开始由从事教学的博士们管理，但后来由于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均依据当地法律被视为“侨民”，时时面临苛刻而不公平的法律和税金、高额的房租、沉重的税负及义务兵役制，使这些来自异乡的学生陷于痛苦和疲惫的境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谙熟法律的学生建立了行会组织，并逐渐在13世纪获得了管理控制大学事务的权力，这就导致了历史上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第一次取得主导地位，此为“学生型大学”发展的原动力。
在具体管理实践中，学生型大学中学生所掌握的管理权主要表现在：首先是选聘教师。学生管理组织在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选聘合适的教师，被聘任的教师须以宣誓的方式表达自己遵守有关学校事务规定的立场。其次是对学校其他活动有决定权。举凡大学的各项重大活动的开展都要征得学生管理组织的许可。
至于在学生型大学中教师甘于接受学生管理的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学生方面的原因，学生型大学中的学生一般年龄偏大，已经拥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如波伦亚大学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出任重要社会职务的经历。经济上的原因，在有薪金制的教学职位设立以前，大多数教师的收入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学生所拥有的经济权力使他们更有能力抵制和反对那些不服从规定的讲师。
然而学生型大学中学生的权力在大学设立薪金制讲师职位之后渐趋衰落。1350年波伦亚大学的学生已丧失大部分权力，大学的管理权又重新回到教师手中。
巴黎大学不同于波伦亚大学，管理权掌握在教师手中，是教师型大学的典范。1100年后，一批怀有出任神学家梦想的青年人聚集巴黎，聆听他们心仪的导师所做的有关逻辑和辩证法的讲演。在师生规模扩大之后，他们成立专门的行会以求自保。由巴黎大主教学校发展而来的studium为学者们的教学提供了场所。在教学实践中，一些研究领域接近、研究志趣相投的学者们组成各自的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
与波伦亚大学一样，巴黎大学的成功也有赖于一批知名学者的到来。其中以讲授雄辩术和逻辑学著称的阿伯拉尔曾吸引大批学生蜂拥而至，一时西岱岛上人头攒动，蔚为壮观。后来师生们不得不向塞纳河左岸转移。
在欧洲大力兴办大学的同时，英格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大学在英国发展的开始。1167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发生争执，导致英王召回求学、执教于巴黎的英国学生和学者，并在1168年创办牛津大学，自此结束了英国学子负笈欧洲大陆求学的历史。牛津大学在12世纪末获正式承认。1209年，由于牛津学生在练习射箭时误杀镇上一名妇女而引发市民愤怒，几名学生被盛怒中的市民吊死，大学遂以停课来抗议市民的行为。一部分逃至剑桥的学生与教师创办了剑桥大学，并在1218年获得英王亨利三世的认可。在管理模式上，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都遵循教师型大学的模式。
作为一类具有高度自治性质的学术教育机构，中世纪大学在世俗王权势力与教会势力之间寻求平衡以求生存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像技艺高超的“走钢丝”杂技演员那样，在保持平衡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目标。平衡生存战略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中世纪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赢得了一系列自治权力，具体包括：内部自治权和设立特别法庭的权力；免除赋税和兵役的权力；参政权、教师资格审定权；学位授予权；教授罢教、迁移自由权。
不过这些自治权力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是经过不断的斗争获得的。学者雅克·勒戈夫说：中世纪大学首先靠它们自身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此外还有一点，大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同盟者——罗马教廷。
大学用不断的斗争为自己赢得了一些特定的权力。1158年，波伦亚大学的学生可以拥有自由通行权，大学教授拥有自由裁判权，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1219年，波伦亚大学的学生有权到其他地区组织学校，教师可以到其他城市任教。1215年，教皇特使取消圣母院主事对巴黎大学的控制权。1229～1231年的大罢课则使巴黎大学最终从主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拥有结盟权和罢课权，具有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专一权等。随后国王圣路易确认巴黎大学具有法人资格，巴黎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正式成立。
就教育职能而言，中世纪大学主要承担了知识的储存和传播的职能。中世纪大学一般设文、法、医、神4科或4个学院。其中法、医、神3科被认为是“高级”学院，文科则是这3科的准备阶段。到13世纪时，大学课程逐渐固定下来，并表现出较大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文学院课程一般包括“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法学院课程包括民法（罗马法）与教会法；医学院课程包括希腊人及阿拉伯人的医学著作；神学院课程包括《圣经》及经院哲学家的神学著作。
中世纪大学的教育职能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世纪大学在课程设置上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教会垄断着文化教育事业，神职人员是主要的知识掌握者，在大学诸学院中，神学院拥有最高的地位。在一些教会势力强大的大学，如巴黎大学中，神学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课程。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更不具有普遍性。就中世纪大学知识传授的整体情况来说，倒是实用主义和职业主义色彩表现得更为鲜明。神学院所设课程因其过于理论化和与现实生活的脱节而往往为大多数学生所弃选。民法、教会法与医学的学习反而更具普遍性。在人们的心目中，中世纪大学以其知识传授的实用性和职业性而成为中世纪为数不多的能够实现个人升迁的社会机构之一，并能为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提供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不过，将大学的教育与训练等同于一般的职业训练也是对大学教育职能的一种误解。作为一种传授高深知识的教育机构，大学是在知识传授中表现出学术性的。就学生课程和学习计划来看，不管学生最终学习何类专业课程，都必须首先学习“七艺”类共同课程。“七艺”是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这也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中世纪大学在知识传递与教育过程中具有鲜明的职业性，大学成为教师、律师、医生、牧师以及有一定知识素质的公职人员的职业的训练机构；而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以其对学生基础知识的要求和对真理的探索而成为“师生共同追求真理的场所”。
中世纪大学在知识传授中通常采用的教学方法为讲授、辩论和练习。其中讲授法的具体实施程序为：教师面向学生诵读自己选定的古典作家的作品，接着讲解作品内容，继而评论一些重点问题，最后引导学生就关键问题开展讨论。
辩论方法往往作为讲授的必要补充。辩论须依据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所包含的逻辑规则。辩论的具体实施为：教师每两周向学生提出一个辩论问题，经学生反复辩论后，教师最终就学生提出的论据、论证及其结论作出裁定和评述。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教师之间也要在众多学生面前开展辩论，辩论的主题多种多样。持续的辩论活动使得中世纪大学在知识的传授活动中表现出生机和活力。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这种辩论还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可以帮助学生就未来在法庭、封建议会和教会会议上开展辩论所需技能进行训练和准备。
作为现代大学的源头，中世纪大学已建立起初步的学位制度。学生完成课程的学习且经考核合格，即可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最初，学位的意义仅在于表明持有者已经隶属于学者行会或教师行会，具备执教自己所学科目的资格，且“硕士”和“博士”学位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程度差别。“学士”最初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学位含义，仅仅表明学生具有学位候选人的资格。
就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而言，学院的出现是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来大学的发展。概括来说，中世纪大学学院的发展史就是“学院”从一种住宿机构向教学机构的转变历史。
学院最初由个人或慈善机构所创办，目的在于为那些远离家乡且贫寒的大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和膳食。1180年设立于巴黎的迪克斯—惠特学院属于欧洲较早设立的学院之一，该学院为18名贫穷的学生提供了食宿之所。后在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城市也相继设立了一些早期的学院。学院通常由学生宿舍、食堂、礼拜堂和图书馆构成，主要是为那些年龄较小的文学院学生提供一个较少外界干扰的理想空间。学院大都实施严格的管理，夜间学生被锁在学院大门之内。
在学院从一种住宿机构发展成为一种教学机构的过程中，那些住在学院里的教师职能的扩大是颇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13世纪之后，那些住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学院的教师在行使管理职责的同时，渐渐地结合学生在大学所学习的内容作一些复习性或补充性的讲解。此类讲解活动的增加，导致学院逐渐垄断了大学的文科教学。
在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大陆的学院逐渐被大学所吸收。而英格兰的各学院则逐渐演变成为教学机构，甚至逐渐控制了大学。到16世纪，学院已完全成为自治的机构。学院开设的课程和辅导课几乎完全取代了英国大学开设的讲授和辅导课，学院几乎已能够提供完整的课程。在谈到学院对大学的影响时，“巴黎、牛津和剑桥的世俗学院逐渐对它们各自的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后期这些大学逐渐陷入停滞而公共教育制度迅速发展。教学开始分散到多个学院，这些学院已经发展成为适合教学和对学生个别指导的教学场所。到16世纪中期，大多数英国和巴黎的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向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提供教学的自给自足的教学单位。这种教育上的革命，使巴黎、牛津和剑桥从趋于集中的大学转变成趋于分散的大学。”
从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中世纪大学对现代大学的影响，可以发现构成现代大学制度核心的一些理念都可以在中世纪大学的实践中找到，比较明显的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等。就学术自由来说，按照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学术自由主要是指大学教师拥有选择研究课题、学习科目、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自由，这已经成为现代大学中大学教师教学自由与研究自由的集中表述。而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正是中世纪大学最宝贵的特征之一。
中世纪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利的获得，是一系列法令与规定颁布实施的结果。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法令：学者在国内受到保护，如遭到任何不合法的伤害将予以补偿。1219年，教皇颁布敕令，规定未经其许可，巴黎主教不得开除任何教师的教籍或学生的学籍。1361年，法国国王释放了一名因被指控为异教徒而遭监禁的学者。
然而，将大学学术自由的获得理解为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教会和世俗政府都不希望一个享有较多的自治权的大学及大学教师阶层的存在，他们常常迫使大学放弃自治权。法王于1437年下令取消巴黎大学免税的特权，1445年又免去巴黎大学的司法特权，1449年再次取消巴黎大学师生的罢课权。
在中世纪大学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拥有的特权又相继失去，然而大学储存传授知识的职能却被保留下来，大学的学院制结构被继承下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也以不同的形式进入现代大学的体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为学者的成长和知识的传递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所以，尽管中世纪大学在当时仍位于社会的边缘，但这种机构已经为此后进入社会的中心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