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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作者与编辑的缘分

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集,在通读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发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代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

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

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五十年代,当时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这个词批过这篇小说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

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

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厕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字片语,像点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

因为编辑发现作品,推出作家,是他们的天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凡出于敬业之心的编辑,无不要一期一期地编发稿件,那是责无旁贷的事,印刷厂是订好合同的,不能随意拖延。逼得他必须及时对作品作出判断,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为关键;而无任何契约关系的评论家,评多与评少,评好与评坏,评谁不评谁,想评不想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评论家对作家的亲疏、近远、好恶、生熟程度,是决定他评论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为二十个戈贝克写一篇吹捧文章,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也许不干,但不一定会被今人视作楷模。

所以,新时期文学能有二十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真识货者,编辑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样崭露头角的?而从五十年代丁玲还十分当红时,对叶圣陶先生特别恭谨的态度看,很大程度由于她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发现她的编辑,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缘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别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还不曾见过,但愿只是我孤陋寡闻。

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编辑把作者推到文坛上来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炮而红,洛阳纸贵,一奖成名,衣锦荣归,让我这个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点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艳羡不已。于是,我对李敬泽感叹系之:“这篇《改选》,倒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与初当编辑者的崔道怡一段缘分的开始。要是当年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他,把《改选》往字纸篓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或许这是题外的话了,照着那时候提倡的阶级路线,进城执政的农村干部,以及他们所提拔信赖的基本上文化极低的工农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我族类”的排斥心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自身无法于短时期之内知识化起来,就更增强一种敌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恐怕我就甩不掉“右派”这顶桂冠。

即使我申请作狗,也不行。因为一条有文化的狗,对无文化的人,也会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你写了小说,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说,他不会写小说,即使写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觉认为应该比你强。可文化,知识这些东西,硬碰硬,纵有革命资本,也帮不了忙,于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压倒你。

我想起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的故事,据《资治通鉴·齐纪二》,此人“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有一天,他跑去对齐武帝说:“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经为他儿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儿,他还嫌不过瘾,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齐武帝说:“此由江鴫、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他“承旨诣鴫,登榻坐定,鴫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也许从此与文学无缘。”他说。

但我说,无缘是可能的,却未必能不当“右派”。

纪僧真怎么出这口恶气,史无记载,但这股憎恶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名毒火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后,疯狂灭绝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恶行,得以猖獗的由来。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许多精美雕刻的脑袋统统干掉为什么“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也如出一辙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萨的头部不可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打砸抢”的“砸”,就因为那雕像上一双双凝固着历史文化积淀的眼睛,使他们那空虚干瘪的灵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动手去敲去砸,还要踏上一脚的。

如果谁有兴致趁着当事人尚未死绝的情况下,将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运动双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识面、智商值,作一个调查的话,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在一个陷入无理性状态的社会中,必然是无能的人,胜过有能的人;无知的人,压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驾驭智商高的人;学问不大的人,领导学问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队伍中间,那些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就要把写得出东西,尤其写得出好东西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种知识分子受制于非知识阶层的权杖,唯有俯首听命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二十五史”和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的不正常时期。莎士比亚先生在他十四行诗里哀叹过的境遇,仅仅是发生在十五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时期吗?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

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挑去,“文革十年”,无可选,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荡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时我二十七岁,写出被误以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写出“恶毒”,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道怡,谢谢啦!

十几年前,一家杂志约我写过《我与编辑》这样的专栏,第一篇我就写了道怡君,因为他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接下来,还打算写其他做过我责编,和并未编过我稿子的几位我从心里感佩的编辑,谁知写道怡的《我与编辑之一》刊发以后,杂志不再来催,也就没再接续下来。

我记得,当我提笔写《我与编辑之一》时,是从那推拭不开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摆渡的情景写起。那时,我还未使用电脑,否则我就把原文调过来了。南方地区的冬天,飘洒着那种无声的冷雨,我站在河边,招呼对岸的船家载我过去。打成右派以后,我就被发配到工地劳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所有的苦头,有些中国人,别看他文化低,在折腾无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现得有心计,而且歹毒。譬如,准许我回家探亲,却不可以在家过年,于是,大年夜,山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赶路,因为规定必须在大年初一前归队销假。

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一个外出的人犯,拼命赶回监狱,不敢有误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细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泪下。横竖谁也不会注意我,便任着那泪水流下来,连衣领都湿了。

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选》带来的吗其实未必,许多没写“恶毒”小说的人,不也一劫不复了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也不能唤醒那些整人狂们半点忏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经故去了,文坛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说,讲死人的坏话,已无必要,更不道德。但他发明的“娘打儿子”的谬论,流毒甚广,实在是误人不浅的。因为他的论点,实际上给那些手上沾着右派血泪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恶行的鼓励和肯定。而这谬误的论点,在讨好中所宣扬的“臣罪当诛兮”的哲学,所倡导的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标榜的以夹紧尾巴为荣的狗态,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为非作恶,来折磨知识分子了。所以“娘打儿子”谬论不随他死而死,一遇机会,这些整人者仍会振振有词地,理直气壮地举着棍棒,扑将过来,因为你说了,我是娘!

一个人被打了,还高喊打得好,打得应该,打得我好高兴,好快活,那么此人不是神经病,也是白痴。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甘心作他的奴隶,也许无可指责,但做了奴隶,还宣扬奴隶哲学,还动员别人也俯首帖耳地当奴隶,那就十分地可恶了。

李清泉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过《改选》的事,“刚刚处女作问世,该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于死地了。他是二十才过头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吗能支撑得住吗”因此,他说:“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道怡君在去年《时代文学》发表的关于我的长文里,也有这样的表示。其实,不必如此记挂在怀的,不是发表了我的《改选》,使我倒霉,而是我们自身的软弱,不敢抗争,才助长或纵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为地糟蹋知识分子整体,我不过没有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这班高唱“娘打儿子”者助纣为虐式的示范,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过来的板子,还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诚悦服,惬意舒服。于是,我要渡过这条夜雨闬闬的河,我要在零点以前到达工地。

叫了好一会,那位在屋里围着炭盘,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饭的摆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着马灯走出门来。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这人烟稀绝的山区里,还有谁会不在家团圆我挥舞着手电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来了,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条渡船,解开缆绳,顺着铁索,扳动搅棍,慢慢地过到河这边来。

那条雨中的船影,渐渐靠近,搅棍的轧轧声,愈来愈响,高兴的心情自是不必说的了。过了河,再走上个把小时,山脚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见了这位摆渡人,不由得格外亲切。

“麻烦你啦!”我一个劲地抱歉,为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现在回忆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头,那样缺乏钙质,也真是汗颜呀!说实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误了归队日期,或者,索性在家过了年再回工地,会杀头吗而在那些年里,整人者对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脱一群法西斯,蹂躏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甚至有“吾与汝偕亡”的杀人之心,不也由于顾惜妻子儿女,宁可得过且过地苟活着,而强咽下这口气吗不敢哪,真是一点点也不敢,而且,这个念头还未形成,立刻就觉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么法子,知识分子灵魂中的对于强权软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伤啊!我读过一篇谈论外国作家自杀的文章,反过来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惭愧之极,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谁不曾磕头如捣蒜地低头认过罪呢!所以,我对时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们从来是不畏强暴的人中豪杰,说心里话,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达彼岸,我向这位摆渡人致谢的同时,绝非讨好地打听他的名字,希望记住这位于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时,我几乎没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对着我。他不了解我的嘤鸣之心,只当作普通渡客那样,说了一句话:“告诉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证你就忘了。”

想起这段摆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在中国文坛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也许并不宽,但要到达彼岸,却必须依赖文学编辑。但过了河以后,很快忘掉摆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记住这位驾船渡我过河的第一位艄公,因为是他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由于他没有将来稿扔进字纸篓,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这个太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上岸后走多远,也不会忘记道怡君的。近半个世纪来,颠沛流离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的一纸发黄变脆的短札,就是证明。

现在已经记不起1957年那个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宾胡同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细节了。崔道怡很高的个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绝不像如今这样明显。看来,划船摆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来,他这个艄公当得够辛苦的。他这职业使他读过的稿件字数,当以亿计了,经他手发出的作品篇数,当以万计了,矢志不移,为他人作嫁衣,这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知道,他年轻时与许多老作家打过交道,等他不再年轻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轻的作家推出来,其中,有许多足以吓人一跳的名字。

这些名字,我可以写出一串,但考虑到有的认这个账,有的并不认这个账,干脆就免了。但他对认账者,谦谨诚挚,热烈平和;对不认账者,平和热烈,诚挚谦谨,可以说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从他脸上,到他心里,看不出什么两样。哦!他当这个艄公,可以说进入化境。我很宾服他,因为我修养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编,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当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哪位明公编写的,都没有记叙文学编辑业绩史实的章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认为,道怡君对于当代小说的贡献甚大,他的赏鉴、品识、辨别、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阳老师的一个惹了大祸的术语,也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间,这些他所熟悉的审美领域里,与他同辈编辑相较,绝对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当代文学史里设立编辑一章,崔道怡对于小说艺术的成长进展,所起到的作用,似应有专门写他的一节。这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动员他自己来写,哪怕是一部文坛掌故也好,老崔总报之以嘿嘿,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阅人多焉,夫复何言的意思。

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22×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我当然不会“感谢”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阳两位老师,其实我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时代里,无知对于知识的憎恨,愚昧对于文明的幽闭,而施加之于知识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难,成为潮流与时尚。到了“文革”期间,其甚者,与希特勒的反犹,与中世纪对异教徒的迫害,也相差无几,又有几个不倒霉的呢?

那时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为荣者,以外行恬然自得者,以阶级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龙附凤而沾得革命荣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践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天赋神权者,以根正苗红而神气活现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经凌驾在知识分子头上,作威作福过的。历史之无情,就在于很快地将沐猴而冠的“冠”变成尿壶,那些当年整人整得起劲者,如今忽然都咸与维新起来,题词作画,咏诗唱曲,无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风雅,作风流才子状了。什么“娘打儿子”笑话,就这股污秽浊流里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什么东西!

等到再次见到崔道怡,那已是八十年代初在京西宾馆,短篇小说《月食》获奖时的事了。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来往。他还是那样谦逊,还是那样坚持他的文学品味:虽然,他有些赞成的小说,我并不喜欢,有些叫好的作品,我也摇过头的;虽然,他对我写的东西,有认可的,也有不那么认可的,这其中,有我同意他说的,也有我不那么苟同他看法的。但我和他,老实说,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看来,都基本属于过气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应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拨了。不那么新潮,也不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装新潮,因此,在我们认同的艺术观点上,还是谈得来的时候较多。

但我从他身上,作为一名编辑,作为一名文学园地的耕耘者,无论是风雨如晦,还是晴空万里的日子里,一心朴实地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那种力求无愧于职责的虔诚,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经营,埋头奋斗的牺牲,我看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尽管这半个世纪,对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静的,甚至该平静的时候,也难免有风波,可他一谈正题,一涉及刊物、稿件什么的,立刻正襟危坐,言归正传。

1997年7月,正好是《改选》的四十年祭,他说,你不再在《人民文学》上写一篇于是,就有了《缘分》那一篇应景之作。后来,《小说选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与道怡的合影,还写了几句话:“站在我身边穿着大红毛衣,头发乌黑的崔道怡,显得很青春的样子,其实,他也并不年轻了。”“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缘分;像他这样一位文学摆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学写作者送到文学的彼岸,我凑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缘分;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以后,他还在编刊物,我还在写小说,还能有这样的默契的共识,能说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缘分吗?”

这本是写道怡的一篇文字,由于说到了这段缘分,就不能不提到处女作《改选》,那篇“恶毒”的致我死命的小说,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的崔道怡,也就无法回避1957年的那“右派”一劫。拿毛主席《七律·送瘟神》诗序中说过的话,来形容此时此地的我的心绪,真是“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抚今追昔,就不免东拉西扯,道出许多离题的话,请道怡君原谅,也请读者原谅,要是你也试一试二十二年炼狱之劫的话。

不过,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可文学,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谁也扼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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