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义
（一）
1936年10月，我们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合。
同月下旬，由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率领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还有五军，共二万余人，奉命从靖远渡过黄河天险，不久改称西路军，沿甘肃河西走廊向西挺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斗任务。
西路军西进途中，在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十余万军队节节围堵的情况下，我红军指战员冒着零下30余度的严寒，英勇奋战四个多月，虽然先后占领了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歼敌两万余人，但仍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危险处境十分关怀，于1937年1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在西安与国民党顾祝同等进行谈判，坚持我党严正立场，要国民党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向我西路军进攻。与此同时，中央于3月初组成了以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的援西军，由关中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向陇东镇原、平凉地区日夜兼程，接应西路军。
党中央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他们临危不惧，奋勇杀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但由于西路军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终于在1937年3月中旬同马敌在梨园口进行殊死搏斗后失败。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在和敌人的残酷斗争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等优秀共产党员，一个个先后壮烈牺牲，成千上万的先烈们把热血洒遍了河西战场。虽然不少同志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们的英雄业绩、崇高思想，却与日月同辉，与祁连山共存。
我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3月14日那个夜晚。天墨一般黑，风雪交加，像针一样刺着我们的脸。西路军的惨重失败，更像刀子一样扎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因此而趴下。我们在心底里无声地唱着“饮马弱水未能忘，寒风似刀志如钢。黄沙冰雪埋忠骨，笑看二马命不长”的壮志悲歌，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紧紧地聚集在一起，等候着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就在这个难忘的夜晚，西路军总部在康龙寺南山的石窝子，由陈昌浩同志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将现有人员分编为三个支队，深入山区游击；徐向前、陈昌浩两位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
会后，总部首长决定，由我和萧永银、杨天保同志挑选传令兵20余人，护送徐、陈首长离开部队回陕北。我和萧永银同志深深地懂得，此次东返，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从敌人的重重封锁下冲出祁连山，继而渡黑河、闯北山、过沙漠，最后才能到陕北的艰苦历程。这是一个十分光荣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立下了死也要保护首长闯出祁连山、回到陕北的誓言，收拾好文件，带着总部通信连的20个传令兵，跟着首长出发了。
巍巍的祁连山，蜿蜒百里，层峦叠嶂，冰封雪飘。千百年来，多少英雄豪杰，在这古战场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乐章，多少骚人墨客，写出了千古绝唱。可是当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大雪覆盖的山山岭岭，微微露出雪的茅蒿，在料峭的寒风中颤抖着，一棵棵枯树不停地摇曳着，发出嘎嘎欲断的响声。我们二十几个同志组成的小分队，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前进。一方面由于自然气候的恶劣和缺衣少食而饥寒交迫；一方面因遭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与敌人周旋。白天，我们隐蔽在山沟里、岩石下和树丛中；夜晚，我们快速兼程，向着启明星升起的东方、向着陕北、向着延安行进。就这样，走了两个夜晚，不知遭到了敌人多少次的突袭和围追。
一天黎明，徐、陈首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深情地说，同志们，根据这两天的情况看，人多目标大，容易被敌人发现，为了保存力量，让更多的同志能够到达陕北，回到延安，我们还是再一次化整为零，分散行进吧。就这样，我和萧永银等同志，忍痛含泪和首长分手了。
我们在祁连山里一边走、一边和敌人打游击，周旋了28天。在一次和敌人的遭遇战斗中，我们这支小部队又被打散了，我和萧永银同志滚崖脱险，结伴同行，相依为命，向东走去。
（二）
巍巍祁连，杳无人烟，在那荒山雪地，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但是要维持生命，要坚持战斗，我们就必须以顽强的意志，去克服那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白天，我们找一个石洞避风遮雨，防止敌人的清剿袭击；夜晚，我们披星戴月，不停地赶路；渴了，抓一把积雪塞进嘴里；饿了，剥一块树皮聊以充饥。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一只从石崖上摔下来的死羊，竟然高兴得跳了起来。是啊，20多天来很少吃到食物，这次我们可以打打牙祭，开开斋了。永银同志很快地剥掉了羊皮，我拣来一抱枯树枝和茅草，架起来点着，把羊肉投进火堆烧烤。没有葱，没有姜，连一点盐也没有，浓重的羊臊味，令人真想吐。
为了走出祁连山，回到延安，我们硬着头皮把它吞咽下去，填饱肚皮。几十年来，我和萧永银同志每每相聚，还常常谈起这次在祁连山饱餐“手抓羊肉”的往事。
一天夜里，我们俩走进一条山沟里，突然看到一顶帐篷，灯火隐隐约约，心里好一阵高兴。有帐篷，就有人烟，我们满怀希望向帐篷走去，没想到突然窜出几条看羊狗，张牙舞爪地向我们猛扑猛咬。我们只有取下头上的毡帽作护身武器，毡帽一块一块地被狗撕烂、咬去，我的手里只剩下一块破毡帽耳了。这时帐篷里的主人出来了，这是一个淳朴而善良的牧羊人，是他，在我们近一个月没有沾粒米的情况下，请我们饱饱地喝了一顿小米粥，那粥黄澄澄的颜色，香喷喷的味道，使我至今还回味无穷。“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正是我和萧永银同志一路行进中衣食住行的真情实景。
过了黑河，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片沙漠了。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靠北极星辨别方向，走进了沙漠。清冷的月光洒在茫茫沙漠上，皎洁的星星眨着神秘的眼睛。我和永银同志肩并肩地前进着。当时，我们都穿着一双破布鞋，跋山涉水还能将就，可一进沙漠，那沙子便无孔不入地从破鞋洞钻进鞋里到处乱窜，走起路来很不带劲。我们干脆把鞋脱了，光着脚走。开始，光脚踩着黄沙倒有几分凉丝丝的舒服感觉，心里还一阵高兴，认为比爬山过草地痛快多了。可是没走多久，脚就发酸，腿肚子发胀，东摇西晃，走一步退半步了。
夜间的寒风吹到身上，像针刺一般疼痛。可是到了白天，那火红的太阳发出火一样的热和令人目眩的光，无情地吮吸着我们肌体中的水分。沙漠，变热了，发烫了；我们，干渴了，嗓子发痒了，冒烟了。水！水！你在哪里？
慢慢地，我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腿肚子也像灌了铅一样地沉重，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干死在这茫茫沙漠里，成为子孙后代考古研究的木乃伊吗？不，要活下去，走出去，回到延安去，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给我们的后代讲讲这艰苦的历程，让他们也知道中国革命究竟是怎么胜利的！
我拿小瓷碗向萧永银同志示意，他不知所措地瞪着我，忽然他的眼睛一亮，也把碗从怀里取出来，我们各自背过身去，然后又转过身来，默默举起了手中的碗。虽然碗里盛的是金黄的尿，但是，为了走出沙漠，找红军、找党，早日回到延安，我和萧永银同志还是不约而同地把它喝了下去。一天多没有喝水了，尿自然很少，就是有一点，那里面又能有多少水的成分，几乎全是些尿碱，又苦又涩。
走呀，走呀，不知走了多久，我只觉得一阵目眩，一头栽倒在沙漠里，昏死过去了。又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我忽然隐约感到一阵清凉，朦胧中只见萧永银同志正用搪瓷碗一碗一碗地把沙漠表层的干沙刮开，然后把湿沙放到我的胸口上。碗口挖卷了，萧永银同志的手指头也磨出了血。在我的头上，又是萧永银同志脱下了自己的破棉袄，用两根打狗棍支撑着，遮挡着炽热的阳光。萧永银同志看我慢慢苏醒过来，他是那样地高兴。
太阳快落山了，凉风阵阵吹来。我想：今晚爬也要爬出去，不然真的要葬身沙漠了。我们强忍着饥渴和疲劳，在起伏的沙丘中爬上滚下。不知走了多远，爬上一个沙丘之巅，借着月光，我们隐约地看到，前面似乎有一条黑色的带子，凭着一种希望和感觉，我们都惊喜地叫着，那是草滩，那是溪流，我们跌跌撞撞地向前匍匐而去。渐渐的，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清晰地传来，啊！有水了，得救了！我们奋力向坡下滚去，向溪边滚去……喝吧，尽情地喝吧！我们趴在小溪边拼命地喝，恨不得一口气把这一条小溪喝干！可真怪，喝满一肚子水，却满头满身冒出豆大的水珠。后来听人说，才知道那是虚脱现象。
（三）
越过沙漠，到了东乐。我们以长城为向导，以要饭维持生活，昼夜兼程，继续向东前进。过了永昌县，到了凉州（今武威）东北一个叫十二洞十二洞：应为十二墩，见本书第78页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