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历史、政治方面的书，平时茶余饭后喜欢谈论时事，评议人物。耳濡目染，女儿也有了这方面的爱好。我们父女会在空闲时对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各抒己见，兴致盎然。
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日前后，我们议论频率最高的话题就是毛泽东的功过。我认为他功过相当。女儿在参加了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日庆祝活动时听了有关报告、看了电影、电视后说：“爸爸，我看毛主席的功劳是很大的，功大于过。”
在这些议论中，我们是平等的。我不会自以为是家长，把个人观点强加给孩子，所以我们的议论是件挺轻松愉悦的事。
女儿在初中毕业时对我说：“爸爸，我们同学之间在互相题写毕业赠言了。我在‘人生信条’一栏写的是：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在‘人生理想’中写的是：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在‘青春偶像’栏写的是：周恩来。”
女儿最敬佩的领导人是周恩来和彭德怀，我也如此。我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公仆。
周恩来、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日来临前，女儿从新加坡专门打来电话，要我把纪念他们的电视录下来，她放假回来要看。
1998年12月6日晚上，女儿从新加坡刚回到家，匆匆吃了饭，就迫不及待地看《百年恩来》，直至深夜两点。第二天、第三天连续把《周恩来百年诞辰》《彭德怀百年纪念》录像看完。
我们议论最多的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腐败行为以及社会上无孔不入的不正之风。
我对女儿说：“虽然社会上还存在严重的不正之风，还有许多不合理现象，但我们相信，随着法制的健全，时代的进步，社会风气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作为个人，虽然无力改变社会，但可以做到完善自我。每个人把自己的素质提高了，那整个社会就文明了。我们不要随波逐流，更不应同流合污！我们应该坚持做一个正直、正派、善良、勤奋的好人。”
我们在家庭教育中始终贯彻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祖国的教育主线，始终持一种昂然向上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记得女儿上六年级时，杭州市民政局与《杭州日报》共同发起“援助孤儿”活动，我让她独自一人到报社去捐款。这既培育了她的爱心，又锻炼了她的独立能力。
在女儿初中时，我们在经济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仍支持女儿参加“希望工程”。1995年9月10日，《杭州日报》第三版还刊登了我女儿题为《结对子，献爱心》的文章。
留学新加坡后，她还继续为祖国的“希望工程”捐款，资助了一名杭州的初中学生。
当女儿从我写的信中得知中国科技馆第二期建设缺钱，李政道博士倡议每个中国人捐一元钱的消息后，她就从新加坡写信给北京中国科技馆筹建处捐款一百元，以示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情怀。
1998年黑龙江、长江流域相继发生特大洪灾，女儿踊跃参加留新学生自发组织的捐款活动，把所募集的善款送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支援祖国灾区。
到新加坡两个多月后，她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新加坡的言论比较自由，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这给人们了解时事提供了大空间。通过一些主观或客观的比较，我更加体会到了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美国共同成为这里舆论关注的中心。我也亲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我们来到新加坡，对这里的一切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反差。以杭州为例，虽然我们在城市建设、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仍与新加坡有不少差距，但这些是很有限的。发达国家（地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繁荣，我们祖国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落后。”
每到国庆节，我女儿和中国留学生就会面对祖国方向唱国歌，唱《歌唱祖国》，朗诵《黄河颂》《长江之歌》，以表达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这就是我女儿由从小接受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的教育升华到爱祖国、爱人民的真实历程。
如果一个孩子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同学都不爱，长大了怎么会去爱人民？如果从小不爱家庭、不爱学校，以后会爱祖国吗？
我们不能口号式地、空洞地或“高大全”式地对孩子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而要具体地、生动地从日常细微处入手，教育孩子“爱父母、爱同学、爱家庭、爱学校、爱护花草树木、爱护环境卫生”，使孩子从小充满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