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注重出身门第，把那祖辈传下来的高脉血统作为自己悬耀的资本，但祖辈的高贵血统又是从何而来呢？
无论地位低下的陈胜、吴广，无赖刘邦等人物，都是由低脉血系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争取而来。王侯将相，本就无所谓有种无种，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坐上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成就一翻伟大的事业，就是真正的英雄。
1．陈胜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但是，它的存在并没有像秦始皇所希望的那样，世世代代，传之无穷。只不过传袭了二世，延续了十余年，这个辉煌一时，看似强大的大帝国就被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战国以来长期纷争的局面，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国家所作的巨大努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饱经战乱的百姓，有理由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可惜的是，秦始皇并没有重视和满足芸芸众生这一起码的愿望。秦朝刑法严酷，举措暴虐，尤其是原来东方六国的百姓，更是备受歧视，他们的处境甚至不如分裂和战乱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使被压迫人民意识到：如果不推翻暴秦的统治，他们就无法改变眼前的悲惨处境。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才提出了“死国”“举大计”的革命口号。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人。出身贫苦，然而胸怀大志。曾为人佣耕，耕田的时候，他放下锄头怅然叹息说：“等哪天我富贵了，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同伴讥笑他说，你是佣耕，哪里谈得上富贵呢？陈胜感慨地说：“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与闾左九百人被征发戍守渔阳。闾左是一种无立锥之地，地位极其低下的贫苦农民。他们原来是东方六国的百姓，被秦国征服后迁徙到指定地点，成为军功贵族的依附农民，所以地位低下。为了维护军功地主的利益，秦王朝一般是不征发闾左服役的。这次秦二世冒天下之大不韪征发闾左，不但使闾左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也直接损害了军功贵族地主的利益，更进一步激化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所以，征发闾左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在征发途中，陈胜、吴广分别担任屯长。到了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适逢大雨连绵，道路阻塞，戍卒已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赶到目的地。按照秦朝的法律，这是要处以死刑的。而在严酷的法律面前，根本不可能有缓和的余地。陈胜于是与吴广密谋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所谓“死国”就是要推翻暴虐的秦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陈胜又借“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手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革命口号。陈胜、吴广平素宽厚仁爱，士卒都愿为他们效力；陈、吴随即用计谋杀掉带队的将尉，慷慨激昂地向众徒属说：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徒属皆曰：“敬受令。”
陈胜的宣言和号召，不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也表达了戍卒求生的愿望，它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秦末农民起义必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秦王朝暴虐统治的革命性质，是一种别无选择，正是这种选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陈胜、吴广随即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义军攻下了大泽乡，又相继攻拔了蕲县和侄、苦、柘、谯等地。快到陈时，义军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很顺利地攻下了陈，陈胜召集陈地的三老豪杰商量事态的发展。三老豪杰认为陈胜“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而被誉为“贤人”的张耳、陈余却表示反对：“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国后，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陈胜没有听从两人的意见，自立为王，号“张楚”，建立了起义农民的革命政权。
的确，如果听从了二人的意见，陈吴的起义就不会太急躁，也许就是另一番结果，然而，自有一番鸿鹄之志的陈胜，在乎的是轰轰烈烈的过程而非结果也未可知。
在张楚政权的号召下，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整个原东方六国地区：“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胜。”“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陈胜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击荥阳，又命周文为将军，率众西击秦。周文进至函谷关时，已有车千乘，卒十万。秦二世惊恐万状，令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徒和人奴产子，迎击义军。由于义军组织松散，缺乏作战经验，结果大败，周文自杀。与此同时，吴广驻兵于坚城之下，也被部将杀害。随后，章邯率秦军进攻张楚政权，陈胜迎战不利，结果被判徒庄贾杀害。
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他提出的“死国”、“举大计”的口号却深入人心，为继起的农民起义队伍推翻暴秦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中称颂陈胜的功绩时，曾经这样说过：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虻隶之人，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帅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陈胜的“首义之功”可说是彪炳史册，难怪刘邦称帝后仍为陈胜置守冢于砀，同时还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汉初的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饱经战乱之苦的百姓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陈胜、吴广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然而能举义旗而攻强秦，虽然最终失败，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名流青史，其两人的事迹也千古不朽。
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出身贫寒并不是罪，谁也愿意生长在富豪之家，可是谁在生之前能去选择自己？
霍兰德说：“在最黑的土地上生长着最娇艳的花朵，那些最伟岸挺拔的树林总是在最陡峭的岩石中扎根，昂首向天。”而高普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并非每一次不幸都是灾难，早年的逆境通常是一种幸运。与困难作斗争不仅磨破了我们的人生，也为日后更为激烈的竞争准备了丰富的经验。”
在现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常因自己角色的卑微而否定自己的智慧，因自己地位的低下而放弃儿时的梦想，有时甚至因被人歧视而消沉，因不被人赏识而苦恼。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其实造物主常把高贵的灵魂赋予卑贱的肉体，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贵重的东西藏在家中最不起眼的地方。
2．渔猎之家也能做皇帝
“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这句歌词早已深入人心。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帝王将相，并不需要太多高贵的血统。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昨天是平民布衣，明天也一样能堂皇入殿做皇帝登基。后汉刘裕就是一个典型，出身渔家，却做了五代十国最长的皇帝。
四0二年（安帝元兴元年）年三月，桓玄率领荆州军进入建康总揽了东晋的军政大权，接着排除异已，任命亲信，摇控朝政。
四0三年（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逼晋安帝退位，自己登位做皇帝，改国号为楚。虽然是改朝换代了，但社会仍是动荡，当时继孙恩之后，卢循、徐道复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作为东晋经济支柱的三吴地区，在天灾人祸的交织下，生产凋敝，人口减半。如会稽减十之三、四，临海、永嘉二郡老百姓几乎都死散光了，桓玄登帝位后，又“骄奢荒侈”、“土木并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时为北府兵将领的刘裕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起兵反抗桓玄的。
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今江苏徐州市），自称是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曾祖父混，西晋末渡江南迁，侨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江苏镇江市），官至武原令（晋陵郡的侨寓县）。父翘，为晋陵郡功曹（郡守的佐官），属于低级士族。到刘裕这一代，家境沦落，靠耕种渔猎为生，成为属于地主阶级而被称作“寒门庶族”的一个阶层。
东晋末，刘裕参加了北府兵，起初在冠军将军孙无终部下当司马（军事方央的参谋），是一个低级军官。三九九年（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孙恩在会稽发动起义，东晋政府派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刘牢之请刘裕来部下参佐军事。当时刘牢之部下的其他军官，在镇压孙恩起义的过程中，抢掠财物，军纪败坏，只有刘裕约束部下，纪律比较严明，战斗力较强。这样，刘裕便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赏识，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桓玄起兵时，刘裕正在刘牢之部下参佐军事，他对刘牢之不战而降于桓玄的做法持反对态度。桓玄夺刘牢之兵权和消灭北府兵高级将领时，因刘裕不够格，不在翦除之列，反而把他作为争取、培养对象。桓玄从兄桓惰以抚军将军出镇丹徒，以刘裕为中兵参军（接近镇将的军事参谋）。桓玄当时将要篡晋位做皇帝，桓惰兄、卫将军桓谦想了解北府兵将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曾单独密问刘裕：“楚王（桓玄）勋高德重，四海归心，朝廷大臣们都认为应由楚王来当皇帝，你的意见以为如何？”刘裕十分恭敬地回答说：“楚王乃宣武（桓温谥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老百姓对他的信任早就没有了，乘机起来取代它，有什么不可以呢？”桓谦听后高兴地说：“你说可以，就真的可以了。”
四○三年十二月，桓玄登上帝位，迁晋安帝于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刘裕故作“劝进”之举，进一步获得了桓玄对他的信任。
可是另一方面，刘裕却在暗中团结北府兵中下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的统治。他们约定，刘裕、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同时于北府兵根据地京口、广陵举兵，诸葛长民谋据历阳（今安徽和县，为东晋豫州刺史治所）相呼应；王元德、辛扈兴等聚众于建康以为内应。四○四年（元兴三年）二月二十八早晨，刘裕与同党何无忌、魏诛之、檀凭之等二十七人，纠集徒众百余人。何无忌穿着传达皇帝诏命的服装居前，百余名徒众紧紧跟随于后，京口城门一开，便一拥而入，齐声大呼，官吏、士兵皆惊骇，不知所措。他们迅即斩杀南徐、南兖二州刺史桓惰，正式打出了反对桓玄的旗帜。
同一天早晨，在北府兵另一根据地广陵，刘毅、刘道规、孟昶等也率壮士五、六十人，趁城门伊开之际，出其不备，杀死征虏将军、青州刺史桓弘（桓惰弟）。然后，迅速带领人马渡过长江，与刘裕等汇合在一起，合力向建康进发。三月，刘裕军攻克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进至复舟山（在建康都城之北），桓玄派桓谦、卞范之率众二万抵抗。刘裕身先卒，战士奋勇作战，无不以一当百。当时正刮东北风，刘裕令战士纵火，一时火焰冲天，鼓噪之声震于建康城内，桓谦等军顷刻土崩瓦解。于是桓玄只得放弃建康，挟带着被逼退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退往荆州根据地江陵。刘裕命何无忌、刘道规率兵追击。
桓玄退到江陵后，重振军旅，集中水军二万浮江东下，与刘毅等相遇于峥嵘洲（今湖北鄂城县）。双方经过激战，桓玄的水军主力被击溃，再次败退江陵，在入蜀的路上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所杀。但是，桓玄的残余势力，在荆、襄一带仍继续扰乱。过了一年左右，桓玄势力才完全消灭。被劫持的晋安帝回到建康，重又登上皇帝的宝座。
刘裕由于起兵成功，击灭了桓玄的势力，于四○五年（安帝义熙元年）便以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镇京口，后又加领南兖州刺史，东晋的北府重兵，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四○八年，刘裕又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完全掌握在东晋王朝的军政实权。
刘裕出身于耕渔之家，年青时曾在长江的芦苇荡里打过柴，捕过鱼，在丹徒从事过农业生产。参加北府兵后，开始只是个低级军官，在魏晋南北朝一个士庶分明的时代，从平民到皇帝，普通人望尘莫及，而他之所以能够扶摇直上，是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东晋末年，在浙东地区爆发的孙恩、卢循起义，沉重打击了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地主，使他们在政治上衰落下去，东晋用以捍卫建康的北府兵军权，也在经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和农民起义打击之后，从王、谢士族地主手中，转到以刘裕为首的寒门庶族地主手里，这就为寒门庶族在地主的政治上取得地位提供了条件。出身于寒门庶族的刘裕，正是依靠这支北府兵，通过镇压孙恩、卢循起义攫取了资本；又依靠这支兵力，击灭了大世族桓玄的势力。这样，就使支撑东晋政局的王、谢、庾、桓四大世族在南方的统治基本结束。单从这一点说，刘裕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刘裕在执政期间，还于四一三年（义熙九年）荡平割据益州的地方势力谯纵；四一二年（义熙八年），消灭北府兵内部同他争权的分裂势力刘毅和诸葛长民；四一五年（义熙十一年），击败东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的反抗。四O九年（义熙五年）、四一六年（义熙十二年）刘裕又先后两次进行北伐，消灭了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南燕政权（今山东境内）和羌族贵族建立的后秦政权（今河南西部和陕西境内），收复了沦陷一百多年的北方大片失地和长安、洛阳等古都，扩大了当时东晋的疆域，有效地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在内政方面，刘裕又针对当时“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的状况，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四一三年（义熙九年），晋安帝妻王皇后死（王羲之孙女），刘裕让晋安帝罢临沂（侨置于江苏句容县）、湖熟（今南京市江宁县）一带的皇后脂泽田四十顷，赐给贫苦的百姓耕种，同时下令“弛湖池之禁”，禁止豪族封固山泽，向百姓收税。对于“奴客纵横，固吝山泽”的“京口之蠹”刁氏，刘裕不仅诛灭了刁逵一家，而且“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会稽四大士族中的大地主虞亮，因“藏匿亡千余人”，被刘裕杀死，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被免官。四一三年（义熙九年），刘裕在桓温推行的庚戊土断的基础上，又实行了义熙土断，进一步裁并侨寓郡县，搜括豪强隐匿的侨寓户，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赋役对象。通过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积弊丛生、民不聊生的东晋社会呈现了转机。至此，刘裕已建立起很高威望。
刘裕的远见卓识和实干精神，无时无刻不要透露着他的王者之风。尤其是在一个民不聊生，海内动荡的时刻，像刘裕这样的人才，必能上得晋帝的信任重用，下得百姓的拥护爱戴。
四一六年（义熙十二年）十二月，晋帝赐刘裕为相国，封徐州之彭城、兖州之高平等十郡为宋公国，备九锡之礼。四一九年（晋恭帝元熙元年）又进公爵为王，宋国封地由十郡增至二十郡。此时的刘裕，早已成为东晋的实际决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