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之三：农村发展必须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
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发展的最本质和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为迫切的要求，不把农村发展放在培育新型农民上，无异于舍本逐末。新型农民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其具体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文化素质层面，即通过接受培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二是科技层面，即通过接受技能培训，掌握、提高自身吸收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和本领；三是经营管理层次，即通过参与市场，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只有提高了农民的素质，生产才能发展，生活才能富裕，乡风才能文明，村容才能整洁，管理才能民主。因此，如果不把农村发展放在对新型农民的培训上，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新型农民的“新”字体现在农民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上，体现在由靠纯体力致富转变为靠脑力致富的能力上。
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农村发展不仅和政府密切相关，更离不开农村建设的“主角”———农民。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富裕不一定带来和谐，但贫困肯定会导致不和谐。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政府在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上，想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力气，从粮食增产难、农民增收难到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地区差距继续扩大，从部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到较为普遍的上学难、看病难、打官司难问题，从一些失地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到农民工受歧视、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等等，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也确实取得了许多显著成绩，但反思起来，对农业农村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关注和重视得还不够，下大气力、创造条件提高农民素质重视得不够，无论是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实实存在的投入中，对提高农民素质的关注程度远远比不上对生产、经济的直接关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见物不见人”的问题。而事实上，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建设，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才是更为根本、更为有效的。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实际上是一个提高人力资本的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专著《改造传统农业》中倡导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他明确指出，“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有了新技术，还必须有能够掌握这种技术的人才能真正推动农业的发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对我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有效，普及初等教育，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每提高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上升0.35～0.59个百分点。要使农民真正摆脱贫困，使农业经济真正跨上新台阶，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提高农民素质上下工夫，否则，即使一时脱贫了，也很难持久。
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培养不出新型农民，没有农民这个主体的现代化、知识化，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是空谈。只有建设一支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才能快速抢占当今世界农业技术应用的制高点，顺利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同期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0年。在全国农村4.8亿的劳动力中，小学以下的占40%，初中文化的占48%，高中文化的占12%，而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农民具有中专水平；德国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53%的农民受过2～3年的职业培训；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74.8%，初中毕业的占9.4%。农民素质与其收入紧密相关。美国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分析认为，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农民的收入会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研究表明，人受过初等教育能提高生产效率43%，受过中等教育能提高108%，而受过高等教育则能提高300%。我国农业部曾就收入与农民素质的关系问题做过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高中户比小学户人均收入高333.5元，比文盲半文盲户高407.4元；初中户比小学户人均收入高294元，比文盲半文盲户高367.9元；小学户比文盲半文盲户人均收入高73.9元。对一个国家、地区来说，提高综合竞争力，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广大农民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立足之地，归根到底最终依赖的只能是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党委和政府来说，要想使广大农民融入现代社会文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高度重视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扎扎实实地从农民教育程度的点滴进步、农民素质的逐步提高抓起。
在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培训定位要面向农村。面向农村主要是指培训新型农民是为了适合农村社会发展对农民提出新的具体要求，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加快农民向城市转移，而是为了促进农村发展。新型农民培训绝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农村教育，那种教育“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我们过去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走的是一条弯路，其实际效果却是在强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培训出来的农村人才不热爱农村，一心往城市走，为城市服务。也就是说，如今的新型农民培训必须以农村和农民为本，以满足农民的需要为培训的根本目的，它培养的人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这是中国新型农民培训的根本定位。
培训内容要实用。我们批判近视短见的实用主义，但并不等于否定“实用”。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民已具有非常强烈的独立生产和经营的意识。培训活动只有与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才能激发其强烈的学习动机。农民学习技术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有效地为农村生产服务。农民的学习是在不脱离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农民渴望在培训中提高自身能力，得到科学知识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作用，学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不是“应试教育”。因此，必须坚持实用性，在技术培训中要注意把实用技能和技术传授给农民，直接有效地为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服务，达到学以致用。
培训时间要突出速效性。速效性强调培训必须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较好的成效。新型农民培训不能像全日制的大中专教育那样，需要3年或4年时间，农民抽出时间参加培训基本上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只能用有限的时间去获得急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并尽快用于生产实践。农民具有一定的生产、生活经验，对于他们相关的事物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在近期或短期内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当然，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不同村落的速效性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地在新型农民培训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时，哪怕是别的地区已经见效的措施，也必须坚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指导工作的过程中，切不可要求各地齐步走、同步到，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避免由于违背因地制宜而使“速效”培训变为“负效”的事件发生。
培训模式要多样。培训模式的多样主要是指培训的形式多样、层次多样、内容多样。面对分散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很难有某一种适用于一切农村地区的培训模式。培训形式是多样的，有集中教学、分散教学、课堂讲授、现场培训、刊授函授、放映科教影片或录像及运用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由于接受培训的农民文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又必然造成培训的多层次性。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很低，仍以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为主体。这些人中有的全无技术，有的已掌握初等技术，也有的已具备中等专业技术。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技术水平的农民，接受技术教育的起点和能力差异很大。因此，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训必然是一个多层次的培训。培训内容也应该是多样的。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所从事的产业已远远超出传统的农、林、牧、副、渔的范畴，农、工、商、运、建无所不有。新型农民培训不仅需要农民学习和掌握农业技术知识，还要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商业贸易知识、法律知识等。
要整合城乡培训资源。新型农民培训不只是事关农村的事情，而且也是事关城市发展的事情。只有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实现，城市才能发展得越快。新型农民培训的资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农村的培训资源，第二个部分是城市的培训资源。这两个部分只有整合在一起，才能保证新型农民培训的成功。农村中的农民夜校和计划生育学校以及科普学校资源尽管有某些缺陷，但这仍然是农村新型农民培训的重要资源，培训离不开这些资源；同时，城市的培训资源在各个方面相对要丰富得多。大量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城市打工，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城市作为受益者，理应承担起新型农民培训这一重要任务。新型农民培训与城市里的教育、科技、银行、供销社、科协、共青团、妇联等系统和部门以及群众团体都有密切的关系。只有把农村和城市的培训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分散或分开，其效果就会减弱。
培训质量要搞好全面监控。搞好新型农民培训，必须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培训质量全面监控体系：一是培训教学管理监控体系。针对培训教学相对松散的特点，要把培训教学质量放到关系到新型农民培训成功和失败的高度，常抓不懈，加强监控。二是教师能力监控体系。培训教师也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实践，解决影响教学的主要问题，开展培训教师“一专多能”的培养工作，强化教师能力的考核与管理，及时替换那些重学术、轻技术，重理论、轻应用，重知识、轻能力的教师；还要不拘一格聘请有培训教学经验、懂技术、懂管理、懂经济的专家、专业户、企业家，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建立一支以专职为主体、兼职为补充的高素质培训教师队伍，满足学员和农民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要建立良好的教师与学员、教师与教师、学员与培训负责人良好的沟通渠道，对他们的培训质量和能力也要进行监控，及时沟通、提醒和指导。
培训要寻求政府财政支持。确定培训的财政负担主体是政府，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村的反哺有政策反哺、技术反哺、财政反哺，但笔者认为，三者之间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最重要的还是财政反哺。新型农民培训在我国目前开展得并不深入，主要是经费不足，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该从长远看待新型农民培训教育，努力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积极承担起加强培训职责。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获取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也有为社会提供义务的权利，但解决新型农民培训经费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为培训提供有力的财政保证，进行财政反哺。
培训融资要多元化。新型农民培训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善于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吸引和带动社会增加对培训的投入。可以对向新型农民培训事业捐赠的企业、个人采取比向城市投入更优惠的税收等政策，激发社会各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责任感和热情。世界上许多国家规定，对教育捐赠者，可以获得对捐赠款项产生的成果享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优先权，对企业则视情况免征或减征一定时期内的增值税、所得税等，有的国家规定对为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而开展的非公益目的的活动也给予适当税收减免。我国应制定有效的鼓励政策以及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大力提倡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新型农民培训捐赠，对于向新型农民培训领域捐赠的企业、个人可以抵消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对向新型农民培训捐出善款数额超过应缴税额10%的企业，给予减免10%的税款；不足10%的，则可在应缴税额里扣除已捐善款。
共识之四：城市化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当今世界城市，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农村社会发展，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都离不开城市化。联合国原秘书长加利认为：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里，城市占主导地位。城市的未来不仅决定了各国的前途，而且将决定整个地球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