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何香凝就已着手开展联络与团结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工作；她后来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酝酿筹建过程中，始终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事，一直是“民革”及其前身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广西参与抗战期间，何香凝已开始联络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她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不久的1945年8月底，即与陈此生等草拟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草案）》（简称“民促”），并第一个在上面签了名。后陈此生将该章程送给在广州的李章达、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征得他们签名同意后，即由李、蔡在穗开始了“民促”的筹建事宜。不久后何香凝也回到了广州。当蔡廷锴问她“民促”怎么搞法时，她明确地说：“要搞就要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何香凝居穗期间，积极参与了“民促”的筹备工作。她后来注意到广东当局的部分人持顽固反共态度，为活动方便起见乃于1945年12月下旬移居香港，继续联络与组织党内外的民主派力量。在纪念孙中山逝世21周年之际，蔡廷锴与李济深、李章达等人于1946年3、4月两次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事——后因何香凝坚持会名要保留“国民党”三个字，故它在4月14日正式成立时，仍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公推李济深为主席。
“民促”在发布的《成立宣言》中，宣布其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其“民有、民治、民享”思想为最高原则。它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结束独裁专制，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天下为公”精神，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民促”成立后出版有《现代》杂志，进行争取全国民主和平及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宣传活动。5月18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港九总支部成立；是年秋，“民促”的中央机关也由广州迁设香港。何香凝当时在香港的住处——坚尼地道51号，一时成为拥共反蒋民主人士的聚会谈话场所，她本人则始终积极参与了“民促”的活动与斗争。
进入1947年后，何香凝在4、5月间几次与李济深、朱学范等商谈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事。他们鉴于革命形势迫切要求把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遂于夏秋间为此致密函给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郭春涛等，并派朱蕴山亲自送去上海，请他们马上从内地来港筹商成立新的国民党政党事，以便与蒋介石所把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走和中共合作倒蒋之路。这时，恰逢朱学范自美国旧金山抵达香港，向李济深、何香凝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以争取更多的党内进步同志及早参加到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这一建议甚合何香凝等的想法。为把在港沪两地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反蒋力量重新结合起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在坚尼地道多次主持召开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同志碰头会，商量成立新革命政党的有关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何更强调指出：“现在正是振兴中华的大好时机”，“此事确实刻不容缓，而应立即行动”。是年秋，刚成立后不久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已在香港紧张地开展了建党的组织准备工作。何香凝与彭泽民、柳亚子、李济深等则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盼其“命驾南来，主持大计”，并告知她“特发起于本年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
在讨论新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名称时，分歧比较大：蔡廷锴提议定名为“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柳亚子提出取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也有人主张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等。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嫌弃被蒋介石搞臭了的“国民党”三个字，经初步商定拟以“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作为过渡组织。为此，何香凝与李济深等于7月初向民主派人士发出公函，提出暂以“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这一联合战线，来联络与团结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运动先进开展进一步的斗争，以救国家于危亡。
不久后，何香凝接到了宋庆龄从上海捎来的口信：“新建的这个革命组织可改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伟业。”她十分赞同孙夫人的意见，认为蒋介石等独裁派并不能代表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民主革命派才真正有资格代表国民党，所以坚决主张新建立的组织应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此，何香凝在筹委会的谈话会上一再强调：“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在她的说服下，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终于一致同意：新组织就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并将之简称为“民革”。
在“民革”筹建最紧张的两个来月中——从1947年10月底至1948年元旦，有关的负责人员先后举行过三次筹备委员会会议，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及其大会主席团会议和秘书处会议，一次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另尚有宣言、纲领及告同志书的审查委员会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和组织法审查委员会会议。何香凝先后在几次会议上阐述意见。如11月12日，她在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讲演中指出：大家要牢记孙总理的致苏俄遗书，中苏两国应联合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孙夫人为本会最适当之领袖人物。又谓本人先前虽曾“辞去党内各项职务，但对总理遗教之奉行始终不懈。现在复兴本党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真正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实行三大政策。各位同志应当奋起努力”。12月25日上午，她在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上再次指出，在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中，“容共”应改为“联共”，“扶助农工”应改为“耕者有其田”。“蒋介石违反总理的三大政策，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中国主权。昨日之事譬如昨日死，今日之事有如今日生。大家要承继革命的传统，发挥革命力量来救国、救党、救民，恢复总理的革命路线，才能打倒独裁派。”显然，何香凝从政治到组织方面，都为“民革”的创建作出过重大贡献。
经过长期的筹划与准备，在宋庆龄的支持及中共的关怀下，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朱学范等，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召开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并发布《成立宣言》及《行动纲领》；它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与上述的谭、蔡、柳、朱及冯玉祥、李章达、蒋光鼐、朱蕴山等14人，则在会上一起当选为常务中央委员。她从此时起一直是“民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民革”在《成立宣言》中，揭露与痛斥了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的政纲、政策及革命事业之罪行，强调本会将“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我们“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以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它的《行动纲领》规定：“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民革”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联合，而且它还表明全国一切民主和平力量皆已站到了中共和人民一边。这就完全彻底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推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方面，“民革”与中共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它一成立就以革命派的战斗姿态出现而成为与中共同舟共济的友党。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民革”在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领导下，团结党内外的民主人士，积极开展了有效的反蒋和反帝斗争，大大声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它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创建新中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