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的孙中山，并非一些人所批评的“大炮”，他不仅是理想主义者，也是实践者。当理想确立后，他即努力将理想转化为现实。他积极编织了建设蓝图，撰写《建国方略》。该书由先后发表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著作组合而成。书中的三大块：“心理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组合而成一个世界视野的建设蓝图，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建设工程规划。其中的《实业计划》是物质建设的系统工程，它体现了孙中山从中国国情出发，又借鉴西方，顺应时代潮流。它是富于创新思维的方案，是现代系统思维在中国的产物，对今人有着启迪意义。
《建国方略》，系统建设工程
近代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孙中山和他之前的几代仁人志士，都为未来的中国发展勾画蓝图。孙中山则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展望未来，勾画建设蓝图。那是近代中国最为壮观、最为全面而系统的近代化方案。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孙中山之前，敢于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便开始审时度势，热切地追求近代化。他们设计变革的种种方案，从简单到周详，不一而等。
有以维护封建王朝为立场，进行自改革的“补天派”，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或主张“以农为本”、“均富”，或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而制夷”。
有站在封建王朝对立面，进行造反的“拆天派”。如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洪秀全、洪仁玕，他们依据大同模式，规划“天下为公”的方案，又初步学习西方，凑古今中外合璧的社会改革方案。
有认真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欲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而进行维新的“变天派”。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以日本与俄国为坐标，而设计从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多层面改革的方案。
如上的种种改革构想，可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补天型”，欲补封建王朝之天，从而“富国”与“救国”；二是“重构型”，以单一的公有经济模式替代封建制，并效仿西方；三是“仿效型”，欲仿效西方和日本而走上近代化之路。
前人的改革方案，在实践中或失败，或时有成功而又最终失败。高明的孙中山，既吸取前人的经验，又警惕已有的教训；既规抚西方，又注重国情。他经过认真的思考，经过理性的升华，完成了《建国方略》，勾画了超越前人的、空前完整而宏伟的建设方案。
撰述之初衷，汇编之巧合
《建国方略》，由孙中山先后撰写的《知难行易的学说》（又名《孙文学说》，或称《心理建设》）、《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组合而成。《民权初步》初名《会议通则》，写于1917年；之后，1918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在上海深居简出，闭门反思从事革命之心得，潜心著述，完成《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
《建国方略》的三个部分，有着极相一致的写作动机。写作时间虽不同，而写作宗旨却相一致，都为了解决“民心涣散”，求一心一德，以调动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以能充分利用中国“博大之富源”，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国家，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超乎欧美之上。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又称《心理建设》，孙中山在《自序》中，针砭着民国初年的“心理大敌”，而主张“攻心为上”，解决“思想错误而懈志”。他认定只要能这样，那么——
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富于大智慧的孙中山十分清楚：中国欲“急起直追”西方，实现民族复兴，先决条件是“万众一心”——解决心理问题。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在《序》中，孙中山提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构想，要调动国际力量，以加速中国的建设。注重国家主权的孙中山，强调在建设中，在引进外国力量之时，“发展之权”必须“操之在我”。在《结论》篇中，孙中山阐述了争取国际力量的原因：“人类进步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急于进行中国建设的孙中山，期待中国的建设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援助。在《实业计划》中，他石破天惊地说：
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在该部分的《序》中，孙中山认定：“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一盘散沙”的局面，为进行社会建设大敌。主张“主权归民”的孙中山，强调“国民为一国之主”，统治权由国民所把握，这便是“民权时代”。他明确认为，民权如何发达？便是“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起”，而要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开始不可。
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再版了三本小册子合编的《建国方略》，但该书的初版，至今已无从查觅。《建国方略》全书，总字数三十余万，从篇幅上看，可称得上是孙中山著作之最。
据称，孙中山还计划写第四部分——“国家建设”。内容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个方面。后来，写作计划只部分完成，但这些内容，再也没有收入《建国方略》。
留给后人的《建国方略》，是三部分组合的著作。它揭示了国家建设涵盖着三大方面，即“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这恰恰同当今现代化建设的三个层面，即“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堪相一致，不谋而合！
历史的这种巧合，无疑说明，当年的孙中山，把握了国家建设的规律，超前地揭示了国家建设的基本内涵，以及发展路向；历史的这种巧合，无疑说明中华儿女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客观上实践着孙中山的理想。
诚然，多少年来，对《建国方略》，世人关注不够。人们或说，“空想”！或说，没有多少价值！或说，难以读懂！其实，对它的评价太低，或许也未能真正理解孙中山的本意。今天，当我们进行重新解读时，不难发现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是那样的高屋建瓴，那样的气度恢宏，那样的蕴涵着大觉大悟的智慧！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尚未具备实施《建国方略》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也未被国人所接受，那么，21世纪的中国人民，则已经完全可以理解它，并可以实施它了，对它的种种不实的批评，该休矣！
系统工程，三层面的展示
《建国方略》把民族凝聚和调动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务实的孙中山，进而对社会建设进行具体、详尽的规划。《建国方略》，恰恰构成了三层面系统建设工程。
心理建设，为国家三大建设之精神建设
国家建设，何谓根本？在孙中山看来，根本处在“心”，即“心理”。在《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中，他斩钉截铁地说：“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为何“心理”成为建国的基础？那是因为：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
国家，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重要器官，便是心；国家的政治现象，无非是人的心理表现而已。简而言之，即“心理——人——国家”。
于是，极聪明的孙中山，紧紧地抓住这一“建国之基”。他认定要首先奠定这一基础，故在文中说：
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
“方寸之地”，即指人的心。这人心，人的心理，在建国之始，应先“奠定”。
如何奠定“建国之基”，即进行心理建设？在文中，孙中山瞄准了思维方式即人们思考问题方法的变革。文中集中探讨了传统的思维定势——“知易行难”为何误国，进而提出他所发明的“知难行易”新思维。他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以十大事例作说明，进行充分的论证。
在孙中山看来，从“知易行难”，转换为“知难行易”，是心理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从“清朝之遗民”，转换为民国的“国民”的关键。因为“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人民，不再是奴隶，而是民国的主人。孙中山看到，在过去专制制度下，人民“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他们“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怎么办？新的国家，最基础的建设应是心理建设，通过教育，使人民成长为真正的主人。
从孙中山的大量演讲看，心理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然而在《心理建设》文中，孙中山最为强调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知难行易”，要人们尊重理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他欲从哲学的高度，从至深的层面上，去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障碍。
接受了欧风美雨沐浴的孙中山，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孙中山，站在时代之巅的孙中山，欲改变过去人们“先行而后知”或“不知而行”的思维习惯，并由此而产生的没有理想，不重视理论，否定革命主义等影响革命与建设的传统心理。他倡导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先知而后行”，即“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
这是一种科学昌明时代的新思维，由“求知”，进而在“知”的指导下“行”，努力避免“行”的盲目性。孙中山从历史的新高度，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进行审视。他向国人呼吁：
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
科学的发展，必然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的现代化》，作者是美国现代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英格尔斯，他同样揭示现代思维变革的必然性。在书中，他明确把“尊重知识”、“计划现在与未来”作为现代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定做事之前，是否有计划和打算，是现代人与传统人的重要区别所在。
学界常常把《建国方略》中的“心理建设”定格在认识论范围，以为那是探讨“知行”关系的哲学问题。显然，孙中山撰文的良苦用心，未被后人很好地理会。从“知易行难”到“知难行易”，不仅仅是“理论”与“实践”谁先谁后那种纯理论的哲学探讨，而是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是社会心理的深层面革命，是最根基性的建设。
如果说，在将近一百年后，以英格尔斯为代表的现代化学者才提出与孙中山类似的看法，那么可以说，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的大胆构想，正是他以大智慧进行的超前设计，实令今人钦佩！
实业建设，为国家三大建设之物质建设
物质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物质建设自然是国家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在孙中山看来，国家要兴旺，民生要解决，则必须振兴实业。《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欲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条件，借助外部力量，加速发展中国的实业。在《实业计划》的《自序》中，他说：
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
尽管，要利用战后的资金与器械，在当时确实是一厢情愿，孙中山在这点上确有空想性，然而，他希冀调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加速中国的实业发展，这一良好愿望，体现着他将发展实业作为共和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毋庸置疑。
如何发展实业，进行物质建设？孙中山坦然称，写《实业计划》一书，便是为发展实业确立“大方针”，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确立“大政策”。
作为大方针，富于整体思维的孙中山，提出打开国门进行建设，实行开放主义政策；他提出在工业化的同时，实行国有化，“两种革命”并举：
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
工业化与国有化并举，这一策略思想不失为孙中山确立的大政策，也是防止在实业发展后，贫富对立出现，而未雨绸缪的防预措施。这无疑是孙中山的大智慧的体现。
富于科学精神的孙中山，对如何发展实业的思考，既确立方针、政策，又进行实地的考察，并编制了全面而具体的方案。《实业计划》提出“六种计划”，涵括十大建设项目：
“第一计划”至“第三计划”，规划以三大海港为龙头的三大区域经济；
“第四计划”，规划蛛网式的铁路建设；
“第五计划”，规划“关键及根本工业”，即重工业的建设；
“第六计划”，规划民用工业，即轻工业的建设。
何等庞大的规划！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实业计划》中几乎都作了具体的规划。如此宏伟的经济建设蓝图，可谓空前，也几乎是绝后！
社会建设，为国家三大建设之政治建设
政治建设，乃社会建设保障。国家的政体变革，是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心理建设的前提。已有了民国初年历史教训的孙中山，他的《建国方略》之“社会建设”，是写于“心理建设”与“实业计划”之前，应该说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社会建设》，原名为《民权初步》。坦诚的孙中山直言写作宗旨是：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孙中山的理想，是建成“民治”的民权社会，但如何实现？他则十分注重走好“第一步”。
民权的第一步是什么？孙中山明确提出，是学会“集会”。为何？在孙中山看来，民权社会，实行议会制度，议员须学会召集会议，并保障人人能在会上发表言论。他告诫人们：
一社会中，其会员人人有言论表决权于大小各事，则知识能力必日加，而结合日固，其发达进步实不可限量也。
社会的进步与发达，有赖于人的素质提高，以及人群的凝聚力。集会，使人人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则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凝聚力的增强。
如何集会？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就集会的每一步程序，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说明，提出了可操作的说明。对会议的“主座”、参与者，对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等，也有详尽的说明。
为推进“民权之第一步”，务实的孙中山建议所有的社团，在章程中明确写上：“本会集议规则以《民权初步》为准。”他期盼优秀的议员，都不要光是背诵或研究《民权初步》，而“必须练习成熟”，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并付诸行动。
建设“以民为主”的民权社会，是孙中山的理想，《民权初步》揭示，集会是进行社会的政治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不可缺的一步。
心理、实业和社会三个方面，构成孙中山国家建设的系统工程。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具有层次性，在大的系统里，还有次一级、更次一级的子系统。孙中山的国家建设系统工程同样如此。
《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之系统
《实业计划》勾画了一个宏伟的物质建设蓝图。它是孙中山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一个二级子系统；它自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它是孙中山在社会建设上，运用了现代新思维的硕果。
“系统”与“系统方法”，熟练运用
多少年来，中国哲学史界总认为，近代西方哲学，是机械论，那么，生活在近代的孙中山，他的哲学，自然也是机械论。这一看法，不切实际！
就世界哲学发展的轨迹看，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近代的机械论，受到了挑战；由贝塔朗菲开创的现代系统理论，更是代表人类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有大半辈子西方生活经历的孙中山，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思维方式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张竞生在北伐前，曾慕名向孙中山请教关于“系统”的问题。《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曾刊载他的回忆录《孙中山先生关于“系统”的一番话》。文中言及当时谈话的一些内容。可见，孙中山富于系统思维，在当时已为人所知。
据可查资料看，孙中山十分明确地使用“系统”一词，是在民国初年。
1914年8月12日，以及同年11月12日和19日，在给外国友人的函中，孙中山提出建立“一种商业系统”，又说，“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经营的百货公司系统”，并反复使用了“系统”。应该说，“系统”一词，当时人们尚十分陌生，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孙中山已经相当熟悉。后来的《实业计划》之“第四计划”，使用“系统”一词近三十次，使用频率相当之高了。
何谓“系统”？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事物便是系统，而系统是一个整体，构成系统的各个层次上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彼此均衡，以能维系其整体性。试看孙中山对“系统”的理解又如何？可以说，他的界定，同现代系统理论堪相一致。在同张竞生的谈话时，孙中山这样表述：“‘系统’就是对一种学术或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有始有终”，系统是一个不能“把它截开几段”的整体。
孙中山不仅常用“系统”这一概念，还有“系统方法”的说法。《实业计划》“第一计划”之第三部分，有明确说法：“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应该说，孙中山不仅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系统，而且采用了“一分为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国家建设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的方法”来指导建设。正因此，在《实业计划》中所运用的方法，恰恰是今人所言的“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方法，即系统方法。
系统工程，五大特点俱全
现代系统科学告诉人们，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开放性和最优性特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设计的经济建设蓝图，之所以称得上是系统工程，恰恰是因它具备这种种特征。
整体性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与现象，都存在于统一体的联系网之上，这便是系统的整体性。在《实业计划》中，具有整体性观念的孙中山，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立足于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并以尽快使中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大手笔地描绘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的整体工程。
在《实业计划》中，国家经济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网络，其中的每一经济部门、每一经济区域，都“彼此互相依倚”，相互补充，环环相扣而存在。这一整体性，具体说来有三方面：
其一，孙中山提出“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经济建设规划，既包含物质生产建设，也不忽略新的经济制度建设，而把二者合而为一整体：一方面，振兴实业，实现工业革命，达到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土地与资本的国有化，建成新的所有制，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快建设步伐。
其二，孙中山规划若干的大、小海港，规划诸多城镇以及一个个的工业区和农业区，使之编织为整个经济之网上的一个个网眼，形成彼此的相互联系。
其三，孙中山规划兴建和扩建的铁路、公路，以及计划开通和修浚的河道、河流等，作为整个经济肌体的大小动脉，它将使经济建设系统联成整体网络。
认定“交通为实业之母”的孙中山，突出交通建设，把交通比喻为一个人的四肢，只有具有灵活的手足四肢，人才会有生命的活力，才会有整体的功能。
层次性与结构性
系统，是一个立体的整体。大系统之内，涵括了若干的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之内，又有若干的次一级的子系统；次一级子系统之内，还有更次一级的子系统……如此，层层的包容，便是系统的层次性与结构性。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所描绘的经济建设蓝图，是一个立体系统。它所构想的中国近代化工业体系，有着各种等级、各个层次，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它由若干的多层次的子系统组成，其中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水陆交通网络；有产、供、销配套成龙的民用轻工业生产系统；有机器制造业与矿业、冶炼业互相作用、相互促进的重工业系统；还有那一个个自身形成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多功能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的系统。
从现代系统理论看，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揭示了系统的层次结构，也就揭示了物质建设工程的层次性和结构性。从如下的系统图，足见孙中山系统建设工程的整体性。
开放性
开放，是系统的重要属性。任何系统，只有不断地向外开放，即从外部吸取能量与信息，它才能存在和发展。一个系统的潜力，便与它的开放程度成正比例。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建设工程的开放性，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孙中山以世界视野来构建中国的建设蓝图，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系统之中。他视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然向世界开放。
另一方面，孙中山又把中国经济看成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其中每一层次上的每一个子系统，又都是开放的。
应该说，富于开放思想的孙中山，注意到整体经济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开放、部门经济的开放。为使建设工程真正能在开放中进行，孙中山还提出“三利用”的政策，即利用外国资金、外国人才与外国管理方法，高度重视国际环境，以及各种外部条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在全方位的意义上，孙中山确立了物质建设系统工程的开放性。
最优性
最优性，是运用系统方法的最终目标。
在《实业计划》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系统方法的孙中山，进行物质建设规划时，强调建设要达到最优化的目的，曾明确指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获利”，即争取最佳的经济效益。这是孙中山进行经济规划的“第一原则”，要求处处能体现此原则。他直言不讳地说：
以我之第一原则为获利故，每一举足，不可忘之。
在进行具体规划时，孙中山始终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力争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赢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他反复强调实业发展要“省费”、“廉价”、“功多”和“优质”，以之达到“费用节省”、“工事加速”的“最良”效果。
由上可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俨然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开放性和最优性的系统建设蓝图。
系统工程之政策基础
系统，需要开放。系统建设工程，是思想开放的结晶，是开放建设的客观要求。孙中山构建了国家的系统建设工程，可如何才能确保完成？政策的保障，无疑是根本性的。“门户开放”，被孙中山确立为新国策，正是希冀在此大政策的指引下，使社会建设得以顺利推进。打开门户，借助国际力量，建设一流的国家，是孙中山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他称得上是站在世界看中国的伟人。
“门户开放”，国家建设的大政策
世界视野的建设规划，须以“门户开放”为政策保障。孙中山早已作了这种考虑。
为中国革命而奔走于海外的孙中山，“约计每两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正是这位曾接受过欧洲式教育，又生活在世界市场早已形成的时代，并有着丰富的海外生活经历的革命家，感悟到世界是一个系统，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相互依倚，不可分离。在民国建立之后，他以宽阔的世界胸怀，为新生的国家确立了“开放主义”国策。
“门户开放”，是孙中山提出的新国策。那是他从自身开放，到国家开放的升华；是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必然。
欲振兴，必须开放
善于学习的孙中山，常常从历史或现实生活中，得到许多启示。他对中国历史进行纵向审视，又对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一个真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要是能开放，就能兴盛和发展；如若自我封闭，便免不了被动挨打。
就中国而言，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开放的传统，而且由于开放，中国成为其他国家朝贡的泱泱大国。只是在清代，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实行了“锁国”。
1911年11月中旬，接受伦敦《滨海杂志》记者采访时，孙中山有一个“回忆”，谈及中外关系。他把清朝的前后作了一个区分，他认为清朝之前“中国人曾和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并不厌恶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外国商人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游历”，“排外意识是不存在的”。
孙中山十分留恋古代中国开放的盛况。1912年10月23日，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他说：
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害。
孙中山认为清朝之后“改变了传统的宽容政策”，“闭关锁国，不与外人通商。驱逐传教士，杀戮中国教民”，“禁止中国人移居海外”，培植起“排外精神”。
对清代采取的“锁国”政策，孙中山进行了反思。他深刻指出：
闭塞门户，不与外人往来，排外自大，目无他国；
向来不知国际互助之益，不懂得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
“锁国”带来了什么？孙中山以为，它的结果是：封闭，便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事实上，近代中国，国门早已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如孙中山所说“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这样一种被迫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何等严重之后果：领土与国家主权，一次次被侵犯；不平等条约，一个个签订；丧权辱国之史，一段段写下。国将不国了！
带有比较强烈的反清情绪的孙中山，以清朝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分界，未免过于机械，不无偏颇。但是，他认定开放对国家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开放，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
开放门户，不论强弱，能行此政策，必能收效。
“开放”与否，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孙中山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去思考中国的基本国策。
善于从世界看中国的孙中山，主张门户开放，更多的是从近代西方的迅速发展，以及日本崛起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他认定日本是由开放而振兴的先例，也是典范。对日本甚为了解的孙中山，向国人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开放前后的变化。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落后程度与中国差不多，自然条件还不如中国；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毅然摒弃闭关政策，“变攘夷为师夷”，从排外变为学习西方，“聘用各国人才，采用欧美良法”，日本以50个春秋，所花时间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即跃入世界的先进行列。如此的速度，如此的成效，令世人震惊！
由开放而振兴，何止日本？见多识广的孙中山，更举出暹罗（今泰国）、法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等国家，都因引进外国资本与人才，而迅速发展。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铁一般的事实，无不说明同一真理：欲要振兴，必先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振兴。历史便是一面镜子。从镜子中，孙中山窥见了由开放而振兴之康庄大道。于是决心终结清代的“锁国”政策，而确立“门户开放”的国策。
从理念，到国策
开放理念，对孙中山来说早已萌发；“门户开放”作为国策，于民国创立之后提出。
早在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已开始孕育“开放”理念。1894年，《上李鸿章书》，显示了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意向：以西方为学习的对象，借鉴“欧洲强国之本”，“泰西治国之规”；欲借用外国人才；主张购买外国机器，并进行效仿等。
1897年，在伦敦，孙中山便已提出：
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孙中山意识到，国家的建设，即将开始。“开放”，作为理念，有提升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必要。这一意向，在孙中山从国外回国，途径欧洲时的演讲，开始有所袒露：
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总之，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
好一个“全行开放”！好一个“新政府的政策”！好一个“令中国大富”！这无疑是“全方位的开放”，这明确了开放的宗旨——中国的兴盛，这无疑把“开放”定格为中国新政府之国策。
民国初年，在多次讲话中，孙中山都谈及同样的意思，并明确将“开放”称作“主义”。
1912年4月，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欢迎会上，孙中山说：
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也所不禁。
1912年9月5日，北京迎宾馆的答礼讲话，孙中山更斩钉截铁地说：
我若（欲）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
1912年9月27日，在济南的一次欢迎会上，孙中山阐述了开放主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告诫国人，“排外”心理“与今之世界甚不相宜”。极力主张开放主义的孙中山再次强调，欲中国迅速发展，不得不实行开放主义。他说：
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
1912年10月23日，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孙中山的演讲又说：
兴利之事亦很多，最要紧的就是修铁路，开矿产，讲求农业，改良工艺数大端。但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
采用开放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国初年，百废待兴的迫切要求。顺应历史潮流的孙中山，正是从长远目标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上，认真考虑开放主义对中国发展的作用。他更寄希望于利用“地大”、“人多”的优越条件，如日本那样，实行开放主义，而后，取得更卓著成效。
如果说，在欧洲的讲话，以及后来的一些讲话，是孙中山“开放主义”国策提出的开场锣鼓，那么，民国建立伊始，这一政策便正式出台。试看孙中山如何推出他的新国策。
1912年10月12日，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上讲话时，孙中山开始把“门户开放”与“政策”，直接连接在一起。他说：
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
这种连接，绝非无意识的脱口而出，因为在这次讲话中，他又说：
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开放主义”的国策。这是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在国际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工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孙中山自身思想的逻辑发展，由“开放”理念，到“开放主义”，再到“开放主义”国策的演进结果。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能与时俱进的孙中山，其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善于调整思路，采取合时宜的策略，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孙中山生长的时代，人类已开始告别农业经济社会，彼此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世界各国通商”——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闭关锁国，已经不再可能。因而，时代不再允许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只能顺应潮流，打开国门，欢迎外资，欢迎外人，借助国际力量进行中国建设。这就是孙中山的大智慧，孙中山的高明处！
利用战后世界资源，进行本国建设
所以要进行开放建设，孙中山的初衷是，充分利用国际力量和各种有利因素，服务于中国的建设。注重国情的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他清醒地意识到，各国的经济皆具世界性，中国经济也乃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希冀借助国际力量，来解决“民穷财尽”、“积贫积弱”的中国所面临的关于资金、人才和管理方法方面的困难。
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大国策下相配套的，是他的“三引进”政策。1912年，在北京招待报界时，孙中山明确地说：
鄙意以为三项皆须利用外人：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
后来，孙中山写成《实业计划》，其中“第一计划”，于1917年发表，最初是用英文的题目：“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evelopment of China”，即“中国的国际发展”，又称“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规划”。这一题目，集中体现孙中山面对国际大背景，而谋划中国的建设。而《实业计划》之《结论》篇末，孙中山那一句石破天惊，可谓一语道破：
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实业计划》勾画了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建设蓝图。其宗旨在借助国际力量，以及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而发展中国实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变传统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
宏观上，利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这是孙中山世界视野的建设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孙中山经济思想中特别光辉的思想，值得今人大书特书！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许多几乎没读过孙中山著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改革”同“开放”二者紧密结合，充分利用二者的互动作用，而获得极大的社会效益。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广东先走一步，正是看中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广东也正是利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便利，开展“三来一补”，让港、澳、台以及国外的资本、人才和管理方法进来。特别是以深圳与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作为门户，借助外来的力量，带来了改革的快速发展。然而，一些还来不及睁眼看世界的人，痛哭“江山变色”，质疑广东“姓资还是姓社”，引出一场激烈的论争。据说，一革命前辈参观特区深圳时，痛心慨叹：这里除了还挂五星红旗，一切都变了，当年打下的江山还姓社吗？他气愤之下，手砸电视机。殊不知，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大胆地利用海外的资本主义，来“造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微观上，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有余”的资本、机器、人工，来发达中国的实业。
孙中山规划中国建设蓝图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喜出望外地要利用战后的种种条件，为中国建设服务。如利用西方“有余”的资本，利用战时的“宏大规模的机器”、“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他构想把“战争机器”统统改造为“和平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下之富”。如：把造巨炮的机器，改制为蒸汽辘压，给中国修筑道路；把制装甲自动车的工厂改为制造货车，变为中国运输工具等等。这无疑是针对中国“穷”因而缺乏发展实业的资金与设备的国情，而制订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规划”，他的主观愿望是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尽快地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孙中山的这种考虑，无疑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当时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的孙中山，对战后西方的形势，作了错误的评估。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对于战后西方的资源利用，何来发言权？然而，正是这一厢情愿，却折射出他急于利用国际力量进行中国建设的良苦用心。
系统工程之世界视野
《实业计划》是一个整体计划，其构架为：以铁路、港口运河建设为先导，以机器、冶炼为重点，粮食、衣服、居住、行动、印刷五大工业同时并举，三大经济区域同时开发、协调发展。各大经济区域，皆有一个大海港，作为龙头，为对外窗口，牵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大海港为窗口，拉开对外交往架势
在中国版图上，孙中山划了两道杠，形成三大经济区域。他构想各个区域设一大海港：北部的北方大港、中部的东方大港、南部的南方大港。
北方大港孙中山拟在渤海湾选址，具体是在大沽口与秦皇岛之间，即青河与滦河两河的出口之间。构想建成一个对外交往的不冻港，方便那一带的盐，以及开滦煤矿的生产、运输与出口。西北地区的矿产也赖此输出。该港口北面可联系西伯利亚。
东方大港关于东方大港，孙中山有两个方案：一是改造原来的上海港，使之成为世界级的大港。其改造内容主要有解决扬子江的淤泥问题，全面规划市区的建设，计划沿江建黄浦滩，开发和建设浦东等。这些规划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都已先后实现。二是新建一大港。选址在杭州湾，具体在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建港，并计划修运河通往上海和苏州、杭州，并以上海为其内地市场和制造中心。
南方大港孙中山拟改造广州港为南方大港。利用广州原为三江的交会点，以及海洋航运之起点，中国南方商业中心等优势，而把它作为南方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计划进行整治河道，疏导通海水路；城市规模扩大至佛山与黄埔，建新街市、码头、仓库，以及各种现代设施，以使广州建成一“花园都市”。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建筑如纽约般的、世界级的三大港口，拉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架势。孙中山认定，大港将成为“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成为“世界贸易之通路”，中国丰富的资源的“输出之途”，也就成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的策源地”，由此出发而走向世界。
建诸海港，面向世界
孙中山十分注重“港口的开辟”，试图依托海洋而走向世界。在《实业计划》中，除了拟建三个一等港口之外，还拟建一批港口：
二等海港四个——营口、海州、福州、钦州；
三级海港九个——葫芦岛、黄河港、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
这些海港，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出口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小窗口。20世纪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样注重海港建设。当钦州港建成之时，各媒体都作了大声势的报道，也都提到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让世人知道，拟建该港，孙中山早有过规划。遗憾的是，报道中把孙中山原设计的“二级”港口，说成了“一级”大港。在建设宁波港时，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孙中山当年设计的东方大港。可见对孙中山的原著，人们应多熟悉一点。
蛛网式交通网络，确保走向世界
《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不仅设计了对外交往的窗口，而且十分注重整体经济运作，拟构建交通网络，以使全国的物流畅顺地通过窗口而流向世界。
站在令中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高度，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以世界最先进国家——美国为参照系，设计了蛛网式的交通网络。他提出一个铁路、公路、河流、运河四者并举，庞大而宏伟的交通建设方案。
铁路优先发展。孙中山曾先后多次提出铁路建设方案，而《实业计划》所编织的“六大系统”铁路蛛网，是其中最为完整的方案。经过实地勘察、调查、研究后，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方案具体为：
中央铁路系统1.66万英里，24条线路；
东南铁路系统9000英里，13条线路；
东北铁路系统9000英里，20条线路；
西北铁路系统1.6万英里，18条线路；
高原铁路系统1.1万英里，18条线路；
西南铁路系统7000英里，7条线路。
在这铁路建设计划中，孙中山确实带有空想成分，但其设计之精密、系统、全面，又不得不令后人惊叹！这正是他以国际视野进行设计的杰作！
公路在构想的交通网络中，孙中山注意了既有主动脉——铁路，又有微血管——公路。他尤其看好成本低、使用率高、灵活方便的公路。他认为在地广而财力不足的中国，公路更适宜。他强调“要中国交通上便利，须从马路做起”。他期待《实业计划》计划造公路100万英里，如能实现，则中国平均400人，将得路1英里。那时，交通该有多便利！
河运河运建设，在孙中山看来，既为了“防止水灾”，更为了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取得“廉价之运输”，使偏僻地区的物产循水道，运往各地，以至运至大海港出口。《实业计划》详细规划了“修浚现有运河”、“新开运河”、“治河”等，对全国的大江小河加以浚疏、治理和扩充。
亲身经历了西方现代生活的孙中山，极深刻地体悟到，“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交通为何是国家强盛的标尺？他作了清晰的解释：交通给国家的整体经济带来活力。他形象地比喻：有了交通，就像“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四肢始可以作事”。他斩钉截铁地说：“交通是国家‘灵活运动的机械’，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
在当代的改革开放中，人们真切感受到，“要想富，先开路”，“路通财通”，“大路大富，小路小富”，而交通的特别功能，则在确保了整个中国都能与世界沟通。走向世界，不能离开交通！
系统工程之协调发展
系统，必须开放，而且要协调。善于系统思维的孙中山，他的建设理念，便是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协调发展。他的《建国方略》，涵盖了“心性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个方面，而务求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能协调发展。其中的《实业计划》，则注重了两个文明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协调、经济部门的协调，以实现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含了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协调。
宏观的协调——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曾目睹西方社会不协调发展的孙中山，深刻体会到物质文明发达，而道德精神失落，由是而带来悲剧的沉痛教训。他在规划物质文明建设之时，不忘与精神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他明智地提出：“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这首次揭示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也称“精神文明”），二者之间的“相待”而互动的关系，强调二者的相互作用、兼容和促进，即协调发展，然后社会才能进步。
以史为鉴的孙中山，从中西方国家文明发展历程的审视中，发现任何社会，都有物质方面建设与精神方面建设，二者存在着关联和互动，这决定了彼此必须协调发展，由此而使社会文明长久地、健康地发展。通过比较，他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两个文明方面虽各有优长，却存有不协调发展的状况，各自的不足又影响了优长方面的发展。如近代中国，由于历来重“心性”而轻“物质”，结果“物质文明不进步”，而影响了“心性文明”的发展；近代西方，历来重“物质”而轻“心性”，物质的进步反给社会带来灾难。
关于两个文明“相待”互动、协调发展的思想，孙中山的理论依据是他的物质与精神“本合为一”理论。系统思维，总是以联系的、协调的观点观察世界，而否定孤立的、对立的观点。孙中山旗帜鲜明地反对割裂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有针对性地指出：
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未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为合一。
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
在孙中山看来，物质与精神的合一关系，体现为二者彼此的相辅为用，辩证统一，相互依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不分不离。这就为他的两个文明“相对”互动、协调发展，构筑了理论基石。
有学者指出，孙中山已经看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不能孤立地只搞一个文明建设，而把另一个文明丢在一旁，必须两个文明互相结合、同步进行”，社会“才能发展进步”。可以肯定，孙中山正是从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经验中，领悟到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进而从世界观的高度提出了两个文明相对互动，而协调发展的策略思想。
中观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果说，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策略思想，却并未进一步提出如何达到二者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的话，那么，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孙中山提出了协调发展的具体规划，更凸显了孙中山协调建设的理念。
《实业计划》第一至三计划，规划了三大经济区域，希冀通过统一规划、同步开放，达到协调发展。其中“第一计划”是北部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划，“第二计划”是中部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划，“第三计划”是南部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划。他的每一个经济区域，都十分注重把区域内发达的东部与欠发达的西部连贯起来，达到彼此的优势互补，齐步发展。每一个区域的基本框架为：
建一个面向世界的大海港，作为对外通道，以内联外连；
以交通先行，修筑铁路、公路和水道，形成网状的交通网络，方便东部与西部的联系与协调；
从东部向西部移民，使“聚生地”与“凋零地”的人口分配均衡，既减轻前者的人口压力，又解决后者的劳力不足；
资源的开放地，配合资源的开放，设立相应的加工厂，以节约人力、物力。
这样的构架使区内建设能更好地贯彻互补与互利的原则，实现龙头地区带动后进地区而协调发展的目的。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孙中山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
第一，发展交通畅顺彼此沟通的渠道。
在孙中山看来，交通的不发达，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经济要发达，区位地缘固然重要，但地缘优势的发挥，以及各种实业的发展，则依赖于交通，故孙中山认定，“交通为实业之母”，因而三大经济区域，虽以三大海港为龙头，但为实现东部与西部的沟通，孙中山又设计了贯穿东北、西北、西南的铁路干线，规划六大铁路系统，期待通过交通，以实现东、中、西的对接与协调。
第二，移民垦荒，开发欠发达地区的资源。
在孙中山看来，人口与资源的分配不均，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又一原因。这便是东部人多地少，而西部人少地多，人口的“过”与“不足”，以及资源过于集中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因而制约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孙中山主张，以“系统的方法指导”移民工作，具体规划“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1000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孙中山试图通过移民，把过剩的劳动力移至资源丰厚地区，通过垦殖、开矿，以及各项经济项目的开放，使人力和资源的分配得到合理调配，欠发达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拉近地区间已有的差距，而最终消除不平衡。
在孙中山看来，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是中国特有国情的要求。事物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正是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国家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通过地区互补，共同发展，而达到国强民富。这，便是孙中山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愿所在。
微观的协调——各个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
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孙中山既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又关注各经济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实业计划》详尽地规划了经济部门相协调的具体方案，体现微观层面的协调。
经济部门协调发展思想，在孙中山早年的《农功》中，已有所体现。中国是农业大国，又面临近代“商战”的危机，从这一特殊的国情出发，他提出了农业与商业的协调：
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无疑，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被孙中山否定。他在倡导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忽略农业的基础性，期待“农”与“商”，能像“经”与“纬”那样，互补而协调，由是编织出恢弘而美丽的社会经济画卷。
在后来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的协调建设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注重“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本部工业”的协调发展。
工业，被孙中山划分为“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本部工业”。前者即基础工业，后者即民用工业。他意识到，本部工业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之上，因而，机械工业便是“工业之树”，而“工业之根”便是矿业。他实际上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近代工业是一棵大树，根——矿业，本——机械工业，花和果——民用工业。工业内部各部分间彼此依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有如大树根深，则本壮、枝茂、花繁、果硕。他，也就如此强调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善于全面思考的孙中山，既看到了矿业和机械工业的基础作用，又不忽略民用工业。以“民生”为社会经济建设宗旨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民用工业是整个工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工业生产的最终目的所在，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明确提出，“本部工业之目的”便是“使多数人民既得较高工资，又得许多生活必要品、安适品而减少其生活费”。另一方面，孙中山又看到本部工业的发展，势必受到基础工业的制约，所以，“当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他多种工业皆自然于全国在甚短时期内同时发生”。
其次，工业部门内部的协调发展。
对各项工业的内部协调发展，孙中山都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具体思路。以“粮食工业”为例，孙中山注重了粮食从生产—贮藏—运输—制造—保存—分配—输出各个环节的相互协调，主张改良“贮藏及运输方法”，采取机器加工，制作罐头或“冰冷法”，由中央统一管理，使整个粮食工业内部各个环节协调发展。
《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规划了机器制造业与其他工业之间的配套建设，使之能协调发展：
在交通建设计划中，安排“机关车、客货车之制造厂”；在矿业开发计划中，安排“矿业机械之制造”；
在发展粮食工业计划中，安排“设立农器制造厂”；
在发展服装工业计划中，安排“制造衣服机器”；
……
如此安排，既合乎“有利”原则，又避免供与求之间的不协调，因为只有协调发展，才可能实现“有利”的原则。
总的来说，《实业计划》俨然是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蓝本，各经济部门之间、各经济部门内部的协调发展的设计，比比皆是。孙中山依循协调理念而构想：第一至三计划从地域空间上规划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经济辐射区，由此构成全国的区域经济系统；第四计划规划铁路系统，加之第三计划中设计的西北铁路，共六个系统，构成“蜘蛛网式”的铁路系统；第五至六计划，则是从工业建设的具体项目上策划中国工业发展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于是整个建设系统中，经济部门、经济区域的方方面面，无不“彼此相依倚”，既有重点，又照顾全面，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环环相扣，从而达到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重经济协调发展的孙中山，希冀通过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以解决公共资源分配和社会成果分配不均衡现象，而最后实现其“均富”的目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强调“两种革命并举”，是要通过财富占有和资源分配的均衡，而确保社会经济得到协调发展。“均富”，是协调建设的归宿。
系统工程之当代价值
倡导“知难行易”的孙中山，依循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处事方法，而设计国家建设的系统工程。尽管在当时，由于历史尚未为他提供实施计划的社会环境，由于人们还未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以及其中超前的内容，因而，世人对他的规划投以怀疑的、鄙视的目光，给他戴上“空想”、“大炮”的帽子，横加否定。
如果说，孙中山的系统工程在20世纪不被理解是时代的原因，那么，孙中山的系统工程在21世纪已开始在神州大地一步步实施。在20世纪未被理解的理想，在21世纪渐成事实。因而，人们认真解读孙中山的建设理念与蓝图，发掘其当代价值，则是时代的需要。
《建国方略》，特别是其中的《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关于社会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专著，是近代的仁人志士寻求救国之路的思想结晶。它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的追求，已从理想而迈向现实；它彰显着中国人民走近代化之路的决心、信心与勇气；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提到了日程表；它远大的视野、周密的设计，以及多层面的构想，蕴涵着大智慧；它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思想财富，为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启迪。
孙中山的建设理念与蓝图，可供借鉴之处实在太多，从宏观上看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启迪人们，要树立“计划先行”的理念，一个国家的建设，应有顺应时代的总规划、总蓝图。
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的行为，有一定的目的，也须有构想或计划。马克思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是说，一些动物与人类，有时候很相似，如蜘蛛与织工、蜜蜂与建筑师，所不同的是，人在做事之前，先在头脑中有了构想和计划。
古代农业社会，以农为本，而农业生产是“望天打卦”，“靠天吃饭”，人们的认识水平不高，科学也不发达，人们的行动虽有意识，但还缺乏一定的自觉。近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工业生产的高效率，以及发达商品经济对效益的更大追求，使人们更注重认识客观必然，尊重规律，在更理性的支配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因而，“计划先行”，便成为现代社会特有的社会价值观，成为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分水岭。
人的行为要“计划先行”，国家建设更须“计划先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向国人发出呼吁，要进入实践层面，为国人捧出国家建设的大计划、大蓝图——一个国际视野的、顺应潮流的、合乎中国国情的系统建设规划。
《实业计划》6万字的篇幅，既有宏观的把握与构想，也有入微的分析与周密的设计，涉及面广，项目齐全，数字具体，分析透彻。如此的规划，正是后人制定建设规划时，可资借鉴的一个范本。
第二，它启迪人们，国家建设的规划，必须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系统方法。
事物是系统，国家是系统，国家的建设也就是系统工程。现代系统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制作计划的科学方法。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第一计划的第三部分，提出“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此话虽就蒙古、新疆的开发建设而言，但事实上，孙中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现代的系统方法，即“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方法。
《实业计划》正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建设、社会生产发展的全局着想，立足于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尽快使中国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实业计划》正是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时间与空间的多维上，进行多层面设计具体的项目，由此形成既有整体性，又有层次性和结构性、开放性和最优性的建设工程。单一的、顾此失彼的规划，则是蹩脚的、非科学的，也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它启迪人们，运用系统方法，必须注重经济的总体性发展，有先后缓急，进行富于内在有机联系的设计。
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是系统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如此。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体现着他的“万端齐发”，全面发展，既有重点，又注意先后缓急的策略思想。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优先发展交通，同时注重发展农业和基础工业，并全面发展其他实业。在1919年《中国实业如何发展》一文中，孙中山对此策略思想作出具体的阐述：
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正是依循这一策略思想而进行全面规划：以交通与市街为重点，其次为农业与矿业，再次为种种其他事业。原因是交通带来整个机体的活力，而农业与矿业，能提供其他实业发展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避免实业发展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共产党人，在孙中山故乡——广东，先行一步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当代中国的建设，一开始，由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于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却忘了先要有一个总体的规划，于是难免出现一些顾此失彼的状况。如，因发展商品经济，而过于“重商”而“轻农”，忽略了农业，“商海”盖过了“农田”。在一段时间里，对基础性的农业，有所忽略，结果“三农”问题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之后，采取了许多惠农的措施，及时扭转了局面。实践证明，孙中山既“万端齐发”，又有重点和先后缓急的策略思想，以及在实践之前，先有全面的整体建设蓝图，至为重要。
第四，它启迪人们，总体计划的整体性，体现在各项实业的协调发展。
由若干部分构成的系统，是一个整体，而整体的维系，以各部分的相互协调为前提。国家建设的系统工程的整体性，是由其中各具体项目的协调发展来支撑的。只有协调发展，才求得最佳的建设效益。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一个总体规划，而其中则处处注重彼此的协调，体现了协调建设的内在依据与客观要求。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大方面，二者彼此依倚，因而必须相互作用、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是国家建设上的宏观协调。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策划了三大区域，各区域内，在一等大海港的牵动下，交通、工业、农业等各项目，相配套而发展，注重消除区域内的不均衡。这是国家建设上的中观协调。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对各项实业的设计，注重了部门经济间的协调，以及各个经济部门内在的协调，如农业与商业、基础工业与民用工业等的关系。这是国家建设上的微观协调。
当代的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十分强调统筹安排，协调发展。这与孙中山的协调建设观，堪相一致。
总而论之，孙中山为实现大同理想，规划了国家的系统建设工程。尽管在孙中山生活的年代，历史未能使他的计划付诸实践，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回顾这不长的历程，人们不难发现，当今改革开放的路向，及所采取的具体策略与措施，同当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可以说，当代的改革开放，是对孙中山建设系统工程的展现，也是孙中山这位中国建设的前瞻者和近代化先驱的思想智慧，穿越时空隧道，而在当代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