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孙中山即将步入社会，踏上人生征途。
1892年，孙中山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此时，他已经广泛结识社会志士，有志于变革中国。那时，国难当头，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他面对“大厦之将倾”，实在无法安于悬壶济世，只为个人与家庭谋生存。于是，立志从“医人”而转为“医国”，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19世纪末，他开始组建革命团体，领导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发出“振兴中华”的最强音。
疾呼，扶中华大厦之将倾
孙中山生活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变革的时代，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渐趋激化的时代。
有学者称，从世界范围看，近代史，即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而创造世界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本土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向外扩充，所到之处，皆无情地进行掠夺与破坏。他国原有的、古老的、封建的、宗法的一切，无不在那严峻的形势下受到摧残。同样，泱泱大国——中国虽有五千年文明，在近代，却受到了潮水般的西方商品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国门被洋枪洋炮重重地叩击着。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强势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孙中山出生的那年，恰恰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国，国力并不差，还称得上“富甲天下”。2003年出版的英国安格斯·麦蒂森所编著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书中有如下说法：
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
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欧洲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
中国，西方国家眼中的一块肥肉。物产丰富，列强无不对它虎视眈眈，千方百计要敲开她的大门。
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一直受外国朝贡的亚洲大国，竟然败给了“洋鬼子”，为什么？多少年来，人们都如此说：“是中国落后了！”人们总以为，是中国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洋人的“坚船利炮”。事实果真如此？不！
如前所说，当时的中国，拥有比欧洲及其殖民地GDP总额高出30%的经济实力，可称得上世界经济强国。只可惜在战争中，中国向西方购来的洋枪洋炮，发射出来的不是炮弹，而是泥沙。原因何在？在清王朝的腐败。有学者明确提出，是腐败，让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断送了近代中国的前景。
腐败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列强的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从此富饶的神州大地，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来自内外的双重压榨，使中国广大民众生活穷困，苦不堪言。
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之后，列强那一次次的武力进攻，中国那一次次的失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海关大权、国家的主权，也就一次次地失落。中国，走进了这样一个怪圈：外交愈失败——主权愈失落——国势愈衰败——外交愈失败。近代中国，在这走不出的怪圈中，一步步走向衰落。孙中山生长的年代，中国外贸一天天滑坡，鸦片战争前所拥有的“出超”地位，已不复存在。洋货，形形色色的舶来品，充塞着中国市场，外国人占领了中国市场，孙中山的同乡郑观应称之为“商战”。
“商战”，比“兵战”更可怕的“商战”，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丧失主权的国家，中国名存而实亡。孙中山称当时的中国是受到多个列强瓜分的“次殖民地”，是比“殖民地”更没有主权的殖民地。
事实恰恰如此，试看史料的记载：
先就鸦片而言，19世纪40年代末，每年鸦片输入为4万多箱；50年代激增，每年鸦片输入为6万多箱。每年，起码有1000万两以上的白银，被外国鸦片贩子掠走，中国，哪能不“民穷而财尽”？
就一般商品而言，19世纪70年代初，外贸每年商品输入仅为10 600万元；90年代已在上升，每年输入为219 000万元；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每年商品输入高达70 200万元。入多而出少，外贸“入超”的局面，再无法扭转。
就资本输入而言，1895—1902年，外国资本输入达15亿美元；1914年，外国资本输入竟达22.5亿美元。由商品战而转为金融战，列强入侵的手段改换了，而中国人所承受的痛苦，则更加重了。
中国，这块肥肉，被列强所瓜分！国家，已名存实亡！民族，已到了危亡的紧急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不得不抗争：被列强入侵首当其冲的广东，1841年爆发了“三元里抗英”；1843—1849年，在广州，持续多年发生了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斗争。……
近代中国，为民族的振兴，民众曾有三次大的举动：一是，洪秀全发起太平天国起义；二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三是，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
1851年，在全国各地农民揭竿而起，斗争汹涌澎湃的大潮中，广东花县（今花都）教书先生洪秀全，在南中国举起了起义大旗。声势可谓浩大，席卷大半个中国，起义军建都南京，震撼海内外。尽管洪秀全及其追随者欲掀翻清王朝那极其腐败的“天”，重建“公天下”的新天地，但他们自身存在的小生产者的致命弱点难以克服，在强敌——互相勾结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之下，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然而，他们以血和泪谱写的悲壮史诗，却教育和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孩儿时代的孙中山，便以洪秀全为偶像，受他的影响至深。
在近代，中华民族的抗争从未中止。19世纪末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同样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阶梯。为首者康有为借鉴外国经验，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系，设计了全方位的改革蓝图，希冀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能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他七次上书皇帝，甚至向光绪皇帝面陈，并密谋改革事宜，最后发动了“百日维新”。但中国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势力，扼杀了这场“君子造反”——维新运动，六君子以血洒菜市口而谱写了悲壮的维新篇章。
失败，并没能动摇中华儿女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心。失败，却加重了民族的危机。
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孙中山，饱尝了时代的苦难。民族危难感和历史使命感与日俱增。他有着深切的感受，恰如在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的开篇所言：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这段简要的文字，凝聚了孙中山对局势的精辟评析与无限的忧虑。在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看来，中国当时的局面，也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事的衰弱已非一朝一夕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腐败；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愚昧与无知，缺乏远见。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更强调堂堂大国所以正处于无法抵御外来的侵略，实在是由于昏庸之人治国，而造成百姓平庸，致使国家无法振兴。
对中华富饶物产，列强垂涎千尺，虎视眈眈，欲“蚕吞鲸食”，如此的危局，实令国人担忧。中华民族之大厦，面临着“倾倒”的危机；中华儿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大声疾呼：
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这呼声，是全体国民的呼唤，是全民族的呼唤，也是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民族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的高度体现。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肩负着历史重任的孙中山踏上了“医国”之路。
上书，欲走维新之路
1894年，或许是孙中山人生的一个转折。就在这一年，他迈出了为改革中国、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第一步。
据孙中山的战友陈少白回忆，那年春天，万木草堂开办伊始，孙中山便有与康有为见面的意向，约陈少白同去。只可惜，他俩特意赶到广州时，恰好康有为的学堂还没开学，彼此无缘相见。
此时，孙中山已立志于救国救民，欲与康有为见面，可知他也有维新的念头。其实，孙中山早有维新改革之意愿。1890年，24岁的孙中山便撰写《致郑藻如书》，提出效仿西方的社会改革方案，寄希望于有名望的退职官员郑藻如，以香山为试点，开展兴办农桑、兴办教育等社会改革；聚汇志同道合的好友，讨论时局，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后来，经营广州中西医局失败，孙中山更无心于个人行医。在香港的陈少白，有一天接到广州来信，称“孙先生失踪了”，急坏了这位好友，赶紧返回广州寻人。“失踪”16天的孙中山，突然出现，原来他躲在翠亨老家起草一份上书。两人见面时，孙中山把稿子亮了出来。陈少白赶紧参与上书稿的修改，两人又商议如何呈送给李鸿章，再由李转呈光绪皇帝。
见高官李鸿章，谈何容易？森严的等级制度，使社会成了一个宝塔，身为平民百姓的孙中山，不知要跨越多少阶梯，才会见到身处塔高处的李鸿章。孙中山不得不托关系，找门路。他先求得辞官闲居广州的官员魏恒，给盛宙怀写推荐信，请盛宙怀转请他的堂兄——盛宣怀出面，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拿到了推荐信，孙中山带着好友陆皓东，从家乡出发，奔赴上海。
在上海，孙中山先拜访同乡郑观应，又拜访当时的知名人士王韬。郑观应自然鼎力相助，给盛宣怀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在信中，郑观应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人格与学识，希望盛宣怀介绍孙中山与李鸿章见面。初交的王韬，也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说情，希望他能帮助孙中山实现理想。
孙中山与陆皓东，又到了天津。得到诸位有社会影响的大人物相助，经盛宣怀和罗丰禄的直接沟通，孙中山的上书终于交到李鸿章手中。至于李鸿章是否阅读了孙中山的上书，人们不得而知，传闻是说李鸿章传话：“仗打完了再见吧！”其实，到甲午战争结束，接见一事全无音信。李鸿章从没接见孙中山，也不知何故。某电视剧里有如此的情节：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便告知他：“你革命吧！”似乎是李鸿章启迪了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这纯属戏说！
事情恰恰相反，正是上书未被李鸿章理会，孙中山才醒悟要走革命之路！
事实正是如此，孙中山上书，没有像康有为那样，直接上呈皇帝，而是给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原因何在？是没有康有为那般勇气？这没有史料佐证，人们只能揣测：在孙中山眼里，当时算得上有所为的高官李鸿章，是识时务的洋务派首领之一，他有别于那些极其昏庸腐败的官员，孙中山自然对他寄予期待；期待他引领中国的改革，由洋务的物器，而进至更深层面、更全方位的改革。可是，孙中山失望了，依靠旧官员，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绝不可能！此路不通也！
值得后人回味的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他第一次舒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一次展示自己学习西方的体会，第一次公布为社会改革而勾画的蓝图。这一切，实令人为他喝彩！
《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以西方为坐标的改革方案。在文中，他坦言：“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在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说：
窃曾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上李鸿章书》，洋洋洒洒近八千字。孙中山十分具体地引证西方的经验，详尽地论证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提出了改革的具体策略与措施。他把改革归结为四个方面：
其一，“人能尽其才”，即“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的成功在于“人才之众”，把人才作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如何才能拥有众多的有用之才？他以为，首先是培养，不分智或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进而是鼓励，采取多种“鼓励之方”帮助提高；最后，是视个人之所长，而给予任职，又视其资历与表现，给予优惠的经济待遇。
其二，“地能尽其利”，即“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
在孙中山看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是一件与民众生死攸关的大事，政府必须设专门机构、设专门的官员管理，中国的古代和西方的当代都“特设专官”。进而，孙中山提出，土地的利用还须要有科学技术，须创办学政、学堂，学习各种自然科学。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须“以器物代牛马之用”，向西方购买机器，走机械化之路。
其三，“物能尽其用”，即“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
曾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教育的孙中山，深感必须科学兴国，认定“格物之学”，即自然科学，如能昌明，大自然之物如“电风水火”等，就能尽为人类所用。在孙中山看来，“物”，除了“天生之物”，还有“地产之物”与“人成之物”，后面的两种“物”，须通过“善取善用”和“采用机器”，才能发挥它的用处。
其四，“货能畅其流”，即“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路之载运”。
孙中山认为，商品在工农业生产中产生，经过商业流通，而调剂了各地产品，解决民生之所需。商业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并不亚于生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商业关乎“一国富强”。针对着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弊端，孙中山大胆提出减轻赋税、保护商业以及发展交通等措施。
《上李鸿章书》，那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方案。它以锐利的目光，审视了西方；它以深邃的思考，总结了西方的经验；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批评了由政府要员领导的洋务运动；它是对“自改革”到“洋务”的“补天”运动的挑战；它以西方的新理念、新观点，提出了中国科学化、机械化的现代化方向；它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它突出商品经济，以及机械化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透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上李鸿章书》，显露了孙中山超人的智慧：那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寻觅解决走出困境的大智慧。
翻开自明代中叶以来的史册，赫然的“改革”二字，愈写愈大。至孙中山生活的年代，改革，已渐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国人记忆犹新。
16世纪，一个偶然的机会，葡萄牙的水兵以上岸晾衣为由，登上了这古老的国土，借住的客人一住不走，从此澳门被迫开放。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而至广东，由广东而至北京，用手中的精美礼品，那些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物”，叩开了紫禁城大门。“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文化既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又使中国人受到威胁，以致失去尊严。
“文战”、“商战”与“武战”，三管齐下，中国招架不住了！中国必须改革，可是改革从何着手？
敢于放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无不认为要进行“自改革”，而达到“补天”，以维系清王朝的统治局面。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国家要员发起的洋务运动，本着“师夷之长而制夷”的宗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不能不说，他们的举措，在客观上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然而，在谙悉西方的孙中山看来，洋务派“师夷”，而未能“师”到点子上，光有“坚船利炮”，中国还难以富强。于是，他以更开阔的视野，勾画了更全面的方案，并拿出来了！
应该说，孙中山走出这一步，实在了不起。可一直以来，人们却向他投去不屑、质疑甚至否定的目光：或说上书层次低，水准低；或说上书由盛宣怀转递，而盛在甲午海战后的表现，令人不屑；或说上书是为了结识李鸿章的幕僚，好取得一份出国游历的护照，动机不正；或说上书属改良主义，妥协之招数，革命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等。
民国时期，没多少人言及孙中山的上书。后来，政界常常回避，而史学界的专家，大都认定，上书是改良主义。
上书，没有得到李鸿章的理会。上书，失败了！没有达到孙中山的预期目的，但失败又能说明什么？
这失败，说明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和千百万年轻人一样，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幼稚，到并不成熟，再到成熟。一个革命家的成长，同样会经历一个过程，或对局势的把握不准，或对人和事往往存有幻想，犯政治幼稚病。当时的孙中山，确实如此：他对清朝官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少女般地天真！然而，他同其他革命家成长一样，会在失败中吸取教训，调整思路，继续奋进，不断地成长，逐渐成熟。
这次失败，使孙中山期待的以和平方式改革的幻想破灭了！一个落后于中国的邻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时间之短，效应之强，令欲奋起自强的中国人，羡慕不已。19世纪下半叶，借鉴日本经验，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维新热潮。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虽失败，但维新思潮却未有消退，孙中山上书，说明中国人的维新之梦未醒。他确也想圆维新之梦！
维新，只是改革的一种方式，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它以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挽救危亡中的国家为宗旨。从哲学意义上说，事物的发展，有量变和质变两种不同的方式：暴力革命，固然是为了促使国家社会的质变；维新，也非只讲“量变”，而不讲“质变”，如日本的维新，便使国家走出了中世纪。
维新，它与只是对社会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并非一码事，更何况，“改良主义”是共产国际运动中的一个流派，一个反对暴力革命的流派。学界多年来，把“改良主义”的帽子扣在康有为或孙中山的头上，均不恰当！
这次上书李鸿章失败，说明和平改革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对付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统治，非武力难以奏效。众人皆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哲学上，这叫做“矛盾的特殊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改革之路，是“革命”还是“维新”，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日本的维新取得成功，借鉴日本的中国维新——孙中山的“上书”，以及后来的“百日维新”，皆未达目的。
维新，此路不通！欲谋求中国之变革，孙中山不得不另辟蹊径，只有革命！
革命，为“振兴中华”
现实，总那么严峻；现实，却又是最好的老师。
“上书”失败，使善于观察与分析的孙中山，醒悟到“和平之手段无可复施”。他期求“以不流血手段来夺取国家、建立政府”，已不再可能。他“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丢掉幻想，调整思路，旋即放弃维新，明智而果断地选择了暴力，走武装革命之路！从组织革命团体，发表宣言，到发动起义。这一切，又一次显露了这位青年人的大智大勇。
结社，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唤
孙中山“上书”未果，却获准出国，为农桑学会筹款。1894年秋，孙中山离开上海，经日本到了檀香山。
这次出国，孙中山不再是探亲访友，而是“公务”。然而，“筹款”并非为农桑学会，而是为革命筹集资金，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抵达檀香山，孙中山旧地重游，别有一番心境。此时此地，他强烈感受到，海外华人备受欺凌的痛苦，有增无减；甲午战争接连失败，华人的反清情绪，有增无减。如此的社会环境，使孙中山的革命决心，也有增无减。在孙眉大哥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华侨中进行了宣传和组织活动。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伊始，有20多人入会，继之有90余人先后加入。至1895年，会员发展至126人。
第一个革命团体章程由孙中山亲自起草。该章程发布了革命者对时局危急的忧虑，明确提出兴中会的宗旨和性质，以及组织机构与会员职责。章程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便是孙中山建会的宗旨——“振兴中华”与“维持国体”，也便是“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兴中会”，顾名思义是“振兴中华之会”。它组织海内外的华人，以振兴中华，恢复中国，创建民主共和国为目的。
兴中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喊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呼声——“振兴中华”，是多么的振聋发聩！它彰显了孙中山深厚的爱国情怀；它呈现了孙中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它体现了孙中山特有的历史使命感。
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是人赖以生存的载体，民族与国家，同样是人赖以生存的载体。人，不能离开民族、国家、社会而孤立地生存。离开了社会，他就像鲁宾孙遇海难后那样，生活在孤岛上。人们要健康地、正常地、尊严地活着，就必须对养育和造就自己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承担起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是衡量具有真正意义的人的重要标杆。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挺身而出，高举“振兴中华”的大旗，并为之奋斗不息，那是何等之可贵！在当今，中华民族已在世界的东方崛起，人们又怎能忘却了“我是谁”，淡薄，或没了民族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中国人”，那有多不该！今人，或许可以不知“振兴中华”的第一强音由谁喊出，但万万不可忘却“振兴中华”的民族使命！
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标志了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始。尽管后人对初生的革命团体，有如此这般的挑剔。成立之初的兴中会虽然有诸多不成熟，但它毕竟标志着孙中山在革命征程上迈开了第一步。
开弓没有回头箭，跨出了革命第一步的孙中山，只有奋发向前，将革命进行到底！
1895年1月，孙中山接到上海来信，得知甲午战争中国接连吃败仗，清政府穷于应付战事。这或许是发动反清的好时机，于是，孙中山搁置了在美洲发展革命组织、募集革命经费的计划，偕同邓荫南等离开檀香山，经日本，抵达香港。
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联合香港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其章程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内容更详尽、具体，共10条，对“会名”、“旨意”、“志向”、“人员”、“交友”、“支会”、“人才”、“款项”、“公所”、“变通”，均作明确说明。
章程较之前有了新的内容：就宗旨而言，除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之外，补充了“讲求富强之学”，突出西方“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的传播，以此进行“晓愚愚蒙”的思想启蒙。
章程还注重了“利国益民”事宜，并视之为兴中会的办会“意向”。具体提出“设报社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等。这些，曾被学界称为“维新改革措施”，而这恰恰说明孙中山所兴办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檀香山到香港，它的宗旨、意向，已一步步走向完善。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发展颇为迅速。会员由数十人增至百余人。它既有明确的宗旨，又开始形成领导核心，并制订行动计划。孙中山就这样在革命征途上，在“振兴中华”目标的指引下，奋进，再奋进！
起义，愈挫愈奋义无反顾
香港兴中会，以武装起义为根本任务。在康有为还在继续进行维新活动之时，孙中山则开始筹划武装暴动，计划在家乡省府——广州打第一枪，并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的武装暴动，震撼神州大地。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共11次，前面打的10枪，皆未打响，最后第11枪，终于命中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开创了新天地。为中华民族振兴的武装革命，虽艰苦卓绝，但孙中山义无反顾，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武装起义，欲在广州打第一枪兴中会经过半年的筹划，决定在1895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在广州起事。方方面面作了准备：
指挥，推举孙中山为专任军务；
人员，以香港兴中会会员3000名为主力，联络外地兴中会的会员，以及广州附近的会党，驻防广州的清军；
武器，已购得长短枪600余支；
经费，募得港币2万元；
宣传，在香港《德臣西报》、《西篦西报》等报刊上，先后刊文，为起义造势；
外援，尽力争取英国政府与民众的支持；
口号，“除暴安良”；
标志，红带缠臂；……
从计划到行动，往往是一步之差。广州起义，有了起事的方案，却未跨出行动的步伐。10月25日，预期起义的前夕，孙中山已经坐镇广州，外地的兴中会会员也先后抵达。在此关键时刻，作为主力军的香港3000人，实际是400人，以及另一路主力——由汕头开来的人员，都未抵广州。更严重的是，香港的枪支也未运抵。无武器，何谓“武装起义”？无主力，谁来起义？
面临既无主力，又无弹药的局面，孙中山果断决定：“届期而不能举，事必外泄”，将人员撤回！
广州起义，在将“起”而“未起”中，流产了！第一枪，没出膛，哑了！对革命的宣传不足，对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各种筹备尚未到位，在条件如此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起事，流产也乃注定了。这是对新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当头一棒！这，也是对新生革命团体的一次考验和教训。遗憾的是，香港兴中会却由此而一蹶不振，再“兴”不起来了。
孙中山，作为这次起义的军事负责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缺乏广泛的发动、严密的思考、周密的部署，以及军事指挥者的魄力与干练。他还嫩着呢！然而，孙中山并不因此而气馁。坎坷与曲折，考验着、磨难着、成就着他——这位未来的领袖人物！
伦敦蒙难，思想升华
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在广州起义流产后，被通缉，而不得不远走他乡，流亡海外。
1895年10月29日，被通缉的孙中山，逃出广州，到达香港，转澳门旋即乘“广岛号”东渡日本。
1895年12月，在日本，孙中山剪去辫子，留起小胡子，改变服饰打扮。这，既是决心再不做大清的臣民，又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捕。1911年11月，孙中山与伦敦《海滨杂志》记者谈话时，得意地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
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我从小蓄留的小辫子剪掉了。有好几天不刮脸，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髭。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当我穿戴好了，往镜里一照，一见面目全变，不禁吃了一惊，但也为此而感到放心。
好一个“重大步骤”！孙中山从此改装易服，使他“在许多危险关头”得以脱身，让他“受惠不浅”。
1896年1月，孙中山逃往檀香山，见到兄长孙眉。哥哥对弟弟的失败并无指责，反予鼓励和支持。在亲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重整旗鼓，设立了兴中会联络处，又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参加者十数人。
在檀香山，孙中山巧遇老师康德黎及夫人。真是无巧不成书，正是这对夫妇，后来在伦敦，拯救了蒙难中的孙中山。
同年6月18日，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之后，由西而至东，横穿美国。他通过各种关系，联络华人，在同乡中传播革命思想。约三个月的活动，“初期之播种”收效甚微。9月23日，即在纽约乘“麦竭斯的号”海轮往英国，希冀另辟革命基地。海上航行一周，抵达英国利物浦，即转火车到达伦敦。
在伦敦，孙中山拜望了康德黎夫妇，并在老师家附近的旅社住了下来。本以为一切已妥善安排，可全力投入革命工作，但年轻的孙中山，万万没有预料到，他一直都在清政府追捕的视线之中，危险时刻存在！尽管康德黎夫人以女人特有的第六感官的敏锐，及时提醒他：“要特别小心！”别在使馆附近，让人抓了押解回国。可不幸被言中，她所担心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1896年10月11日上午，准备往康德黎家去的孙中山，出门不久即被密探盯上。两个广东老乡模样的人，对孙中山进行诱捕，并将他绑架进了清驻英使馆。
在1897年出版的《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对这次蒙难作了详尽而真实的记述，向世人公布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全书共8章：“原因”、“被诱”、“被禁时之情形”、“幽禁”、“良友营救”、“访求侦探”、“英政府之干涉”、“省释”。第八章之后，有“附录”。
从事件的经过看，孙中山在事发前，太大意，不听别人的劝告；事发后却能理智行事，显露他的大智大勇。
被禁期间，他与使馆人员周旋，对他们的质问对答如流，义正词严，绝不低头；他在严密的看管下，设法与外界友人取得联系；他用自己的机智和诚意，感化了一名英籍仆役，取得了同情，而由他向友人传递消息；他，最终得到了恩师康德黎的鼎力相助，以及英国社会人士的道义支持，从而被营救。
被禁期间，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革命事业为至上，认定“生命事小，政见事大”，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态度，珍惜生命，迂回对敌；他以现代目光，以法律为准绳而进行思考，认定在一个法度的国家里，对他的诱捕和软禁，均为非法。
事态的发展，确实如孙中山所预料。老师康德黎得知消息，即通过“禀诸政府，诉诸警署，告诸报馆”，多渠道开展营救工作。经多方努力，最后在法治与舆论的压力下，在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孙中山获救了。由是印证了孙中山的预测，也验证了孙中山过人的目光与思维水平。
伦敦蒙难，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次磨难，也是一种考验与认知。蒙难，考验了他的革命意志与毅力；蒙难，增长了他的见识与智慧；蒙难，令他直接感受了西方法治的文明；蒙难，使他从国外友人的支持与帮助中，感受到国际力量的强大。这，无不影响他的一生。
被营救后，孙中山继续在欧美游历。两年的短暂时光，却让他收获匪浅。在后来撰写的《有志竟成》文中，他回忆说：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经历，带来观念变化。两年的欧美生活，让孙中山经历了一次思想的飞跃。
他考察了西方的现实社会，亲身领略了西方文明，也目睹了西方在物质增长中，相伴而生的贫富对立，又由贫富对立而生阶级斗争。于是，他形成了社会革命的观念，期待中国走上解决民生问题的特色之路。
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产生了“摘”西方善果，而“避”西方“恶果”的新思路，形成了“民族、民权、民生”同时解决的主张，确立了“三民主义”。由此，孙中山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完成了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新跨越。
他结识了各国革命志士，都称得上“海外逢知音”，彼此激励，为日后的革命活动，争取到了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朋友尤多的日本，竟然成为他的国外革命基地。
蕴涵着大智慧的思想大转折，迎来了孙中山的大拐点：对西方有了理性的认识，对中国的发展之路作了新的调整，对革命主义，确定了明确的定位。经历这一转折的孙中山，他，志更坚，路更明！
十次磨难，终成正果
1897年，在欧美收获了思想硕果的孙中山，离开伦敦抵达日本，结识了一批日本友人，重新整合兴中会，开展革命活动。之后，赴台湾，建立台湾兴中会支会。再折回日本，与各界人士接触，开始把革命活动基地从欧美转到日本。此间，在日本居住了近三年。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他得到许多日本朋友的帮助，更积极投身于暴力革命。继广州起义后再领导了九次武装起义，接受了坎坷与磨难的考验！
1900年，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孙中山派郑士良到惠州策动起义，又亲自在台湾策划与指挥，后又亲临军中。10月8日，在惠州归善（今广东惠阳）三洲田集合会党八十余人，袭击新安沙湾，清军溃退，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新安县城。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后因无援军，缺弹药，起义军被迫解散。失败原因主要在于指导思想有偏颇：过于信赖日本友人，依赖于日本政府的支持。而当日本的态度有了变化，起义便不能及时得到武器弹药的供应。无须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也过于高估了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这次未能震撼全国的起义，虽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但社会舆论却予以同情和惋惜。孙中山后来在《有志竟成》中坦然说：“经唯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惠州起义失败，使孙中山更注重军事，开始钻研军事，努力寻找合适的武装斗争道路。
1905年，为担当起更艰巨的革命重任的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新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誓词明确写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誓词，第一次提出涵括民族、民主和民生的革命主张，是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这标志着孙中山思想渐趋于成熟，革命目标更为明确。同盟会的成立，再一次把武装起义提到议事日程。
1907年4月，发动潮州黄冈起义。许雪秋派陈涌波、余既成前往潮州发动会党。5月22日聚集七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血战一夜，攻克黄冈，成立军政府。继而攻击驻汫洲港的清军，失利。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于27日解散。孙中山称，这是他所领导起义的“第三次之失败”。
1907年，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孙中山派邓子瑜和陈纯等人到惠州。6月2日，集合部分会党，在城外七女湖发起攻击，缴获清军的枪械，击毙清军多人。起义军增至二百多人，攻陷附近一些地方，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同年，发动钦廉防城起义。年初，钦州那黎、那彭、那思三墟（今皆属广西），因糖捐过重，乡民推富绅刘思裕为首领，成立“万人会”，抗捐起义，惨遭镇压。乡民派代表到河内，请孙中山援救，孙派王和顺前往援助。9月王率领二百余人攻克防城，再进军广西，攻灵山失利，取道返回后，宣布解散，部分起义军退入十万大山。
同年，发动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07年9月，孙中山先派王和顺负责镇南关的军事，后改派黄明堂。12月2日黄明堂率领80名起义者发起攻击，先后攻占镇南、镇中和镇北三炮台。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直接参与了战斗，孙中山还亲自开枪射击，亲手为伤员包扎。后因清军增援，而起义军的粮饷在河内被扣截，孙中山再返河内，设法重新筹饷，未果。起义军奋战7天，终告失败。
1908年，发动钦廉上思起义。孙中山派黄兴率武装200人攻钦州，3月29日进至小峰，击溃清军六百余人。4月2日，占领马笃山，灭清军3个营。起义初捷后，起义军纵横钦州、廉州（今属广西）和广西上思一带，坚持四十余日。后因弹药缺乏，黄兴率少数起义军进入安南（今越南），大部队退入十万大山。
同年，发动云南河口起义。4月孙中山任命黄明堂主持军事，黄于29日率领一百余起义部队袭击河口，清军400人投诚，一并攻城，占领河口城。革命军占领4座炮台缴获枪支一千余支，子弹20万发。数日后，起义者增至千余人，革命军声势大振，先后攻占南溪、新街等地。后因指挥者人选变动，又未能及时到位，群龙无首，难以坚持，“各自为战”，一些首领退入越南，起义宣告失败。
1910年，发动广州新军起义。1909年，同盟会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着手发动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会员、广州新军炮兵排排长倪映典乘机带领士兵“夺枪出营”，兵分三路攻打广州城。清水师提督李准派兵袭击，倪映典牺牲，起义失败。
1911年，发动“三二九”广州起义。此次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积极在南洋筹款、购买武器。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因消息走漏，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不得不修订作战计划。1911年4月27日，分四路突击。黄兴率领敢死队一百二十余人攻击两广督署。起义军奋战一昼夜，因伤亡过重，终被击败。黄兴、朱执信等人负伤，化装逃脱。牺牲者八十多人，5月1日，72名烈士的遗体，由善堂收敛，潘达微奔走操办，次日，安葬在广州城郊黄花岗，这便是日后著名的“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曾为陵墓题词：“浩气长存。”又曾撰文高度评价这次起义，赞曰：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寿。
广州“三二九”起义，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它与后来的武昌起义，有着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虽一度出现黎明前的黑暗，然而，黄花岗烈士们的“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既使清朝官员碎胆，又令国民振醒，预示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四川的保路运动，催化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成为新的武装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1911年10月，发动武昌起义。起义原定于农历中秋节（10月6日），又因故改为10月9日。作战的主要目标为湖广总督署。熊秉坤以总代表兼大队长身份，发表命令，后改由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城中新军响应。晚上开始向督署发炮攻击，经一夜的激战，控制了局面。第二天，“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汉阳与汉口也随之光复。于是，“10月10日”，便成为人们永远难忘的日子，而被载入了史册。
这是一次连锁反应的起义，具有非地域性的成功。在那难忘的10月里，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首先宣布光复。革命大潮席卷全国，先后有15省光复。
这是难忘的1911，这一年，农历是“辛亥”，史称孙中山最后一次起义为“辛亥革命”。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11次武装起义，是10次不响之枪后的枪响，是革命成功的礼炮！
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为武装起义，不辞劳苦，奔走呼号于海内外，苦口婆心宣传革命，费尽气力集结力量，千方百计筹措经费。他亲自策划，亲临指挥，经历一次次的失败；他历尽磨难，却从中磨炼增强了意志，提升了思想，铸就了大智慧。他终成正果！
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创建
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结出了硕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创立。孙中山是她的缔造者，他为中华民国之父，当之无愧；他是民主共和国之父，也当之无愧！
诚然，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后又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孙中山再领导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护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否获得成功？振兴中华的大业是否已经启动？对此该当如何评估？在孙中山生前与死后，一直以来，争议不休，莫衷一是。
维新首领康有为曾说，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乱”，“不幸而言中”。
有人说，“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块空招牌。
有人说，辛亥革命，有成功，也有失败；虽取得巨大的胜利，但只赶跑了一个皇帝，是半途而废。
有人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
千秋功罪，该有公允的评说！随着“左”的思潮的被清除，随着研究的深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进行科学的、合理的评价。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针对过去一些不当评价，给予反思与评说，很是必要。
对辛亥革命的诸多评价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孙中山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建立起新的国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
没错，孙中山在弥留人间之时留下的遗嘱也客观地、毫不掩饰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确实，孙中山所预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任务，的的确确没有完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仍需继续奋斗。
诚然，在研究方法上，人们应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事物总不是绝对的“是”，或绝对的“非”；绝对的“成功”，或绝对的“失败”。事物总是复杂而多元，往往在“是”中有“非”，“非”中蕴涵着“是”；“成功”中有“败笔”，“失败”也乃“成功之母”。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确是“尚未成功”！
“赶跑了皇帝”，成功了！它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掀起革命的浪潮，以暴力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它开创民主共和的新政体，跨出了“走出中世纪”的关键一步；它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光辉篇章。
赶跑一个皇帝的功绩，不可低估！诚如许多学者所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君权至上，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一人之天下，皇帝，就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旨，统治着人间，是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最高代表。
在孙中山生长的年代，人类社会已经展现了另一幅图景：专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民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潮；“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是社会“走出中世纪”的诉求和标杆。“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的新思潮，并力图付诸实践，但一次次的尝试，都未能奏效。是孙中山的高明，采取了武装暴力行动；是富于愈挫愈奋精神的孙中山，坚持了接二连三的起义，才终结了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
一种新的政体——民主共和，开创了！这，在中国是开天辟地！尽管后来有袁世凯称帝，有张勋复辟，但民主共和的历史大潮，势不可挡！欲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已是“一枕黄粱”，白日做梦！“赶走了一个皇帝”，就是如此了不起！
正是新政体的创立，对社会发展，对民族振兴，具有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意义。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孙中山，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他决心改写“一人当皇帝”的“一姓天下”，去开创“四万万人当皇帝”的“公天下”，以顺应世界潮流。他无疑看到终结君主专制，是中国“走出中世纪”，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人们对孙中山“赶走了一个皇帝”的历史功绩，如何评价，也不为高。
辛亥革命，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振聋发聩的社会启蒙运动。它的发生，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革命变革了国家的政体，催化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唤起了民众的除旧布新：剪辫，变革服饰，行新礼仪，改革旧书院，兴办新学校，开创新的教育体制……它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它加速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
一种新政体的创建，无疑是社会改革的启端。人类社会的发展，循着这样的轨迹运行：物质生产发展和增长，社会生产力提高，进而，要求变革不合于生产发展的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体和思想意识的变革。这样的运行模式，是马克思的一个发现，但这确确实实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法则。在这其中，政体的变革有着关键的意义。
孙中山看到了政体变革的重要意义，他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拆房子”。他曾形象地说：革命如拆旧房建新房，旧房子拆除了，还要清除旧房子残留的东西，彻底清除了，才能在上面建新房子。这，是孙中山的明智和伟绩。人们必须充分肯定他的成功，肯定辛亥革命的成功！
然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不久，临时大总统的位还没有坐热，孙中山不明智地“让位”，犯了“不彻底性”的错误。
孙中山让位，是迫于党内外的压力。一方面，党内有一股“反孙”的势力，认为他的“理想”太高；再不崇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盘根错节，封建势力，强大无比，旧官员狡猾无比。特别是，在当时，由于革命党人利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而袁在南北议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于是一部分革命党人即认为袁“有功”，该推他当临时大总统。
然而，事物的变化，自身的原因最为根本，外在的原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孙中山的失误，说到底还是自身的思想因素所主导。
第一，孙中山错以为，武昌起义、民国的建立，他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便已完成，所剩的便是实施“民生主义”，因而急于进行能改善民生的物质建设。
1912年4月1日，在解职当天的孙中山，对为他饯别的同盟会会员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事实上，赶跑一个清皇帝，怎么就算解决了民族问题？挂起了“共和国”的牌子，怎能就等于实现了民权主义？错估了形势，又如此简单化看问题，岂不是政治幼稚？
第二，在政权建立与实业发展，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孙中山存在片面性，过于强调“发展物力”的作用，又对政局失去了信心。
1912年8月2日，孙中山给宋教仁的信，试图说明他准备北上会见袁世凯的原因，透露了他“舍弃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的真实想法。信中说：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
无疑，孙中山看到了物质生产发展，对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抵御外敌的基础作用，却误以为当时的中国，要走出困境，归根到底是发展经济。
曾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孙中山，有如上的看法，似是接受了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经济的发展，则有赖于解决政治问题，即先“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才有望促进生产发展。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本来，在民国建立伊始，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封建专制连根拔去，彻底铲除旧政权势力，铲除旧房子的残留物，然后才建新房子。只有在新的政体真正建立与巩固了，才可以实施新的建设蓝图，建设美好家园，富民强国。这便是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这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在拆除旧房尚未彻底，新房尚未建立的关键时刻，受“困境”与“压力”双重轰击的孙中山，头脑昏了，思路乱了，决策错了！
第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匆匆“让位”，又所托非人。怎可以把企盼已久，并为之付出身家性命而来之不易的新政权，轻易地交付给一个旧官僚？让位袁世凯，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孙中山本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姑勿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评价，如“精明”、“有肩膀”、头脑“甚清楚”、对天下事“明澈”、“思想亦很新”等是否恰当，仅就将百千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新政权，交予一名敌对营垒中的头面人物，此举实是失策！作为革命党人，孙中山与袁世凯从来未有交往，只凭短暂的见面交谈，一些表层的接触，却轻信袁世凯。始料不及这骨子里只有“专制”，而全无“民主”的袁世凯是如此狡猾！之后不久，在民主共和国的大选中，袁世凯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随即便一脚踢开了议会，旋即登基称帝。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聪慧的孙中山，也有上当之时。然而有智慧的人，往往善于在错误与挫折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在反思中长智慧。
主张“议会政治”的宋教仁，遭袁世凯杀害了。现实，竟是如此无情！太善良的孙中山从血的惨案中惊悟！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得到消息后马上结束行程，返回祖国。他立即叫停了铁路建设重新投入政治斗争。经历了那艰辛岁月的历程，痛定思痛，孙中山纠正了原来的一些观念，其中关键的一点，便是调整了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政治革命必须彻底，决不能妥协！
孙中山已经明白：不论是“兴办实业”、“教育立国”，或“地方自治”，对“改造中国”固然重要，然而，“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给青年演讲时，便以民国初的八年为教训，认定“革命之第一步”没完成，“政治不良”，一切将难以开展。他形象地说：
譬如我们要建筑一新屋，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锹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
孙中山愈来愈认识到，民国初年无法进行种种改革的原因，便在于旧有的政治势力——原有的“陈土”，未能彻底清除，旧的不彻底“破”，新的“立”不起来。中国的改造，“第一步”没迈开，后面的路没法再走！
与时俱进的孙中山，晚年也愈来愈聪明起来。1924年初，依据孙中山的新思路，实现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孙中山认真总结过去而展望未来，他坚定地说：“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这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之后所作的说明，而这次大会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欲共同实现孙中山的主义，开创民族复兴大业的誓师会。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政治与经济的新主张，翻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新的一页。
晚年孙中山，思想再次升华：找准了革命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找到了革命的合作伙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所必须依靠的力量——工农民众；调整了学习的对象——从西方转向苏俄。于是，孙中山的革命迎来了大的转折。
遗憾的是，在他的革命事业有了新的转机之时，他却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在弥留之际，他仍记挂着：
他，还呼唤着：
和平，奋斗，救中国！
壮志未酬的孙中山，带着太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正要奋起的中华儿女，痛失一位领袖，举世哀悼！
为振兴中华，孙中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维新，到革命；从发出民族振兴的第一强音，到领导武装起义；从一次次的失败，到民主共和国的创立；从妥协，到彻底革命立场的坚持；从单纯的反对清王朝，到反帝反封建目标的确立；从依靠军阀，到依靠工农……这一切的一切，昭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彰显着民族复兴大业的发展；这一切的一切，记录着孙中山的心路历程，记载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闪烁着孙中山的光辉思想，蕴含着孙中山超人的智慧。
因而，他赢得了一个个美誉，如“中华第一伟人”、“人间的活佛”、“今世如来”、近世中国革命的“初祖”、“世界的伟人”，等等。
因而，在他盖棺之时，赢得一片赞美之声；悼念他之时，人们纷纷将他与各国伟人相媲美，如一些挽联所言：
只手创共和，勋劳不让华盛顿；主义标民生，学理精通马克思。
推翻专制历史，独为革命导师，伟烈丰功，直驾秦皇明祖而上；扶持弱小民族，抵抗敌（帝？）国主义，平等博爱，当在列宁林肯之间。
伟哉，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奉献终生的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