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通过反应时的实验得知了所有这些信息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比如，请受试者在很短时间尽量说出红色东西的名字，或说出水果的名字，或说出一些以某个字母开始的物体的名字。利用这些方法，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在一分钟内，志愿者平均可说出12种“鸟类”，但“黄颜色的”物体一分钟只能说出9种。她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记忆中直接地找到符合某种特征的物体，但能很快地找到其所属的范畴（鸟、水果、蔬菜等），并在每个范畴里寻找到这些东西。
同样，洛夫塔斯（Loftus）及其同事阿伦·柯林斯（Allan CoLlins）发现，人们针对“鸵鸟是鸟”这一说法回答“是”或“不是”的时间，要明显长于针对“金丝鸟是鸟”这一说法所花的时间。含义在于：金丝鸟是比鸵鸟更加典型的鸟类，更接近于范畴的中心，因此需要的辨别时间将明显减少。
1975年，柯林斯和洛夫塔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象征性地将长时语义记忆描述成复杂的网络，它具有层次性（总的范畴下是具体的例子）与联想性（每一例子都与某种特征相联系）。他们用下面的图表将之描述出来：
记忆研究已伸展至很远的地方，我们不能一一涉及，只能察看一下其中最主要的四大发现的有关报告，然后继续前行。
范畴：许多研究证实，人类思维具有一种倾向，即自动地将一些类似的物体在记忆里组成相同类别，并从其相似性中找出总体的概念或范畴。即使仅几个月大的婴儿也似乎能简单地范畴化一般事物。研究显示，4个月大的婴儿会把不同的蓝色、绿色、黄色和红色分成类别。看过某种色彩组的不同物体以后，他／她会显示出对其他色彩组的偏好。结论是：色彩分类要么是先天的，要么是后天迅速生成的。
许多其他研究曾统计过，当获取了语言能力，并在取得与狗、猫、松鼠等其他动物交往的经验之后，孩子们会慢慢地发育出诸如“动物”之类范畴性概念。确切地说，父母也向孩子们教授了类似的概念，但其中显然有先天的部分。这种倾向可出现于所有的民族之中，因而可说是一种先天的人类特性。人类学家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发现，在12个不同的原始社会群落中，人们都将植物和动物以惊人相同的方式归结为类，也就是说，以层次方式进行，从在生物学种类上相类似的子类开始，并将一些类似生物学种属的东西放在一个较大的门类之下，进而按照生物学中植物和动物界的方式再将这些范畴归结在一起。
范畴化的能力也许是人类进化的选择。它具有生存价值，因为从这些分组开始，我们可对一些陌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推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洛切尔·格尔曼（Rochel Gelman）及其同事让受试者观看红鹤、蝙蝠和黑鸟的照片，其中黑鸟和蝙蝠看上去十分相像。他们告诉受试者，红鹤“的心脏只在右侧有一个动脉弧”，然后又对受试者说，蝙蝠的心脏“只在左侧有一个动脉弧”。然后问他们，黑鸟的“心脏呢”？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能正确地回答，“只在右侧有一个动脉弧”。他们的答案往往不是以蝙蝠和黑鸟的视觉相似性为基础，而是以红鹤和黑鸟的范畴为基础。即使4岁的孩子在面对这种类似但更简单的测验时，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里也会以范畴的成员关系为基础回答问题。
表征：研究者一直无法了解材料存储在记忆中的形式。一些人相信，它是以形象和词汇的双重形式存储下来的，且两种资料之间还存在着交流。其他人则以信息理论和计算机模式为基础，认为信息只以“命题”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一道命题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单元”或某种诸如蝙蝠与翅膀（蝙蝠有翅膀）或蝙蝠与哺乳动物（蝙蝠是哺乳动物之一）等概念关系所象征出来的知识。
在第一类看法中，蝙蝠以图像及有关它的语言说明等形式在记忆中得到存储；在第二类观点中，蝙蝠只以某种关系的形式得到存储（如图39中的语义网络关系），虽然它没有语言说明，但等同于“蝙蝠有翅膀”、“蝙蝠有皮毛”等。另一命题性的例子可在下面的句子中看出：
公主吻青蛙。
及其被动态：青蛙秘公主吻。
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相同；只是其表达形式所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但属于同一个命题，或属于同一关系的知识单元。
每种观点的倡导者都发掘出许多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前面读到的罗杰·谢帕特所做的“心理旋转”实验指明的是，我们是以“心灵之眼”观看物体的，且在对待这些图像时，似乎将其视作三维物体。在类似的实验中，阿兰·帕维沃（Allan Paivio）询问受试者，座钟上时针与分针之间的角度在6：15时大呢，还是在11：25时大；或在6：15时大呢，还是在5：15时大。他们在回答第一组时，所用的时间要比回答第二组时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的角度差别明显大于第二部分。在受试者看着实际的座钟时，情况也相同。帕维沃的合理结论是，不看实际的座钟就解决问题的受试者是在内心之眼中“看着”这些座钟的。
命题表征论的提倡者也发掘出同样好的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辩论说，图像不能传达像“有”、“引起”、“与……押韵”等关系，也无法代表范畴和抽象概念。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发现，国际象棋大师只需用几秒时间扫一眼残局便可再现棋盘的布局——但他们得以这样做的前提是，该棋必须是实际比赛中所下的。如果是随意摆出的棋谱，即棋子被摆在任意的位置上，他们便无法记住。其含义是：大师的记忆不是视觉上的，而是基于几何关系——棋子的攻防及可能移动位置。最后，计算机程序中的信息是以命题形式存储起来的。如果可计算性是一种不错的认知模式，思维以同样的方式存储信息可以说不无道理。
（还有一种提法也得到部分理论家的赞同，即，同时存在着几种类型的心理表征方式：命题式、心理模型式、图像式等，每种方式均在不同的抽象程度上对信息进行编码。）
在写这本书时，最终的裁定尚没有做出。
图式：1932年，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巴特利特（Frederic Bardett）给受试者讲述一些非西方文化来源的民间故事，而后让其复述故事。他们粗略地复述着故事，偶尔补充一些细节，修改一些事件，以使所发生的事件更有道理；也漏掉一些细节，因为这些东西对西式头脑来说意义不大。巴特利特的结论是：“记忆不是对无数固定的、无生气的和零碎痕迹的重新激发”，而是以我们自己有组织的经验体为基础的“想像性的重构，或建构”。他把这种组织起来的东西称作“图式”。
巴特利特的思想近几年来有所复苏。人们认为，图式——也称作“框架”或“脚本”——是对不同话题的整合信息，它们保存在记忆中，我们依靠它们来解释一般对话——甚至大多数叙述文——中所包含的影射的与零星的信息。1978年，当时还在圣迭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大卫·鲁美尔哈特（David Rumelhart）报告了一些实验。他在这些实验中给受试者读故事，一句一句地读，看他们怎样及何时形成对故事的整体的清晰的思想。比如，当他们听到：“我被带到一间白色的大房子里，我的眼睛因明亮的光线的刺激而眨巴起来”时，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受试者立即猜到，他们所听的故事一定发生于某个医院或审讯室里，并能对其刚听到的几个词汇补充大量信息。如果下一句或下两句与他们的猜想不一致，他们会将故事改过来，根据不同的图式重编故事。
最近进行的其他许多研究均确切地证明，我们理解并解释——或经常错误地解释——我们所听到、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是通过唤起我们的预期和有组织的知识结构得以进行的。总起来说，记忆不仅是在需要时可被唤醒的信息登记册，而且是能指导我们思维的程序。
遗忘：许多研究曾探索过我们何以会忘掉某些事情，但不会忘掉另一些；如何才能改善记忆力，特别是老年人的记忆力，因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会经历某种程度的非病理性记忆力减退。（与年龄相关的正常记忆力问题经常可通过助记术和其他培训得以改善。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不远的未来，人们有可能找到一种药物生理学治疗办法，以重新平衡已改变的神经递质的输出。）
一些最有兴趣的研究不仅涉及具体记忆的整体缺失，而且涉及重要细节及其为新材料所替代的遗忘。我们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假定，即如果我们记得某一事件，我们所记忆的一定就是事件的原委。法庭和许多心理治疗者相信，遗忘的材料可通过催眠术得到提取，而且就是实际发生事件的真实记录。但心理治疗者早有证据表明，我们自己会修改记忆，以使所回忆出来的东西更易被自我接受。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I，oftus）所收集到的大量证据显示，令人震惊或创伤性的事件会被创伤自身所扭曲，对一事件的记忆可在一位有经验的检察官所提出的含有圈套的问题面前发生倾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给记忆里增加新的信息，因而无法得出原来的真实情况。催眠有时会提取出记忆深处的东西——有时也会提取出这些人为的材料。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确信，某些事件将永远且准确地保留在我们的记之中，挥之不去，磨之不掉。对一些经验的回忆，如听到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或听说挑战者号太空飞船的爆炸等，心理学家们将其视作“闪光灯记忆”，因为它们是难以忘怀的极为生动的定格。最近，艾莫利大学的阿尔里克·莱塞（Ulric Neis-ser）及其助手尼可勒·哈尔什（Nicole Harsch）抓住一次特别的机会，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在挑战者号空难发生（1986年1月28日）的次日，他们邀请一批大学生详细记录下他们如何听说空难的消息。两年半以后，再请那些尚能找到的受试者填写一份有关该事件的问卷，6个月后再次对其进行专访。
结果发现，与其于1986年所做的回忆相比，约三分之一强的学生对该事件的时间、地点、谁告诉他们等的回忆是完全错误的。约四分之一的人有部分错误。当受试者看到自己原来的说法时，哈尔什和菜塞报告说：“许多人因原来与现在的说法大不相同而感到不安……有趣的是，许多人认为，自己现在的说法是正确的，原来的说法可能有误。”错误来自哪里？哈尔什和莱塞把它们称作“叙述重构”，与巴特利特于1932年所描述的类型一样。
有时，即使是在快速发展的认知革命中，这样的变化也时常发生……
§§§第四节语言
科学家从标本、事件、自然现象和各种实验发现中推论出自然法则。对认知科学家而言，相对应的原始材料就是思想。神经或可指示思想的脑波的排放尽管可通过示波器加以追踪，但却无法将里面的任何东西透露出来。手势、表情、数学或艺术符号及演示（如在运动训练中）等可以传达思想，但也只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思维可观察到的主要形式仍旧是语言，因此，它也被堂而皇之地称作“心灵的窗口”。
人们当然也可以说语言是思维的足迹，因为语言不仅能传递思想，而且能从其结构中体现出思维如何运行的痕迹。对通过这些痕迹显露出来的思想过程进行研究是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内容（语言学是一门古老学科，主要处理语言本身的特性）。
举例来说明这种痕迹：孩子们倾向于将不规则动词和名词当作规则动词和规则名词进行处理（“Doggy funned away”、“Dat baby has two tools”）。但他们从未听过成人这么说，因此绝不是模仿所致。心理语言学家认为，这种错误显示，孩子们能够辨认成人语言中的一些规则，如加上“ed”，就可形成一个简单的过去时，加上“s”或“es”就可生成名词复数，然后，他们认为这种规则可适用于所有的动词和名词（这种倾向给称为“过度归纳”）——这可证明出人类思维是如何自发地根据例子生成规则，再将规则应用至新的情形之中。
这只是心理语言学家在语言中找到的思维过程所留下的很多痕迹之一。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英语之中，在任一语言中均可找到类似的例子，似乎它是人类思维的特征之一。“我们对人类语言观察得越多，”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领衔心理语言学家维多利亚·弗罗姆肯（Victoria Fromkin）说，“越觉得它们受制于同一种普遍原则和制约。”
这种普遍原则当然不包括语法和词汇；从这一角度来看，英语、斯瓦希里语、巴斯克语可以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在这些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能在不需要教育的情况下区别出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及表示过去和现在的动词时态变化等，并能为自己建造一套主管这门语言的规则。同样，他们能够直觉地掌握词序的基本规则，能利用正常的词序构筑一些简单的陈述句。没有哪个讲英语的孩子会说“Milk more some want I（一点牛奶再来想我）”，也没有哪个说其他任一种语言的孩子将最基本的词序搞错。
20世纪中叶之前，心理学与语言学几乎互不往来，但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朦胧地感到，若想使自己的学科得到全新的发展，必须要借助对方的解释。比如，语言学中有关语法运行机制的某些新的理论意味着，思维在处理概念时会执行某些行为主义心理学不能解释的复杂操作。1953年，一群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同时采用“心理语言学”这个名字，并将其确定为研究语言的心理学的名称。
心理语言学当时还是一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新兴学科。4年以后，哈佛同事协会里29岁的年轻会员发表一篇专题论文，使这门学科开始引人注目。这篇专题论文所提出的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两个重大发展之一（另一是人工智能），作者是诺姆·乔姆斯基，他的部分观点我们已在前面有所述及。
乔姆斯基头发蓬松，眼镜厚实，衣着凌乱，但这个天才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差一点与心理语言学家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