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是没法选择的，但一个人想要做到对社会、对国家以至人类有所作为，便不可随遇而安，要积极进取。
—吴新智
吴新智，安徽合肥人，1928年6月2日生。1947—1953年在上海医学院医本科学习。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他主要研究古人类学，1984年与其他人联名提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1998年提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他长期致力于调查、发掘和研究人类化石，并为此二假说进行论证。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发表了 120余篇学术论文和专著（不含科普文章）其中 20余篇（册）在国外发表。1990年获选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9年和 2007年分别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2003年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一等奖，国家图书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6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人类学主编。
走进吴新智院士的办公室，设施摆设简朴却颇具特色：进门左手是一个人类骨架标本，高高地悬挂在那儿；墙边的书柜里和沙发边的茶几上，摆放着若干个古人类头颅骨或模型；办公桌上一沓沓的文件和书籍，拥挤得想放下一个小小的录音话筒都不容易，电脑上的显示屏被窗外的阳光照得有些晃眼。吴新智坐在办公桌后面，挥动着手臂，便侃侃而谈起来。
立志学医，结缘上医
“有的人是从小立志高远，努力要做大事情。我不是这样，我是完全被推着走的。”谈起自己的经历时，吴新智总是那么说。10岁那年，由于抗战爆发，吴新智一家人由安徽逃难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当时也内迁乐山，他便进入了武大附中学习。抗战时的学生往往毕业即失业，如果能考上大学，不仅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是公费的，他担心高中毕业那年考不上大学，高二时便与同学柳焯结伴自学高三课程，打算以同等学力考大学。
吴新智的母亲身体不好，看着亲人受病痛折磨，他很早便立志学医，但当时离乐山最近的医学院在成都和重庆，吴新智没有前往那些地方考学的旅费，只得就近在乐山报考武汉大学。高二结束后，他和同学柳焯分别被武大法律系和物理系顺利录取，后者第二年转到电机系，现在是哈工大的博导。尽管被法律系录取，但吴新智没有放弃学医的理想，他继续在附中读高三，打算 1946年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再考医学院，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次年考不上医学院以致无学可上、增加家庭负担，他在武大也注册上课。乐山城区不大，整整一年里，他就这样在武大和附中两处之间来回奔波听课。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吴新智随家人从乐山沿长江一路迁至上海，那年恰好高中毕业，他一边赶路，一边准备着再次报考医学院。那时三峡的船票很难买，吴新智父亲的单位只得租了一辆卡车运送复原的人员，哪知这辆车一路坏、一路修，路过贵阳时，错过了报考贵阳医学院的机会；下一站到长沙，湘雅医学院又刚刚考过了；到达武汉那天，恰好是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四校联合招生的报名截止日，尽管他是武大附中的学生，但名还是没报成；从武汉坐船路过南京，在当地招生的大学都考完了；抵达目的地上海时，也仅剩下同济大学、山东大学、沈阳医学院还在招生。吴新智都被录取了，最后选择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完全是机缘巧合，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如此。”他后来回忆说。这所学校以德语授课，第一学年的新生必须先学习语言，由于担心不能适应学习专业课程的德语授课环境，一年以后，吴新智报考了上医，兜兜转转，他和上医的缘分总算开启了。
上医的校训是“正谊明道”，前任教务长张鋆教授曾经直言不讳告诉学生们：“你如果来上医为个体开业、挣钱，我劝你不要来！”在吴新智的记忆中，学医的生活很枯燥，上医的教学要求格外严谨，为了病人，容不得学生犯任何低级错误。临床实习的经历尤其令他印象深刻，24小时随传随到，前一秒还在睡觉，后一秒就得硬生生地从床上爬起来赶到病房。一开始许多人都叫苦不迭，吴新智也不例外：“感觉是真痛苦，我都怕我的实习期度不过去了。”
当时吴新智在华山医院实习，有个女病人臀部上长了个褥疮，他每次换药时都替她把腐肉剪掉，一剪就出血，一出血病人就叫骂，吴新智坚持为她治疗，后来褥疮终于痊愈了。有一天，他去食堂吃饭，这个女病人冲着他招手，“你平时不是骂我骂得最凶么？”吴新智好奇地问她。结果她笑着说自己快出院了，非常感谢他这些天的治疗。经过这件事，吴新智发现，学医和实习的过程虽然痛苦，但自我价值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慢慢地，他开始体验到了其中的乐趣。到后来，吴新智已经可以若无其事用手为病人抠粪便，听着它像羊粪蛋似地掉到搪瓷托盘上叮当直响。“这样做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吴新智说。
在他印象中，除了实习经历以外，母校在思维训练、英语锻炼两个方面也对他影响至深。“我在上医学得的许多知识中后来最常用到的只有解剖学和病理学，但是查房讨论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给我的思维训练却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起着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吴新智感慨。那时，CT、核磁、超声等检查手段还没有发明，实习医生主要通过询问病史，望、触、叩、听和比较简单的物理和化学手段来获取疾病的信息，再通过上级医师查房时正确的分析和思辨，产生对疾病切合实际的印象。而临床病理讨论会则用实在的病例帮助他们分析诊病全过程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使吴新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体是复杂组织的整体，诊病时不可只执著于某一手段获得的信息，而是要利用不同手段获取的各种信息综合思考，还不能忽视自然环境和社会施加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吴新智说。
谈到英语锻炼，吴新智更是记忆犹新。在上医的前五个学期，老师讲课和查房全用英语，多亏有武大附中时期打下的基础，他还能勉强应付，但是程度毕竟不如上海和江浙的同学，为此，他只得放弃打桥牌、拉胡琴等业余爱好，全力以赴。三年级下学期以后，老师开始用中文教了，但实际上还是中夹英，许多名词和术语都用英文，要现查《高氏医学词汇》。“其实这倒很好，如今，临床上的好多术语我还记得，没有忘掉。”1975年起，吴新智所在的研究所开始频繁接待外国同行，这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每当有外事交流，吴新智都是“首席翻译”。“幸喜有在上医听课和查房讨论时锻炼出来的英语口语能力和听力，我才能比同龄同事更快地适应对外开放的新环境的要求。”
从上医毕业后，吴新智几经辗转成了一名古人类学家，尽管再也没有从事过临床医学工作，但是他坦言，一个人在求学期间培养起来的做人与做事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自己一生的事业。
随遇而进，从事古人类学
就在他时刻准备着走上医者之路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个玩笑。1951年，为了迅速改善人民的卫生状况，卫生部成立了高级师资进修班，为基础医学培养师资，吴新智提前一年匆匆结业，分配到大连医学院追随著名体质人类学家吴汝康进修人体解剖学。从此，吴新智永远告别了自己心心念念多年的临床医学工作。“没有什么遗憾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分配。那时候刚解放，大家都认为服从祖国需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古人类学家的吴新智在回忆往事时如是说。
进修结束后，吴新智留在大连医学院教授解剖。“解剖学教学很枯燥，挺辛苦，不过两年以后就慢慢熟悉了，习惯了。1955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我就想搞搞科研。”他的老师吴汝康是体质人类学家，随着老师做了一些体质调查后，吴新智逐渐对这个领域有了自己的思考。人体解剖学是对个体的构造进行研究，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他联想到精神分裂的病人多是体型瘦长，狂躁型的精神病人多是体型粗壮；他想到著名的“伤寒玛丽”对伤寒菌的反应与众不同，在有同样机会接触结核杆菌的人有人被传染，有人不受影响；他还想到中医将人的体质分为热型寒型，疾病分出虚实阴阳等，对病人不是简单地按照同一办法对待，要分型……他想，患病是病人与环境（包括病原体）互相作用的结果，每一方的变异都会对病程产生很不同的影响。西医很着重病原体，一般比较忽视病人本身的体质类型虚实寒热。老中医虽然能两者俱重，综合考量，但是缺乏以科学数据来衡量和记录其经验，其经验就难以准确传人。他想，是否能循着体质人类学的思路和治学方法，结合临床实践，以详尽的科学数据为基础探索人体的分型，为个体医学积累资料。
1956年，吴新智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后来由于我国学位制度的变化，毕业时没有授予学位），虽然专业是人类学，但是当时临床化验的项目有限，无法对人体的生化环境收集足够详尽的资料，他也没有临床实践的机会，只得将这样的思路搁置。1957年 5月，他开始在吴汝康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古人类学。古人类学主要是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类化石的解剖学研究来细致地了解他们之间形态细节上的异同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古代不同人群之间以及他们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追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过程。所以，搞古人类学研究的必须有解剖学基础，之前解剖学的从教经历让他的研究过程更加事半功倍。那时的吴新智，并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与古人类学订下了终身，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既然重新做了选择，就得全情投入。
人类化石埋藏在地下或洞穴中，因此吴新智在青壮年时期每年都去野外调查和发掘化石。除古人类学外有时还做人体测量学、法医人类学和灵长类解剖学的研究。1976年起，吴新智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总结我国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探讨其进化规律，1983年起开始投入现代人起源问题的研究。1984年，他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共同撰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代人类是在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该学说与“非洲起源说”并列为当今现代人类起源的两大主流学派。
除了古人类学，吴新智还开创并推动了我国灵长类解剖学和法医人类学的研究。而这方面成就的起因说来有意思，恰是两个诱因：一个是找到人类化石的机会很少，通过研究化石出成果和论文的机会不多，野外工作很辛苦，每年总需要有一段时间在室内，我国缺乏国人的法医人类学数据，利用在室内的时间做这方面的科研也好提高人类学的素养；再一个就是拜民间流传的“野人”故事所赐。当时云南西双版纳传说有“野人”出没，许多乡亲吓得不敢前往种地，吴新智受科学院委派与几个同事前往当地调查。山里无路可走，要么用刀辟路，要么只能蹚着小河走，吴新智光着脚丫子穿套鞋，鞋里最后全是水。几个月下来，野人没找着，倒是看到不少长臂猿和猴子。“野人”调查最后无功而返，不过他一查文献，发现长臂猿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反正人类化石暂时找不到，便决心自己迎头而上，通过灵长类的解剖增益自己的专业知识。当时昆明动物所所长潘清华对他的建议当即表示支持，专门给他开了一个实验室，还派了叶智彰等几个年轻人从旁协助。后来，叶智彰等把云南的各种灵长类动物都做了一通解剖，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料。无心插柳，吴新智专事古人类学人研究的同时，开创了我国的灵长类形态学。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吴新智常年在户外作业，但一年中总有一段时间待在室内休整，他不习惯让时间空耗，看到国内缺乏国人的法医人类学数据，便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研究，也好提高自己人类学的素养。就这样，他“一不小心”又成了国内法医人类学的先驱。读研期间他专门去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相关科目，并在日常的野外考察和发掘工作中随时向专业人士讨教。经年累月下来，他成了地质学的半个专家，这让他的科研工作更加事半功倍，后来发现湖北郧西、河南淅川直立人和丁村智人的过程中，特别是对人类进化的综合研究中，地质学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吴新智求学时遭遇内外战乱，工作之初服从分配却偏离爱好和专业，成长和事业的起步初期，正处于国运艰难、世事多变的环境，同时代甚至同校校友中，有些人抑郁终生，而他总是能够有惊无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沟坎，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并得到国家和海内外同业高度认可。“随遇而进、而进、而进！”吴新智把最后两字连说了三遍，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吴新智的一生，涉猎许多研究领域，有些是迫于无奈，有些是专业需要，有些是无心插柳，然而不论处于哪个阶段，他都始终保持着相同的态度。“时势是没法选择的，但一个人想要做到对社会、对国家以至人类有所作为，便不可随遇而安，要积极进取。”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注脚。
经历磨难，乐观从容
吴新智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个人的希冀与时代的召唤常常无法两全，在巨浪中翻滚、挣扎、立身、求全。“要乐观、淡然、坦坦荡荡地生活。”吴新智后来经常对后生晚辈这么说。他今年 84岁了，这番话由他吐出，实在是真正的“老生常谈”，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轻描淡写的背后，交叠着多少悲喜与明灭。最痛苦的时候，吴新智曾经想过自杀。
“地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在厂桥那个地方，车来车往，我想一下子撞死算了。”那是 20世纪 50年代末，国内掀起“反右”狂潮，那段时间，单位每天晚上都开会批斗吴新智，逼他“交心”，让他检讨自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甚至还要他盘托出父母和家人的反党历史。“根本没有的事情，让我怎么交代呢？”那段时间，吴新智精神上苦不堪言，一死了之的想法在他心里数度盘桓，最终是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感让他扛了下来。批斗持续了两个月，最后不了了之。
“文革”浪潮，呼吁砸碎一切，传统的人伦受到考验，其中也包括师生之谊。1975年，云南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人类下颌骨，当时吴新智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的负责人，组织上让他带队前往云南主持一个前景大好的项目。但他没有接受，反而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经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打倒的吴汝康。对于吴新智来说，这个考察机会再好不过了，但他觉得“吴先生的知识空放在那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党委最终采纳了吴新智的意见，吴汝康先生后来在这个项目上做出许多骄人的成果。“并不是看到亮点和机会就一定要去抓，做人就是你该做什么时就做什么。”吴新智如是说。
“为人在世，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又必定会有所失。每个人都有很多委屈，往好的方面想，你就会高兴了。”吴新智现在对一切都看得很开，对他来说，这就是经历。
一点一滴，集腋成裘
人类的起源与现代人的起源是两个概念。现代人起源，就是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由来，人类起源指的是古猿在何时何地变成人。关于人类起源，学界是有共识的：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关于现代人起源，国际上则有两个假说：近期走出非洲学说（又称“取代说”或“夏娃说”）和“多地区进化说”，后者是吴新智与国外学者于 1984年一起在对我国、非洲、欧洲、东南亚、澳洲的古人类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后，在对我国有关人类进化的资料更加深入研究之后，1998年，吴新智又提出了我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只涉及中国，而不止涉及现代人起源这一段，还包括更早时期的进化过程；“多地区进化说”涵盖全球，不包括比现代人起源更早时期的人类进化），再一次在国际上相信多地区进化说的人类学家中和中国古人类学界获得高度认可。
“那也是逼出来的。”谈起这些成就时，吴新智感慨万千。
20世纪 30年代，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一直被古人类学界认为是我们的祖先。但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国外有学者将 60年代以来在古生物学界日益流行的分支系统学理论引入古人类学，他们认为北京猿人具有许多不存在于智人的独有性状或自近裔特征，因此是绝灭的旁支，不可能是智人的祖先。这样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吴新智和年轻同事在 1978年发表论文论证中国古人类“之间的体质发展有着肯定的连续性”，还指出“并不排除与邻接地区交流遗传物质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只占次要地位”。1979年美国古人类学家 Milford Wolpoff来到北京，吴新智向他介绍了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1980年他访问美国，进一步交流了观点。1981年澳大利亚Alan Thorne 和Wolpoff在美国发表文章，论证澳亚（Australasia）更新世人类进化的地区连续性。不久 Wolpoff邀请吴新智于 1983年去美国工作半年，次年他们三人联名发表了“多地区进化说”。
1987年，美国遗传学家根据对人类胎盘线粒体 DNA的研究，认为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祖先，即大约 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她的后代在大约 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澳洲取代了当地居民。媒体结合《圣经》故事将这位共同祖先称作“夏娃”。“取代说”不但在欧美大行其道，而且不断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这对吴新智的“多地区进化说”造成强烈的冲击。
“化石材料表明非洲、东亚、澳洲的现代人类主要是从当地或邻近地区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不存在被‘完全取代’情况。”吴新智说。他也一直思考人们研究和相信“夏娃”理论的原因，并不断寻找机会与对方坦诚交流。与此同时，他没法对取代学派所展示的系列证据视而不见，于是他决定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应对他们的挑战。
吴新智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一片空白，因此只能重新从头学起。他初中时读过一篇英文文章A little at a time，说的是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甲发现乙弹得一手好钢琴，便问他：“你这些年工作很忙，少有空闲，怎么会在琴艺上有这么大的进步？有什么秘诀吗？”乙回答：“A little at a time。 ”最后这句话成了吴新智一生的座右铭。尽管花甲之年才拾起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书本，他仍像年轻时学习法医人类学、地质学那样，“一点点来”，还专门为此招了一个具有分子生物学背景的研究生，希望把研究成果传给后人的同时，也从年轻人那里学习补充自己尚不熟悉的东西。
吴新智经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对“取代说”提出了很多的异议，因此更加相信“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用基因来研究现代人起源的实验室中得出的数据可以是客观的，但是由此推导到结论，中间还有许多可能变动的假设，这些都包含主观的不确定的因素。”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了中国古人类有着明显的体质特征的连续性。现代人类的产生，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是相对独立起源的，也证明多地区人种虽然有交流，却分别各自进化。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就是自身“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才衍化为今天的中国人的。
随遇而进的前提，正是不断地求知、解惑，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作为科学家，要尽可能地掌握尽量多方面的原始信息，通过辩证思维的加工，才可能逐渐向真实靠拢。”吴新智满怀信心地说。学术观点的探讨永无止境，但吴新智点滴求索的精神让人感动，“我会尽可能阅读遗传学方面的文章，比较全面地解读双方的论据，朝着两种假说走向协调的方向前进。”吴新智说。
吴新智刊载在《上医情怀》的文章里，记录了很多老师与同学的名字，“每位老师都有一些小故事在我的记忆当中。”几十年过去了，他对徐丰彦、朱壬葆等老师所教的课程、个人专长都记忆犹新。当然，他也怀念着与他共渡 5年时光的每一位同窗，因此在《上医情怀》的文章里，他列举了与他在 1947年一起入学，1952年一起离校的 25位同学的名字，“我想应该给他们留个名，留个痕迹。”吴新智说。这一期同学少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岁月，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还没来得及完成学业就响应国家号召各自奔赴天涯，但多年以后，这小小的班级却走出了 4位院士。提起这些光辉史，吴新智总是摆摆手，然后说“碰巧碰巧”，如果坚持问他，他便说“这就是随遇而进”。“不放弃，不图个人得失。是个人才，就能在他的岗位上做出成绩来”。
（采写：陈克铨陈婕李莉刘青包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