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并于2024年最后超过美国。这一时期，政府更注重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的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到中等国家水平，中国社会体制更加开放，渐进式民主改革稳步推进，中国对人类科技进步也越来越作出更重大贡献，许多发明创造都在中国问世。中国人的优越意识逐渐提高，不再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国亮。美国也不再把中国当成世界威胁，并开始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伟大现实，虽然接受是无奈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增加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这也是两岸最终和解政治统一的最佳时机。美国退出亚洲部分势力范围，由中美共同维护亚洲稳定。
2024-203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81086美元，接近发达国家，中国迎来’汉唐盛世‘时代。中国成为像法国或者俄罗斯一样体制的国家。国家统一。国语成为国际趋之若鹜的国际语言，学习普通话在全球盛行。追逐’中国托福‘和’中国绿卡‘成为那时的一大热门，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也不断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就像当今美国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一样。西方人突然发现，到上海、北京、深圳这类繁荣且发达的特大城市落户却是一件手续繁复而困难的事。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创造、国民发明之地。第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耳奖，第一个中国人登上火星......。许多在今天不能想象的事在那个时期可能都将由中国发动！”
总之，在未来20年内外，正像美国在20世纪初时兴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一样，中国正在或将要经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这一进程将影响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方方面面。中国将成为世界一个全新型态的政治与经济实体，在政治领域及市场上将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善于创新及能够承受动荡，将成为世界上唯一和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第一大国际经济体。当然崛起的不止是中国，届时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将在其列。“
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并非自然而然，中国道路也非一劳永逸，其艰苦的转型可谓真正的战略挑战。耶鲁大学教授莱斯特·瑟罗曾指出，经济赛局的优胜者将是那些赶在现行战略被经济势态的发展淘汰之前，改变自己发展战略的国家。一个中国引领世界发展时代也将是中国腾挪巨大国内需求积累，进而显现出巨大的引力场，尽管这样的结构性转变会经历十分复杂的阵痛。瑟罗教授曾很多次发布过对中国出言不逊的语言，并在早些年曾预言”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虽然这一预言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一次瑟罗教授对中国的评论却是极为中肯的。
不仅于此，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更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着。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个瓶颈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目前，中国已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而”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指标，这不仅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具争议的问题。
在现代化路径选择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应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它国模式，但特色应是为普遍性所包容的多元，而不是与普遍性不相容的另类。普遍性是指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政体。在这一方面，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应排斥和拒绝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主流世界文明，不应简单用”姓资姓社“、”阴谋论“解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政体，也不应因为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而否定在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的必要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同时又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劣、价值观的善恶最终只能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其实在国际上，中国崛起也已经进入深水区。两个深水区必须受到兼顾，因为它们都关系着中国的未来。我们无法从难度上对比两个深水区，但有一个区别则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深水区是中国人之间内部纠结，而第二个深水区，不但涉及中国社会内部，更是涉及外部的，可以说是涉及全世界的。在中国崛起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的今天，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但过去30多年，中国是在摸着石头过一条人类历史大河，在内部凝聚力不断损耗，经济社会资源代价巨大的情况下走上崛起之路的。未来中国将继续崛起，在仍然是前无古人的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中国整个民族的清醒至关重要。就像没有”不改革“的退路，中国同样没有”不崛起“的退路，中国必须走向伟岸。
时间天平在不断向中国倾斜。现在中国正在强势崛起中，还没有真正强大。正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强大，还无法完全和美国，特别在军事上分庭抗礼。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强大，所以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一些和中国有边界领海争端的申索国还指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这对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它们的安全还要寄托于美国之下。也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中国周边一些小国，在中美之间搞一种叫”平衡“的游戏，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他们又依赖美国，特别是当中国和美国相比较而言中国现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某些领导人有一种定势心态，就是站在强者一边，看不起弱者。然而，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这个世界通用的用实力来话语，将最终使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成为只是一个意淫，一个臆想，美国所有希冀围堵、遏制甚至扳倒中国的努力也将最终归于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