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是世界承认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刚刚解决了百姓温饱这个基本任务的穷国。虽然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备，但其质量仅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安全。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如果用总人口分母化，在全球可能敬陪末名。这样的国家甭说威胁别国，就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中国还得向世界祈求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了这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甚至不惜在某些方面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中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在自己有限的精力内，为控制个别地区的动乱而贡献力量。中国虽然发展了自身的军事力量，但那仅仅是在敌对势力发展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保持自己不至于落后太远的无奈措施而已。
一个是干了不少威胁世界和平勾当的美国，在世界上却很少听到有什么“美国威胁论”；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但没有能力威胁世界和平，而且还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世界经济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期来却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困扰。其实，用中国一句“贼喊捉贼”的成语来形容美国，是再恰当不过了。美国是个利益至上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向来不惜一切手段，包括军事力量。美国人的逻辑是，它想要得到的，只要谁不服，谁和它争利，就是对美国人的威胁。
历史上，当年美国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美国威胁论”的受害者，诸如威胁论、文明冲突、邪恶轴心等各类妖魔化“罪名”，美国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过，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当年就是这样对待美国人的。
1862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埃德温·德莱昂写的《美国联邦国的真实情况》，将美国国家统一战争解释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竭力谋求在美洲大陆建立霸权的一场斗争，他写道：“一场战争可以隐藏另一场战争；号称解放的战争将一个巨大的征服阴谋掩盖起来；为了解放黑人而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拉丁族的惩罚性远征；那些自称是种族解放者的人实际是在策划对所有种族的绝对征服。”1864年1月12日法国《国家报》载文认为，美国“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从种族来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被非常远的距离分割开，在不同的地区生活，从事的职业也不同。这两个民族互相认为彼此是竞争对手”，北方如果成为胜利者，它将成为一个重塑的“美国盎格鲁”民族，将专门从事对别国的征服。
当时推动这种“文明冲突”论的还有另一本名为《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的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俄罗斯对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统治对欧洲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只要欧洲维持现状，遵守纪律而自身强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只能在亚洲发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开欧洲的大门”。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如果说英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比较文明的一面的代表，美国则代表了该民族对其它文明进行破坏的侵略的另外一面。与其说它顽强不如说它顽固，比狂暴稍好一点，美国人是这个民族中比较有本领的学徒。就像世界的压路机，他们把“美国南方的森林破坏殆尽”，将整个大陆都平整过来；他们“随意创造城市”；“他们制造民族”。他们用同样的手段破坏一切，“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消灭或想要消灭所有其它的人：赫德森河边的荷兰人、德拉华的瑞典人、密苏里、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亚拉巴马的法国人，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们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对于红种人和黑人，他们把第一种人消灭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们彻底边缘化；而第二种人，在北方，他们对待黑人非常冷淡并用一种社会等级式的傲慢与之相处，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邻居为耻。在南方，他们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关系则按照更加社会化的方法来管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两个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高卢-拉丁民族冲突，而以林肯为首的美国北方人则是这场冲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敌人！
欧洲还将美国人描写成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刽子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美国人也曾利用同样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对手即苏联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维奇和它认为是敌人的民族和国家。《泛拉丁主义》一书认为，美国北方人“已经当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对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清洗”。对这些无心无肺的人，“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历史中寻找例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是在北方佬的身边和新近历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不是将红种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个不留地屠杀掉了吗？”该书大声疾呼：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敌人！。
有意思的是，当年欧洲人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还掺加了类似小布什曾经攻击东方国家的所谓“邪恶轴心”内容。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指责，1863年6月19日，《美国邦联国的真实情况》一书的作者德莱昂在致本杰明的信中认为“林肯与沙皇专制主义相互表现出来的友好让整个欧洲吃惊”，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崛起。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1893年，埃米尔·巴比埃写了一本《在金元帝国旅行》指责美国商品--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国的葡萄酒--已充斥欧洲。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从一件令人好奇的东西变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东西”，美国“已成为旧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
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对抗在所难免。“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
但欧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杀毕竟没有吓倒美国人，相反，美国人在欧洲的重压下强力崛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增长尤为显着。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铁路增加14万英里。从国家独立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美国从在半个多世纪前版图仅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地带的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美国，这个被欧洲丢弃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在欧洲人无名的恐惧中，终于长大了。
然而，时移世易，美国经历了欧洲人看美国的过程，到了今天，美国以此东施效颦用“中国威胁论”来对付中国了。“中国威胁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出现，在美国各式各样的论着、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它们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以讹传讹，并迅速得到了主要西方国家的随声附和。它们生发开去，在中国周边亚太邻国也产生了心理上的“威胁效应”。于是，中国不发展是“威胁”，中国发展了也是“威胁”；中国成长了是“威胁”，中国“崩溃”了也是威胁；中国横是威胁，竖也是威胁。在美国一些人眼里，中国无论怎样，都脱不了与“威胁”的干系。
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增长和中国崛起是否必然产生威胁，现在还言之过早。“中国威胁论”的出台反映了西方大国对崛起中国的一种偏见和无知。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前韩国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文正仁我认为，中国崛起里没有任何侵略性、扩张性的成分。“中国威胁论”是西方一些保守势力的“发明”，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客观理解。
然而，“中国威胁论”却早已配合了美国的反华势力，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构成了极大困扰。“中国威胁论”自出笼以来被一再炒作。被“讨伐”后的中国，给世人留下了“中国妖魔”的形象。众所周知，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它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我们称它为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对一个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并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也关乎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形象重于生命”。然而，由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媒体、学界以及政界反复大肆轮番炒作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了不应有的极大伤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要和媒体，利用“中国威胁论”进行煽动鼓惑，使国际上许多民众从此对中国产生或增加了种种误解和疑虑，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美国媒体以“中国威胁”为借口，不断抨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改善同中国的双边关系，鼓吹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一些政客和主流媒体把对“中国威胁”的宣扬视为时髦和“高尚”，这对美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使对华“遏制论”甚嚣尘上。在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宣扬中，中国的负面形象已渗透到美国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文艺界，与“中国威胁论”相关的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也相继粉墨登场。有的小说宣扬，因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扩张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称这部小说并“不是虚构”。在种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互动中，西方普通民众云里雾里，不识中国真面目。西方许多普通民众把被媒体和政客歪曲的中国当作一个“真实”的中国。据一份调查结果表明，接受电话调查的1500名美国民众中，约有60%的人把中国看作是敌对国家。
“中国威胁论”影响不断扩大，大有演变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围堵中国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乐于看到、也无法接受的一个强大统一兴旺的现代化中国的崛起，因为这对于他们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意图不相符合。遏制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其目的就是要谋求在中国最终出现一个政治软弱、内部焕散分裂、无力依靠资深力量、解决中国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软”政府。这样，西方便可以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煽动中国发生内乱和民族分裂，使待开发而富藏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等地区）脱离中国；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以实现其政治利益，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削弱中国广袤的地缘政治优势，使中国变成强权附庸。这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正在着手实施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实质。
“中国威胁论”显然对努力致力于改善国际大环境的中国发展起到了此消彼长的作用，它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上面我们说到的2011年美国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以及嗣后的美国新军事战略出台，盖是基于“中国威胁论”之上的。而且“中国威胁论”调还扩展到中国一些近邻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一些人也以一种怀疑和恐惧心理来面对中国崛起，从而危害了与中国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国家关系，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威胁论”的旗帜下，以美国为首与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遥相呼应，互相利用，尽管双方利益不同，但在对“中国威胁论”问题认识和传播上却颇为相似，目的也颇为一致，那就是围堵和遏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