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和“廉”应从“儒官”的墙上走下来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被双规。冯伟林办公室挂着一幅“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则不敢慢，廉则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的字画。他自称这是他为官一贯信奉的座右铭。
腐败在“高速公路上延伸”，已经成为一道“景观”。冯伟林的前任杨志达于2004年被双规，1997-2008年全国已有近20名交通厅长落马。挂着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常务理事，省委党校、中南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等头衔，浑身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冯伟林，将“廉”和“公”奉为做官的法宝，说明他不但深谙官道，而且极重私德。只可惜他座右铭上的“廉”和“公”两个字，没有能够从墙上走进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成为招投标和建设监管的铁律，而仅仅是挂在墙上的纸。他入主高管局以来，炙手可热的数亿元高速公路投资资金分配、招投标和建设监管等权力，实实在在握在手里。只要动一动指头，就能让无数的钱源源不断地流进自己的口袋里。“招投标过程满地鸡毛”，有的工程还在设计阶段即确定中标单位的无忌权力，哪怕是诸如冯伟林一样的儒官，也最终摆脱不了被送进深不见底的欲望沟壑的结局。
独享垄断地位和丰厚利益，远离市场机制的一些领域，注定是一个滋生腐败的“温床”。文化名人冯伟林在“高速公路上翻车”，揭示出一个浅显的道理：具有较深工作历练和较高文化素养的官员，亦无法绕过监管机制塌陷而成的腐败陷阱。
（原载2011年8月30日《株洲日报》）
“守护神”何以变成“保护伞”
安徽省临泉县7000亩耕地被上百座无证黏土砖窑厂侵占，且无一获得用地审批，相关部门的监管竟变成堂而皇之的收费。近两年，仅当地国土资源局收取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土地复垦费等4项费用即达1400多万元。
一方面规避禁止占用耕地建窑的规定，对非法砖窑不办理用地手续；另一方面却通过收取相关费用，默许非法砖窑破坏耕地的行为。肩负保护耕地职能的临泉县国土资源局，本应该充当耕地的守护神。然而，每年700多万元收费的诱惑，让这个守护神变节为毁坏耕地的保护伞。
从守护神沦落到保护伞，昭示着金钱在某些方面难以抗拒的能量。非法砖窑买通国税局、地税局、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均披上合法的外衣，将肥沃的良田变成“含金量”极高的砖坯，赚得盆满钵满；这些部门还投桃报李，在利用非法砖窑的“进贡”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员工福利的同时，为砖窑撑腰壮胆。
这是行政执法的悲哀，是公平与正义的丧失。究其根源，在于耕地保护执法监管的缺失或不健全。临泉县非法砖窑的泛滥成灾和胆大妄为，除了国土资源、国税、地税等部门的庇护外，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耕地保护检查考核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的流于形式和消极应付。如果上级督查扎实，整改措施得力，非法砖窑破坏耕地的行为必将及时得到制止，有关责任人也难逃脱行政乃至法律的责任。
保护耕地使命的神圣，体现于执法部门坚守耕地红线的态度、信心和意志，具体则落脚在对破坏耕地行为的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而公开的社会监督、科学的考核办法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则是督促耕地守护神履职尽责，防止蜕变成破坏耕地行为保护伞的可靠保证。
（原载2011年6月27日《株洲日报》）
官现身被告席是对民的尊重
据《株洲晚报》报载，攸县在全省率先出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一名副县长亲自坐上被告席，与该县为一处山林权属提起行政诉讼的8个村民小组对簿公堂。
在以往的行政诉讼案件庭审中，被告明明是政府，而坐在被告席上的绝大多数是代理律师或受政府行政首长委托的政府法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人员，政府行政首长很少出庭接受原告质问和法官询问。麻着胆子跟政府打官司的老百姓，在严肃的法庭上却看不到政府行政首长的影子，他们觉得自己被政府行政首长愚弄了：不是说原告和被告处在同等的法律地位吗，为什么真正的原告不出现在被告席上？不是说政府是为民做主的吗，为什么政府行政首长不直面百姓的诉求？说穿了，政府行政首长不在行政诉讼官司中亲自出庭，就是对法庭和民众的蔑视。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以前，老百姓之所以把政府说成衙门，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辩论、反对的资格，更谈不上以平等的法律地位与政府打官司了。如今，国家赋予老百姓充分的民主权利，老百姓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政府告上法庭，政府也要在维护老百姓的民主利益方面表现出充分的诚意，以实际行动理解民心、尊重民意、维护民权，摒弃衙门作风，放下官架子，在行政诉讼案件庭审中，行政首长主动坐到被告席上，按照法庭的要求进行举证、质证、辩论，让作为原告的老百姓心里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强势的被告——政府的蔑视，法庭也以平等对待原告和被告的眼光对待政府和民众，这样，他们就更能亲身感受到民主政治的氛围，享受到民主政治的成果。
（原载2009年2月22日《株洲晚报》）
让庸官下马
125名过惯昏庸日子的“庸官”，在兰州“治庸风暴”中被拉下马。庸官的日子不好过了。
长期以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观念，生成了一些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工作方式”。他们占着一定的职位，却不认真履行职责，习惯于养尊处优，把本来应该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的职位当做谋求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成天热衷于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常常喝得满脸通红，醉眼朦胧，置事业的发展、百姓的诉求于不顾。
要让庸官没有一席之地，必须坚持任人唯贤，让能者上，庸者下。首先，要把好干部提拔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对那些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者委以重任，不给昏庸者以机会；其次，要建立健全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奖优罚劣，以工作实绩评价干部；再次，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此外，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广大公职人员时时面对百姓，及时为百姓排忧解难，从而让群众来把思想好、素质高、勇于开拓创新、热情为基层和群众服务的干部扶上领导职位，让群众来把那些不思进取、庸碌度日，热衷于混官位、图享受的庸官拉下马。
（原载2006年5月14日《株洲日报》）
强调权力不如制定尺度
教育部近日印发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针对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的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的现象，特别做出了“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的规定。笔者认为，教育部的《规定》纯属多此一举。
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早就对教师拥有合理的批评教育权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违纪学生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批评教育方式，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从而导致教师在学生的管理上无所适从，倒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教师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规定被过度解读。于是，教师对严重违纪学生罚站被称之为“体罚”，批评教育几句更是被扣上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罚”的帽子！一些教师为此遭受强大的舆论压力，有的还受到处分。
韩国《教育处罚法》对违纪学生的处罚规定得非常明确，如女生打小腿5下，男生打小腿10下，并对处罚用具的材质和尺寸做出具体规定。这样，让师生都做到心中有数，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种保护。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不负责任的教育。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完备的教育处罚制度，详细规定处罚的标准和尺度。让犯错的学生得到及时有效的惩戒，有利于他们及时改正错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使身心健康成长。
因此，教育部在强调批评权时不如拿出教师处罚学生的具体标准和尺度来。
（原载2009年8月30日《株洲晚报》）
问责当成为斩断土地违法的利剑
监察部、国土资源部近日通报，44名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因土地违法而受到纪律处分。据称，“这些地方一般项目违法占用耕地宗数多、面积大，土地管理秩序比较乱，有的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另外，还有29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受到纪律处分。
当土地成为一些地方财政的过度依赖和领导政绩的直接表现，舍弃公共利益的土地违法违规使用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失范权力引导下的利益抉择。GDP依附着以地换桥、以地换路，难怪一些地方领导乐此不疲。作为斩断侵犯公众利益的土地违法违规管理和使用行为的利剑，土地问责制度一出台，便受到广泛关注和热切期待。
尽管土地问责让44名政府官员受到了处分，开了因土地问题追究官员责任之先河，然而，仅仅把对象停留在少数地区的市县政府负责人层面，将力度停留在行政层面的土地问责，似乎让对此期待已久的公众颇为失望。“有的地方问题相当严重”，是否严重到可以移送司法机关，可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征用占用土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等罪名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不得而知。单从近年来一些地方违法违规管理和使用土地问题曝光的情况来看，涉嫌犯罪的为数不少。而这次问责中所有的处分都是行政记过、行政警告或党内警告等党纪政纪处分，无一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让人不能不对“罚酒三杯”式的土地问责制的严肃性产生怀疑。
土地背后的利益链能否彻底斩断，土地使用能否还利于民，公众寄予土地问责制度太多的期望。土地问责制度要真正成为刺向通过土地掠夺民生利益的利剑，必须及时公示披露问责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疏通正常的司法移送渠道，让那些企图通过运作土地来攀附政绩的官员，不得不事先掂量一下头上的乌纱帽，掂量一下人身自由。这样，谁还敢恣意把土地变成生产政绩的自家菜园？
（原载2011年7月9日《株洲日报》）
株连问责是一种懒政思维
武汉市江汉区财政局各个科室的目标责任人都要签署一份《计算机安全承诺书》，其中规定，科室内有上班炒股、玩游戏等违规使用电脑者，除当事人作书面检讨外，还将扣减科室年度目标考核总分，扣除科室人员一个月的年度绩效目标奖。这一制度被当地媒体解读为该区治庸问责“连坐制”。
我不禁想起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篡位成功的明成祖将拒绝草拟登极之诏的方孝儒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武汉的“连坐制”，虽然被犯事者牵连受罚的范围变窄，人数变少，但无辜者无端受罚的本质尚未改变。
管理者把监管的“烫手山芋”，扔到被管理者手里，那些被管理者除了履行应尽的职责，还需要眼观六路地“窥视”他人，唯恐别人的违纪行为把自己带进受罚的“笼子”。在这种无奈的互相监督中，他们无端地消耗时间和精力，偶尔违规被处罚产生的相互怨恨，让本来和谐的氛围变成充满火药味的人人自危。
说白了，“连坐制”让你变成一条始终游不出无形大网的“鱼”。如此懒政的思维和管理方式，让无数无辜者就范靠的是炙手可热的权力。这种异化的权力无拘无束地将枷锁置之于人，遥控着他们的意志和思维。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异化和滥用。从少数管理者利用“连坐制”行使懒政来看，相关部门必须通过健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使权力之水沿着固有的渠道流动。
（原载2011年6月15日《株洲日报》）
“开胸验肺”刺痛社会良知
最近，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在郑州打工回乡后，出现咳嗽、胸闷等症状，北京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而具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诊断为“肺结核”。为了证明自己的病情，他不惜到医院“开胸验肺”，他的壮举最终迎来了专家的尘肺病诊断结果。
如果张海超对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权威”诊断结果没有异议，或虽然不服但不敢以开胸之举来申请专家“验肺”，诊断结果也许永远无法改写。其实，北京的几家大医院都已做出尘肺的诊断结论。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让一个农民，要以“开胸验肺”的代价，来换取一张写着自己真实病情的纸条，着实让人心情沉重。
“开胸验肺”看似荒唐，却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农民工选择到满是粉尘、环境恶劣的工厂上班，本是迫于生计。而当他们的健康受到极度威胁，想博得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的一纸认定书时，由于证明材料不全等原因，往往被拒之门外，得不到一纸证明自己真实病情的诊断报告。
张海超是勇敢而可敬的。他以近乎残酷的自戕行为，刺穿了体制的积弊，也刺痛了社会的良知。在热血面前，制度不会永远冰冷。倘若开胸之举能够催生体制变革，让“人人享有职业健康”纳入法治轨道，那将是中国职业病防治之大幸。
（原载2009年7月29日《株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