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着录有“吕本中《江西宗派诗集》一百十五卷”。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卷八○）云：“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汇而刻之于学官，将以兴发西山章江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动骚人国风之盛。”
叶适选有《四灵诗集》，选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徐玑字灵渊、徐照字灵晖四人之诗。许斐《跋四灵诗选》云：“玉不择则不纯，香不简则不妙，水心（叶适）所以选四灵诗也。”
陈起编有《江湖集》，因其中某些诗触犯了当时的宰相史弥远，《江湖集》被劈板，陈起被流放。遇赦后，重操旧业，又刊行过后期江湖诗派的一些作品。陈起集书商、选家、诗人于一身，在当时诗坛上是一位特殊人物。《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云：“《江湖集》……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士之不能自暴白（显露）于世者，或赖此以有传。”
元人方回编《瀛奎律髓》，其突出特点就是只收律诗。律诗孕育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之际，而唐宋律诗成就尤为突出。此书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并侧重于宋代，共选三百八十五家，三千零一十四首（重出二十二首，实为二千九百九十二首），而宋代达二百二十一家，一千七百六十五首，江西诗派的作品入选尤多。
元人金履祥辑有《濂洛风雅》，所收都是宋代道学家有关名教之作，意在阐明义理，裨益风化，不求字句之工。
明曹学佺编有《石仓历代诗选》，上起古初，下迄于明，所选宋诗亦不少。清康熙四十八年敕编《御定四朝诗》，收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清陈焯编的《宋元诗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云：“宋元遗集，迄今多已无传，焯能搜辑散佚，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亦未尝不多资考据也。”
清吕留良、吴之振等编有《宋诗钞》。吴之振《宋诗钞序》云：
“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曹学佺序宋诗，谓“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剿袭前人一字”，然则诗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吴之振等为使“天下黜宋者得见宋之为宋”，故编了此书。
清曹庭栋编有《宋百家诗存》，其序云：“有宋一代之诗，诸选本所采寥寥，并不获媲美元、明，岂见闻俭陋，亦侈口三唐者附颊逐响，莫为两宋一揭尘翳也。……岁庚申，余园居多暇，敢承先志，选刻两宋诗人遗集，以广诸选本所未及。”
厉鹗编有《宋诗纪事》，名为诗纪事，实兼总集性质。其序云：“计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略具出处大概，缀以评论、本事，咸着于编。其于有宋知人论世之学，不为无小补矣。”
宋曾慥编的《乐府雅词》，黄昇编的《花庵词选》，都收有不少宋词。《花庵词选》是继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而作，搜罗颇广。前十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录唐、五代、北宋人作品；后十卷名《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选录南宋人作品，自作词亦附于末。黄昇本工词，故精于持择，去取谨严，每人名下各注字号里贯，每篇题下间附评语，可资考核，在宋人词选中是比较好的一种。黄昇《绝妙词选自序》（卷首）云：“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慥）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暇日裒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
南宋何士信编有《草堂诗余》，以收宋词为主，间有唐、五代词，按春景、夏景、天文、地理、人物等类编排。明清多把它与《花间集》并推为填词典范。何良俊《草堂诗余序》云：“余家有宋人诗余六十余种，求其精绝者要皆不出此编矣。他日有心者上探元声，下采众说，是编或大有裨焉。勿谓其文句之工，足以备歌曲之用，为宾燕之娱耳也。”
赵闻礼编有《阳春白雪》，《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云：“《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所选凡二百余家，宋代不传之作，多萃于是。去取亦复谨严，绝无猥滥之习。”
周密编有《绝妙好词》，周密为宋末词坛名家，也是着名的词选家，所选《绝妙好词》颇得历代词家好评。张炎《词源》卷下云：
“近代词人用功者多，如《阳春白雪集》，如《绝妙词选》，亦自可观，但所取不精一。岂若周草窗所选《绝妙好词》之为精粹。”《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亦称其“去取谨严，犹在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之上。又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见于世。零玑碎玉，皆赖此以存，于词选中最为善本”。
清张惠言编有《词选》，其自序云：“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而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千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但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可见此书是为防止词坛鄙俗之音的荡而不返而作。
除通代词选外，专选宋词的断代词选有明人毛晋编的《宋名家词》，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后者选宋代词人五十一家，而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为主，其他各家分别附后。
以上各类总集都说明，宋代诗、文、词成了南宋、元、明、清各代的学习典范。
从嘉佑二年贡举到政和二年苏辙去世（他是该科进士最年轻的，也是去世最晚的）共五十六年（１０５７-１１１２）；如果从景德四年（１００７）欧阳修出生到苏辙去世，则为一百零六年（１００７-１１１２）。这半个多世纪，或一个多世纪，是北宋文化、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不仅影响到文化、文学的各个领域，而且对邻国也有广泛影响。
宋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为了防止泄漏国家机密，不仅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交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且对同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密切的邻国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即使如此，宋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仍有很大发展，除同日本的文化交流远不及唐代外，同印度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不仅不亚于唐代甚至远远超过了唐代；对高丽的文化交流虽有所限制，也超过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不是前此任何一个朝代所能比拟的。
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超过唐代的主要表现是出现了由政府资助的大型赴印取经团。由于《西游记》，特别是电视剧《西游记》的影响，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玄奘虽曾正式表请赴印，但未蒙许可。贞观三年（６２９）因连年灾荒，朝廷允许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利用这一机会随商人赴印。历尽千辛万苦，于贞观十九年（６４５）返回，才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并要玄奘翻译佛教经典，召沙门硕学五十余人相助。在整个唐代似乎从未出现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经。相反，宋代却出现了这种情况。乾德二年（９６４），宋太祖曾派继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法。四年（９６６），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法，诏许之，并赐钱三万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个人赴印取经，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沧州僧道贺、开宝寺沙门继从、太原沙门重达等都曾赴印取经。《佛祖统纪》载，天圣中僧人怀问曾三往天竺：“沙门怀问尝往天竺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刚座之侧，今欲再往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赐先朝《圣教序》、皇太后《发愿文》、圣上《三宝赞》，刊石塔下；及制袈裟奉释迦像。诏可，仍令词臣撰《沙门怀问三往西天记》。”此事在天圣九年（１０３１），九年后即宝元二年（１０３９），怀问等才自中天竺归，进贝叶梵经及西天碑十九本，得到仁宗的召见。同一僧人，一生三次赴印，也是唐代所没有的。淳化四年（９９３）诏西边诸郡，梵僧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罗梵经，又表明梵僧来中国及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数量一定十分可观，因为政府不可能为个别僧人下此诏令。咸平六年（１００３），知开封府陈恕奏：
“僧徒往西天取经者……臣尝诏问，皆罕习经义而质状庸陋，或使外域，反生轻慢。自今先委僧录司试验经业，省视人材，择其可者送府，出给公据。”真宗可其奏。这也说明当时赴印取经的僧人很多、很滥，朝廷才开始加以考察、限制。
印度僧人来华者也很多。《宋史·天竺传》云：“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见诸记载的就有可智、法见、真理、法天、吉祥、钵纳摩来、天息斋、施护、护罗、罗护罗、法护、戒贤、达摩波、众德、觉和、法戒、知贤、满贤、天觉、妙德、童寿、曾积、曾善、爱贤、护贤、法吉祥、智吉祥等，达数十人之多，他们大都带来梵经、梵夹、佛像等，有的还在中国担任僧职。但北宋中叶以后，印度来华僧人突然减少，这主要是由于佛教在印度本土已经衰落，为印度教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