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科举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古代选拔官吏，汉代实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科举制度是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直至清末始废的分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的制度。隋文帝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为世族所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又增设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又增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各科。
关于察举与科举的优劣，苏轼在《谢制科启》中，作了精辟的论述，所论虽指制科，但对进士科也完全适用。此启首论国家取士之难，察举、考试各有利弊：“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临时。兹二者之相形，顾两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属之风，或因而滋长。此隋、唐进士之所以为有弊，魏、晋中正之所以为多奸。”这段话讲得很深刻，科举考试，不看平时才行，而决定于一试，未必能真正发现人才；而九品中正的察荐制度却为开后门（所谓“请属之风”）大开方便之门。
宋代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又云：“贡举虽广，莫重于进士、制科。”进士科是常科，多数时间是每三年一试。考试时间是“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考试内容，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后又增策论，御试即考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北宋前期“但以诗赋进退”。仁宗天圣间，“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仁宗末年，已开始专以策论升黜。《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三月载：“刘筠得（叶）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擢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从熙宁变法到北宋末，罢诸科而存进士科，罢诗赋、贴经、墨义，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其实质就是变考声律（诗赋）而为考议论（经义、策论）。其间，元佑年间曾短期恢复诗赋考试，与经义兼行；但到绍圣初又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南宋初又恢复了元佑分诗赋、经义取士的制度，终宋之世，大体未再变。总之，除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外，宋代都以诗赋、经义、策论取士。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云：“自国家之初尚诗赋，而士各精于诗赋，如宋祁、杨寘、范镇各擅体制，至于夷狄犹诵之。自嘉佑以来尚论策，而士各力于论策，乃得苏轼、曾巩辈，至今识者各仰之。自更经义以来，授以成书，谓之新经义，惟善其说者乃中程登第。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即不中程式，虽善必黜之。士方为禄学，无少长贤愚靡然从之，惟恐不相胜。虽有长才者不得骋，虽有知其抵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涂人耳目，窒人聪明，溺于傅会穿凿之论，因使人材阘葺，器识卑下，闻见单陋，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因之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核之说以为理，又使斯士浮伪惨薄，不诚不忠厚，其患岂不大哉！”可见北宋科举考试的内容发生了三次变化，宋初尚诗赋，嘉佑以来尚论策，王安石变法以来尚经义（实为明清八股文的前身）。
宋代科举进一步完善，较之唐代有很多变化。
第一，就考试内容看，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代重论，经义、策论都是论，律赋也以论为主要内容，“赋者古人规谏之文”。
就唐宋皆用以取士的诗赋比较，唐重诗，宋则重赋。欧阳修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刘敞《杂律赋自序》云：“当世贵进士，而进士尚词赋，不为词赋，是不为进士也；不为进士，是不合当世也。”刘克庄《李耘子诗卷》：“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宋人为入仕计，不得不从小习赋，因此名篇佳作，代不乏人。姚勉撰《词赋义约序》论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说：“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宋代典籍有很多“用赋取状元”的记载，彭大翼云：“宋真庙朝，徐奭作《铸鼎象物赋》，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齐作《置器赋》，有“安天下于复盂”之句，皆以文辞理致擢为第一。仁庙朝吕臻作《富民之要在于节俭赋》，有“国用既省，民财乃丰”之句，上方崇俭，亦擢第一。”叶适云：
“诸律赋皆场屋之伎，于理道材品，非有所关。惟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见，故当时相传，有“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倘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之句。”宋庠云：“王沂公（曾）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着绝出，有若神助。”《有教无类赋》已佚，仅存残句：“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
赋盛行于世，其警有句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为言虽鄙，亦着题也。”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韵的《有物混成赋》还存世，见《皇朝文鉴》卷一一。邵伯温云：“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吴处厚评《有物混成赋》云：“王曰：“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青箱杂记》卷二又云：“（太宗取河东，）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是年李巽亦以《六合为家赋》登第，赋云：“辟八荒而为庭衢，并包有载；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闭无关。”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则之雄壮。巽字仲权，邵武人。以《土鼓》、《蜃楼》、《周处斩蛟》三赋驰名，累举不第，为乡人所侮曰：“李秀才应举，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时得离身？”巽亦不较。至是乃遗乡人诗曰：“当年踪迹困泥尘，不意乘时亦化麟。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盖国初犹袭唐风，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则以席帽自随。”
第二，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禁止进士称主考官为恩师，自称门生。在宋以前，进士与主考官的关系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顾炎武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虽然“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登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颜、闵、游、夏等并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但并未真正实行。《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载：“太祖建隆三年（９６２）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除赐宴外，不得辄有率敛。并依后唐长兴元年六月敕处分。”唐代一般仅设一人知贡举，宋代除设权知贡举外，还设同知贡举数人，省试用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权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卿监、郎官参详，馆职、学官点检，御史监视，这也是为了分散主考官的权力。
第三，实行御试，把进士的录取权收归皇帝。开宝六年（９７３）二月，以李昉权知贡举，三月，宋太祖以所奏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濬材质鄙陋，应对失次，黜去。而武济川为李昉乡人，正好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李昉取舍不公。太祖乃令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并御讲武殿亲自复试新及第进士及下第进士，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题，得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五经以下一百一人。自此殿试（又叫廷试、御试、复试）遂为常式。
柳开《与郑景宗书》引徐士廉伏阙请太祖廷试云：“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惟岁取儒为吏，官下百数，常常赘戾，以其授于人而不自决致也。为国家天下，止文与武二柄取士耳，无为其下鬻恩也。”御试就是把进士及第与否的决定权由“授于人”变为“自决”，收归皇帝作决定，把进士从主考官的门生变为天子门生，至少名义上是如此。
第四，扩大录取名额。宋代科举考试，除“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外，其他人皆可应试，并大大扩充了录取名额。唐代及宋初的进士及第者，每年不过一二十人、二三十人。宋代自太宗朝起，动辄数百人，甚至逾千人。这虽使中下层士子有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但也造成宋代的官冗。宋代的疆域小于唐，官员竟“五倍于旧”。但从总体看，宋代的进士考试是宋代人才济济的重要保证：“（宋代）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第五，为防舞弊，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制度。
一是严禁请托。过去，知举官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可荐所知者。乾德元年（９６３）九月，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云：“有笃废疾者不得贡，贡不应法及校试不以实者，监官、试官停任，受赂则论以枉法”；并“谕馆阁台省官，有请属举人者密以闻，隐匿不告者论罪，仍诏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二是为防考官照顾所识应试者，实行糊名、誊录考校制度。
淳化三年（９９２）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所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诸司供帐，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两京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官考校。”
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凡与考官有关的官员子弟、亲戚、门客应试，必须回避，另派官员考试，称为别试或别头试。《宋史·选举志》二云：“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
四是考试期间实行锁院，锁院自任命知举官之日起，到殿试发榜为止。《长编》卷三三载，太宗淳化三年春正月，“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
第二节 锁院五十日与《礼部唱和诗集》
从嘉佑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至三月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在这将近两个月时间里，实行锁院，考官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省试诸公为打发时间，例有唱和，欧阳修把这些唱和诗编为《礼部唱和诗集》。
唱和之作古已有之，大约汉末就有了。但古代的唱和诗，和意而不和韵。洪迈云：“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和韵诗自唐元（稹）、白（居易）始，张表臣云：“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和韵诗有三种形式，刘攽云：“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而不必次。”
宋代唱和成风，仅编成集的就有《二李唱和集》、《广平公唱和集》、《商於唱和集》、《山游唱和诗集》、《岐梁唱和集》、《坡门酬唱集》、《张子厚睦州唱和集》、《筠阳唱和集》、《汝阴唱和集》、《同文馆唱和诗》、《会稽唱和诗》、《永嘉唱和诗》、《睦州唱和诗集》、《许昌唱和集》、《轩唱和诗集》、《南岳倡酬集》、《西湖唱和诗》等，欧阳修编的《礼部唱和诗集》只不过是众多唱和集中的一种而已。其序（卷四三）云：
嘉佑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其间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故其为言易而近，择而不精。
然绸缪反复，若断若续，而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虽滑稽鄙俚犹或不遗，而况于诗乎？古者《诗》三百篇，其言无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乐而不流，以卒归乎正，此所以为贵也。于是次而录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传于六家。呜呼，吾六人者，志气可谓盛矣！然壮者有时而衰，衰者有时而老，其出处离合，参差不齐。则是诗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为笑乐。至于慨然掩卷而流涕嘘嚱者，亦将有之。虽然，岂徒如此而止也，览者其必有取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