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靠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薛岳、刘湘、刘文辉、杨森10多万大军南攻北堵的战略企图。8月，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4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接着毛泽东又率领红军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危机，冲破人类生存史上的极限，走出了亘古而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战略企图。蒋介石大为震惊，突发奇想地于9月7日给时任“剿匪”第三路总司令的朱绍良拍发了一份特急电报，令其在“剿匪”区域颁布一份重金悬赏缉拿毛泽东及其他中共和红军领导人通缉令，幻想以此会有奇迹发生。这位蒋委员长亲自为这份通缉令制定以下具体“悬赏规格”：
1.生擒毛泽东者奖洋10万元，献首级者奖洋8万元。
2.生擒彭德怀、林彪者各奖洋6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4万元。
3.生擒博古、周恩来者各奖洋5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3万元。
4.凡生擒共产党师以上的干部者各奖洋3万元，献首级者2万元。
……
这份悬赏令的金额可是不菲的数字，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与美元比值为3.75：当时一个普通3口人家一月生活费用仅为3元，在当地买一头牛才20多元法币。而银圆(俗称“大洋”)比法币更值钱。然而，蒋介石的通缉令赏金再多，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无济于挽救他的失败。同年9月，毛泽东率红1方面军主力攻占天险腊子口，击溃敌重兵围堵，翻越六盘山高峰，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吴起镇，与由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和陕甘红军组成的红15军团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接着毛泽东又指挥会师后的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一举歼灭受蒋介石驱使剿共的东北军一个主力师，俘敌3000多人，为党中央在西北重新开设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而蒋介石对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所发的重金悬赏通缉令，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据有关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悬赏通缉令后，颇有兴趣地让人找来一份看看，当他接过这张悬赏通缉令浏览之后便嘲笑地说：“看来我毛泽东的人头还这么值钱，又涨价了，可惜他蒋某人这次又要落空了。”站在他一边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诙谐地对毛泽东等人说：“我们也给他蒋某人发个悬赏通缉令：凡生擒蒋匪介石者奖钱10文。”旁边的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和红军将领忍不住开怀大笑地说：“你开的价也太小气了。”张闻天一脸认真：“蒋介石哪能跟我们共产党人比，给他开价10文已经够高了，我看给他5文就够了。”
蒋介石在得知红军胜利会师陕北后，也感慨万分，他根本没想到也无法理解凭他强大的军事实力，竟然对付不了被他围追堵截逼进绝路且又缺粮少弹的红军。
（摘自《档案时空》）
清末“人体炸弹”真相
革命党人最喜欢的武器，是炸弹。无论是暗杀，还是起义暴动，革命党人首选的利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炸弹。这种炸弹，多半是手掷的，类似后来的手雷或手榴弹。广州革命党人炸广州将军凤山，炸水师提督李准，北京革命党人炸禁卫军统领良弼，都用的是炸弹。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也是用的炸弹，只是还没来得及接近目标，就因火车的晃动，炸弹提前爆炸。暗杀如此，革命暴动也如此。
辛亥年黄花岗起义，革命党先锋个个手持炸弹冲锋，炸弹大王喻培伦造炸弹手艺一流，起义所用炸弹，都出于他之手。林时爽率二三人，边冲边扔，所向披靡。黄兴后来总结经验，说起义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大部分起义者不善掷放炸弹。辛亥革命中，各地革命党起义，几乎都离不开炸弹，以至于革命军中有一种特别的兵种——炸弹队，一干敢死队员，手中没有别的家伙，只有炸弹。这种在后来的战争中是稀松平常的玩意，但在当时，清军听听都怕。
清朝的军火工业，是师夷之长技的果实，很早就会制造火药，从黑火药到栗色火药到无烟火药，都会造。在19世纪80年代，就会制造水雷和地雷，但却没有制造过手雷或者手榴弹。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初，手掷炸弹这种武器就已经出现了，但广泛地应用到战场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事。革命党人获得枪支不易，好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只要能搞到相关的化学原料，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尝试一下。有危险他们不怕，因为原本干的就是玩命的事。
革命党人自造的炸弹，有威力比较小的黑火药炸弹，也有威力很大的硝酸银炸药甚至硝酸甘油炸弹。试制炸弹，是留学生们的杰作，他们从国外学来了化工知识，唯一的应用，就是造炸弹。在日本试验，回国也试验。后来日本人管得比较紧了之后，革命党人多数的炸弹，都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个革命党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其中一种炸弹的制法：用普通香烟铁罐，装入盐酸、液体燃料，再掺和一点铁片（飞溅出来增加杀伤力），中间有孔，用玻璃管装上硫酸，封好，最后用铁盖盖上。这样的炸弹危险性极大，稍不慎，就把自己炸了。
阎锡山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同盟会中人，据他自己讲，他回国时，曾经带回两颗炸弹，准备革命用的。但是，回国做了官之后，一直就放着没用。当年以翰林身份投身革命党的蔡元培，就曾经是个炸弹迷，据说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炸弹，就是他参与试制出来的。由于香港九龙一带清朝和港英当局两不管，所以，革命党人在那里设置了造炸弹的据点。无怪乎广州的革命党人，无论暗杀还是暴动，都喜欢用炸弹，供应充分。但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试验往往失败的比较多，好些人因试制炸弹而负伤，甚至丢了性命。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试验炸弹失败，炸伤了自己人不说，还累及机关被发现，连党人的花名册，都落到了清政府手里，差点坏了大事。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革命军中，炸弹队20余人，才有6颗炸弹。像四川这样偏僻的地方，试制炸弹，实在太难了。还没等革命军进城，性急的城里学生做了假炸弹，在会场上吓唬重庆知府和巴县知县，让他们交出政权，还真的奏效，两个乖乖地把大印奉上。可是，广东阳江的革命党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也做了假炸弹，去吓唬当地的巡防营，要他们投降。巡防营还真的害怕，正在犹豫，一个冒失鬼把假炸弹丢了出来，只冒了股烟。这下人家知道是假的了，一阵枪就把革命党给打跑了。
清朝的军队和官员，尤其是满人，对于炸弹，往往怀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在传说中，人们往往把炸弹传得很神，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不仅可以把人炸飞，而且可以炸开城墙。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有人传说革命党人有种人体炸弹，不是现在极端恐怖主义者把炸药捆在身上那种，而是说人把炸弹吞到肚子里，找到目标之后，一按按钮，人弹齐炸，威力无比。加上革命党人的炸弹战术，的确也成功过几次，所以，对炸弹的恐惧，就成了某些人的病。
原本，在袁世凯答应革命党人条件、逼清廷退位之后，满人亲贵集团还有人意图顽抗，但在彭家珍用炸弹炸死良弼之后，所有的满人都吓得如鸟兽散，偌大的王朝，连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六神无主的隆裕皇太后，只好乖乖地交出政权。这种对炸弹的恐惧，直到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满人亲贵依然有。原本这些亲贵还想赖着不走，负责执行的军官拿出手榴弹摆弄一下，就把这些人吓萎了，乖乖走路。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人拿炸弹来吓唬革命党，就不灵了。广东独立之后，各路民军都来到广州，鱼龙混杂，有支民军（石字营）因索饷不遂，乃携土制炸弹，来到都督府，声言若不立即发饷，就扔炸弹。当时的都督胡汉民就是老玩这个的，根本不在乎，立即命人将来人拿下，当场推出枪毙，连带着石字营也给撤销了。
（摘自《辛亥：摇晃的中国》张鸣/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