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极限”呼唤中国城市化
鉴于北京、深圳等国内大城市试图想方设法控制人口，并且人们热烈地议论这个话题，学者秋风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城市的人口最优规模无法计算，也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无法达到城市人口规模的最佳效果。而在自由的城市里，资源是没有极限的。其论据之一是：1980年，一位生态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就5种金属——铬、铜、镍、锡和钨——未来的价格打赌，以1000美元下注。那位生态学家是58岁的保尔·厄尔利奇。1974年时他预测，到1985年，人类就将进入资源匮乏时代，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矿产将濒临枯竭。那位经济学家名叫米利安·西蒙，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坏事，而是一种实惠，它最终会导致更干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因为有更多的人奉献出了更多的创意。因此，地球上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两人打赌的结果于1990年秋揭晓。厄尔利奇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将一纸有关金属价格的计算结果，连同一张576.07美元的支票寄给了西蒙。他认输了，剔除通货膨胀，自1980年以来这5种金属的综合价格下降了。西蒙作为一位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再三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常识：过去几十年，全球人口增长了好几倍，但资源并没有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出现枯竭，相反，所有物品的供应更丰富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马少华先生提出反驳，理由是：人口与资源的制约关系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不仅城市为然。所以，才有全球控制人口的基本共识和中国计划生育的国策。而一座城市比一个地球的空间要小得多，它的资源制约问题更具体、更逼仄，转圜的余地也更小。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接受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而不能接受在城市范围内控制人口呢？
我认为，马少华先生所谓的资源，跟秋风先生所谓的资源，本质上不是一个概念。马少华先生文中的资源概念，是宏观资源的概念，是一个地球，至少是一个国家内的资源概念；而秋风先生文中的资源概念，只是中观层面的资源概念，更多关注的是城市资源问题，虽然其引用的论据是一个宏观资源问题。对于秋风先生的问题，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故事：十八九世纪有个著名的人口学家叫马尔萨斯，他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所以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他胡说八道！并举例说，中国明朝初期人口是6000万，现在人口上升了20倍，人均寿命则比明朝时上升了近一倍，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比明朝好了许多！
我认为，宏观上，在一个地球或一国之内，静态地看，或者从自然资源的自然生成规律与人口增长的矛盾上看，资源是有限的。而正是因为马少华先生所言的宏观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就更不应该实行城市人口控制，而应该敞开城市大门，让更多的人从农村自由进入城市。
我的理由是：
第一，在人口和资源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城市化是最节约资源、最高效率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这一点早已无须证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第二，人们往往只看到“外来人口”进城是和城市“争夺资源”，却常常对他们带来的资金、智力、劳动力以及各种创造的资源视而不见。近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区人口增长近10倍，不仅可以发展生存，而且发展生存得比以往都好。东莞20年前人口仅20万，现在400万以上；深圳原来人口不足几万，现在已经1200多万，而2001年这个时候只有400万。如今这些地方是更繁荣稳定了，还是资源衰竭城市萧条了？有目共睹的事实明摆着，说明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不断增强的。日本是全球公认的资源短缺型国家，但东京入管局局长坂中英德提出，日本要维持目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要在今后的50年内，接受3000万外国移民。他的观点引起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共鸣。（2004年9月2日《新京报》）
第三，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为阻止城市化，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和人口增长代价。若干年前，中科院通过卫星遥感，曾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超载造成许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1/3.半个多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1.5倍，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3.5倍。而据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的分析，由于二元户籍制使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多生了1亿人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平方公里，少了一半。
既然城市化是最节约资源、最高效率、最文明、最能有效节制人口增长的人类发展模式，为什么今日中国的大城市普遍以“资源紧张”为由妄图实行“人口控制”呢？
二、城市的“磁石效应”和“公共汽车效应”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李南玲姚润丰），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的管理人口2005年已达到1200万人（《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22日）。耐人寻味的是该报道将深圳的人口结构分为4种：一是原住民，即特区成立之前的当地人，约31万人；二是户籍人口，165万人左右；三是常住人口，有432万多人；四是包括来深圳做小工、当保姆等的滞留人员，约有600多万人。
将非户籍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滞留人员”，在人口分类统计中，似乎是个独特的创造，耐人寻味，它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北京市民建议“限制低素质人口”。
一些人在设想对城市实行“人口控制”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用最陈腐落后的身份等级观念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他们有所不知，在一个资源配置高度市场化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迁徙就像空气流动一样难以人为调控。于是一些人转而求诸别的办法。比如很多人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是因为享受到了更多的财政拨款和政策优惠。如果通过产业调整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来控制人口，或许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釜底抽薪之举。
这种想法很普遍，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全面。北京1100万户籍人口，外加4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1%多一点，却占全国财政开支的2.7%（《新京报》2005年8月14日）。但日本东京20世纪50年代占全国人口的10%，财政支出也占全国的10%。到2000年，其人口仍然占全国的10%，1200万左右，但是今天，却猛增到了3500多万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日本作为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东京之于日本享受到的特殊财政支持可不像北京之于中国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
再说上海和深圳，上海和深圳不像北京有那么多政治资源带给它的财政倾斜，但是几年来人口一样突飞猛进。深圳2001年人口只有400万，今年常住人口已突破1200万。
在我国，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还有重庆，重庆的发达程度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深圳，为什么也聚集了那么多人口呢？
因此，如果不认真研究总结城市发展本身的规律，则无论是试图通过产业政策调整，还是通过财政公平策略，抑或是通过什么“人性化”手段“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还是“鼓励人们从城市转移出去”，都是不得要领，结果都是做无用功。
在我看来，城市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规律，用形象的比喻就是“磁石效应”：往往是越大的城市，吸附资源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强，就像越大的磁铁磁性越强一样。城市发展的原因是格外复杂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都是原因，但这一切，都摆脱不了“磁石效应”的控制。在中国，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城市（为什么是100万，我有过专门论证，也有联合国的调查数据为证），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强磁场”，强烈地吸附城市以外的人口和资源。这种“磁石效应”，是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试图用人为的、单边的力量对它做出改变，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或许有人说“城市化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更多的城市来实现，而不一定通过所有人都涌进几个特大城市来解决”。其实，“发展城市”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就是个体自由选择城市的过程，而不是城市来选择个体。而所谓“特大城市”是个什么标准，却是无法自我定义的。如果2001年深圳400万人口的时候宣称自己已经特大，并且采取一切办法（事实上不可能）控制人口，那么今天其1200万人口又是什么概念？同理，2000年东京人口1200万，它也不敢宣称自己已经特大因此就阻止“外来人口”进东京，而东京今天已经有3500万人口。既然所谓“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无法自我论证，其“控制人口”的理由自然也站不住。
但为什么一直听到有人说要控制城市人口呢？这就是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效应——魏海田先生说的“公共汽车效应”：住在城里的人，会因为外来人口不断进入而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日渐局促，他们会觉得比起原来的生活感觉更拥挤，更嘈杂，上下班消耗的时间比原来更多。于是他们就会呼吁，对外来人口的进入要加以限制。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汽车效应”：没有上车的人拼命往上挤，已经上车的人就希望下面的人不要再上了。不幸的是现在有关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决策，就是这些现时的“城里人”做出的。
问题是，城里人认为不堪忍受的拥挤、嘈杂、交通拥堵，城外人也许并不觉得不堪忍受，因为他也许会觉得还是城里内耗小、机会多，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华。在我国人口流动越来越自由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寻找“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环境。当他发现某个城市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一定会向这个地方流动。任何人都挡不住，别人无法代替他做出选择。现在的城市只达到“公共汽车效应”境界，即城外人想进来、城里人不希望城外人进入的境界；并没有达到“围城境界”——“城外人想进来、城里人想出去”的境界，说明城市的“容量”还大得很。等到城里人真正不堪忍受了，自然会有一些人乃至许多人搬出去，或者住到郊区，根本不需要任何政策动员和疏导。到那时，顺应的是另一种自然规律：中低收入人群高密度化生存，高收入人群低密度化生存。
三、城市资源“短缺”的实质及对策
深圳最近一段时期一直在强调自己面临土地、能源、人口、环境四大危机，并试图通过外来人口子女借读费，其父母必须加入当地社保等措施，控制外来人口增长。
许多大城市近年来“限制”外来人口的理由和深圳几乎如出一辙。但其所谓的资源危机，实质上不是真正的社会资源危机，而是传统僵化的以户籍为模式进行行政管理导致的政府公共资源危机。以深圳为例，其宣称管理人口已突破1200万人，而承载这上千万人的深圳总的土地面积只有1953平方公里。事实上土地是可以适当向外扩张的。深圳市2003年就已经决定将宝安、龙岗两区218个村，总量为956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除了“已建成区、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山林地、坡度大于25°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之外的260平方公里全部变为国有。（《新京报》2004年7月1日）
但深圳的教育资源却实实在在受到了挑战。并不是“人口问题让深圳的城市资源、环境的可承载力逐步逼近极限”，使有关方面被迫做出控制人口的决定，而是“子女上学、社会治安”等现实的政府压力让有关当局难以应付。
面对这种局面，有两个选择：一是增加治安力量，加强学校建设，以满足人口增长之需；二是学校和警察维持现状，控制外来人口。前者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后者则似乎不必增加其财政投入。于是，城市管理者优先选择后者。
表面上是城市管理者在“主动”调控城市人口，实质上是在被动应付其过去不合理的调控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深圳“十五”计划制定的2005年人口规划目标为480万人，目前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000万，户籍人口仅171万。无论教育还是治安管理，均赶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然而，今天的疲于应付，难道就不会为明天的管理者埋下祸根，使未来的管理当局更加被动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无论通过控制户籍人口比例，还是通过抬高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门槛，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自由流动的趋势。暂住人口一再突破户籍和人口目标控制，使流动人口占深圳人口总量的80%以上。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而目前在深圳就读的学生有40.9万人，其中暂住人员子女仅21.21万人。171万户籍人口里就有将近20万学生，而1035万“暂住人口”里也仅有20万出头的学生，充分说明流动人口的子女大部分并不在深圳就读，试图通过控制子女就读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看来只能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相情愿。从全国态势上，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就在1亿人以上，而留守子女则高达2000万以上。
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一条永远回不去的路。在市场条件下，人口和其他一切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社会基本规律。在这个规律下，希望各地城市管理者要有真正的前瞻性、包容性的眼光，审时度势，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只会使自己陷入时时被动、处处被动的恶性循环。
城市资源与人口之间政府公共资源的相对短缺，固然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社会保障水平不一致有关，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落后的户籍管理模式。中国内地的城市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他们“一视同仁”地从所有居住在本城市的居民中收取税费（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是消费税。而且，有国家权威数字为论证，从总体上看，各级政府收取的总税费远高于公民的工资总额。而政府总体上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却几近于无），从包括大量外来人口在内支撑起来的房地产开发中获取巨额利润，却只需为其中的少部分甚至极少部分“户籍人口”提供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深圳又是这方面的“典范”：从1200万人里收税，却只需为171万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城市政府都热衷于控制户籍人口的原因所在！
有人说，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地少人多”，并且把一部分人口强制性地置于农业领域，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半失业状态。因为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制度难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于是便产生了对立比较严重的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如果骤然打破两者之间的壁垒（不只是户口形式），后果无异于一场社会动荡。例如，单单宣布农民可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养老金或退休工资待遇，那么，城市政府财政将立刻破产。再比如，按一种建议，让城市政府给一切愿意进城的农民提供廉租房，后果也相当惊人。所以，至今没有一个城市政府敢于采取激进的行动来结束我们的一段惊人、尴尬的历史。当初的错误让我们付出了今天的代价，所谓“死人捉住了活人”。
这话对也不全对。真实的情况是：城市资源短缺的实质是政府公共资源短缺，政府公共资源短缺的实质不是“外来人口”和城市户籍人口争夺政府公共资源，而是城市政府只收税费不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缺位！当初的错误让我们付出了今天的代价，如果我们还不敢直面现实，明天的后代子孙就要为今天我们的不负责任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绝非危言耸听。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一方面，要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速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绝不能听任各地城市政府画地为牢。要综合考虑环境问题，不要以为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就没有资源和环境问题，正如我文章第一部分写到的，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只会制造更大的资源、环境乃至社会不安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被相对剥夺的胶着阶段，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下一个全民福利共同增进的改革，只有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这是代价最小、效率最高，也是最容易达成妥协的改革，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或革命，给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都更大、更深远。高密度城市拯救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召唤！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处处被动。
四、用城市群战略实现区域与环境协调发展
2005年8月17日，河北省政府与亚洲开发银行在北京正式发布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该报告称，根据中国的贫困标准，在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省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该报告首次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
河北省这次采取了一种很规范、国际通行的方式，借助亚行的帮助，通过规范的调查研究，由国际与国内机构进行独立研究，然后以战略研究的方式提出问题。这一研究的科学性与中立性，通过其规范运作的方式得到了保证，这也使得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来自地方的一己之见。
“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很有冲击力，连国家发改委人士也表示，“环京津贫困带的提法的确很猛！”这一概念将京津冀区域差异问题，以极为浓缩、生动的形象进行了展示。一些参与课题的专家表示，“像河北省这样在距离首都不到100公里的区域内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化地区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报告中的数据对比称，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课题组专家还表示，“环京津贫困带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在离北京256公里处有一个四口之家，“房子是土泥房子，屋顶用柳条糊住。家具是一个水泥柜、一口锅、几个碗，另外还有几只羊。家中全部资产不足1000元。”“环京津贫困带”的提出，一方面把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用生动的形象摆在了人们面前，引起人们的强烈震撼；另一方面，也把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给了世人一个极其直观的印象。“环京津贫困带”报告认为，“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有历史、现实、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为保护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风沙危害，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使当地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对于北京和天津来说，如何进行合作甚至补偿周边地区，将是合乎情理和道义的，并且是区域协调发展所必需的。报告认为，“国家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农民要吃饭”这三方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该地区持续贫困。“环京津贫困带的根源不在贫困本身”，而是决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
陈纲先生日前在《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2005年8月23日）撰文认为：简单的“输血”是不够的，应该赋予环京津贫困带“造血”功能。最有效的办法是京津冀市场的对接、产业的融合与转移。一种简单的思路是，除高精尖工业外，京津其余工业应迅速向周边转移，至少产业链应该延伸到周边贫困带，探索京津冀“双赢”或“多赢”的区域间协作发展机制。
这个思路，也许有助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但却必将以牺牲其中下游也就是京津地区的环境为代价。事实上，“环京津贫困带”体现出的矛盾，恰恰是环境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与百姓致富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一般的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矛盾。
很显然，消除“环京津贫困带”不能以牺牲京津及其他地区的环境为代价，京津地区的人口总数也远大于“环京津贫困带”的人口总数，即使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牺牲环境来消除局部贫困。我们已经为了京津地区的环境而牺牲了“环京津贫困带”，不能在同样的问题上再一次顾此失彼。
在这里，“环京津贫困带”为谁而贫、因何而贫的问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为了生态保护而致贫、为了保护京津地区而致贫。当地对于生态保护的投入并因此减少工农业畜牧业收入，但直接享受生态保护成果的，却是其“下风下水”的京津地带。
类似的情形，想必非京津城市带所独有，只不过京津地区地处华北，其空气和水源地生态更为脆弱，这方面的差异也更为突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今后我们还将会不断遇到这方面的挑战。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共赢的模式，既不影响环境保护，又不影响百姓生存和致富。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亚洲开发银行这份《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参考了美国田纳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亚地区，意大利的南方地区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地区，以及国内广东、浙江、福建、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经验，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设想。但这一设想可能与上述“西方经验”和国内的“东部经验”有很大差距，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差距主要表现为：环京津地区的治贫问题，是一个跨省的区域合作，而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不健全，甚至很多方面几乎无从操作；区域间的谈判协调能力也不对等，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完全由国家来承担，更不现实。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政策性贫困”应该获得“政策性补偿”。对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民众为了环境保护而做出的牺牲，政策决策者以及环保受益方应该共同为此做出一定形式的补偿。在生态补偿机制缺乏、很多补偿内容无法科学、合理量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群合作战略”，从两方面着手改变现状：
通过省区之间、城市群之间的战略合作，在改变生态贫困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投入上给予补偿，在保证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脱贫致富相统一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和区域补偿促进当地农牧渔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通过发展城市群促进生态移民。北京、天津等发达大城市，帮助和带动河北，发展京津冀大城市圈，通过一定的政策和经济补偿机制，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生态保护圈的居民适时迁出，适当减少生态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直至留在当地的人们仅凭生态保护就能脱贫致富。有人认为，采取人性化的措施疏散京津地区的人口，也是缓解区域生态环境紧张的一条出路。我认为此路不可行。且不论京津地区人口是否能够天随人愿得到疏散，中国人口就这么多，疏了此处必然密了彼处。在人口总量不变的静态环境下，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假设在农村平均一人要五亩地才能生活幸福，在城市也许平均一亩地就能够富裕幸福！这样，相当于每从农村迁出一人，就腾出了四亩生态区。
“环京津贫困带”提法虽然很猛，但不可怕。关键是城市要有区域合作的大视野和“海纳百川”的大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