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请为细菌学系试验室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高士其对于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他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他做了仔细的记录。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担心，同时又被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1928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开始研究脑炎病毒。一天，高士其在实验室打破了一只装有甲型脑炎病毒的瓶子，解剖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又不慎割破了手指。于是，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的身体。
一天晚上，高士基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眼睛不听使唤了。他以为是眼病，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便昏昏欲睡。他的左耳变得听不清声音，有点聋了，脖子有点发硬，转头也很困难，就连手也有点发抖，脚也不大灵便了。他赶紧到校医院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他确实得了脑炎。他给高士其开了一张病情报告单，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
然而，高士其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学习。
1930年，高士其终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读完全部医学博士课程，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
高士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母校——清华园。老师和老同学看到高士其学成归国，都感到高兴。可是一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又都感到惋惜。有一位老同学劝高士其还是到美国养病为好，在国内那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是医不好病的。但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祖国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时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医院找到一份工作。高士其看不惯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医生，看不惯“商店加衙门”式的医院，与之格格不入，便愤然辞职。高士其失业了。这时，曾在美国结为至交的李公朴伸出了热情的手。他邀高士其到家里休养，并请高士其翻译一些文章，编点儿童读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社”认识了艾思奇。艾思奇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高士其不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科学小品文作为他沟通人民与科学及与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尽管他身患重病，握笔困难，但仍决心拿起笔来战斗。应李公朴与艾思奇之约，他开始为《读书生活》写科学小品文，由《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到《虎烈拉》，高士其把政治、文学、科学熔于一炉，写出了别具一格的科学小品文。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学小品集。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在科学文艺土地上，吃力地耕耘着，培育出鲜艳的花朵。
1937年8月，高士其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他终于来到日夜向往的延安。在延安，党的关怀温暖着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毛主席接见以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决心发奋工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解放了，高士其以更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从1949年到1965年中，共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以及两千多行诗。17年中，他着述了《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青年向科学进军”等十几本书。
1976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高士其同志全身瘫痪，讲话困难，行动不便，然而他却以超人的精力忙碌着，把全部生命献给了科普事业。
76.薛暮桥狱中求学
薛暮桥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世界上也具有权威性。
1979年，薛老赴美考察，美国的许多着名教授都纷纷移樽就教。薛老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教授们都被他的渊博知识、深刻见解，还有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所倾倒。他们认为，薛老如不是英国的“牛津”、德国的“汉堡”大学毕业生，也定是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因而，当他们听到薛老十分自豪地说自己只是“牢监大学”的毕业生时，不禁瞠目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这都是事实。薛老虽做过大学教授，自己却从来没读过大学，他的知识大都是在牢监中学到的，包括最深奥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薛老是江苏无锡人。1926年，二十岁的薛暮桥已是杭州笕桥车站的年轻站长；同时又是我党身负重任的年轻革命者。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薛暮桥等同志在开会时，由于奸细告密，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当时白色恐怖最为猖獗，入狱当晚反动派就从狱中一下子提出八个共产党人枪毙了。薛暮桥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唯一的念头就是准备慷慨就义，高呼“共产党万岁”为革命捐躯。
与此同时，他们牢中有一个人却居危若安，每天总是在狱中那昏暗的光线下孜孜不倦地潜心读书、学习。边读书边用指甲在字行中划道道，作圈点，好像这不是敌人监狱，而是他家的书斋。他就是我党早期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张秋人同志。
有一天，他读书完了，把书往铺上一掷，说：“敌人还想玩什么花样，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惊奇了，说：“你既然准备死，为什么还天天读书学习呢？”
“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张秋人诚恳地说：“在外面是天天闹革命，在牢里不能闹革命了，就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哪天才算学完！”
他这高瞻远瞩的见解，如电闪雷鸣，顿时使薛暮桥豁然开朗。是啊，列宁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锻炼所，而不是格斗场。我们共产党人就得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这样我党的素质才会不断提高。薛暮桥决心向革命前辈学习，为出狱后的革命斗争做准备。此后，他白天向张秋人学习，晚上听张秋人给他们上课。
然而，这种时间不长，头一天张秋人还给他们讲“二·七”的历史，第二天却被敌人拉出去枪毙了。张秋人虽然壮烈牺牲了，但他的高大形象常在薛暮桥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诲，时常在耳畔回响：“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哪天才算学完！”他愈加坚定了学习的信念。
反动派见对共产党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把薛暮桥等一大批人转押到“反省院”。妄图用教唱《小尼古思凡》《西宫怨》等颓唐歌曲“陶冶”这些“赤色分子”；又妄图用佛经一类书来麻醉瓦解这些政治犯的思想武装；并又用“三民主义”等书来给“反省人”洗脑筋。
愚蠢的敌人却给了革命者合法斗争的武器，他们自己并不看“三民主义”，而薛暮桥却研究起这本书来。
薛暮桥他们尽量利用敌人的愚蠢进行合法的学习。例如他们利用合法的途径买“不合法”的书。有时敌人突然来“抄笼子”，他们就用油纸把书包起来放进马桶里，使一些来之不易的珍贵的书，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
当时学习最难解决的是笔墨纸张，可这也没难倒他们。在狱中，写信要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去写。他们在写完信时，趁看守不注意把墨咬一口含在嘴里，然后赶紧回笼子把墨吐在早已准备好的针药小瓶子里，再加上水调匀，就成了墨水。至于笔，把扫帚柄的芦苇杆子削尖就可以代用。有了笔墨，纸张就容易了，包药的纸，佛经书的反面都可以大写特写。为了节省纸墨，大家还练了一手能把字写得很细很小的本领。
薛暮桥和难友们用这些简陋的书写工具甚至还办起了秘密刊物——《火星》，是给政治犯看的，经常刊登些学习心得或者由外面带进来的党的文件摘要，一个叫《洋铁碗》，给普通群众看的，主要登教育群众的短文。稿件是先由投稿者写在包药片的纸上，然后由“编辑”们抄写在佛经的背后，最后大家传阅。后来为安全起见，又办起了“盆报”，即把稿件内容写在白脸盆上，大家传阅，如遇敌人突然来抄笼子，就用湿布把字一揩了之。
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敌人周旋，薛暮桥又和同志们起劲学起外语来。因为那些不学无术的狱卒是不懂外语的，外语的理论书就可以公开拿进来学习。他们组织了一个世界语小组，薛暮桥是组长。他们与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挂上了勾，这个学校定期寄给他们讲义，每周都有练习题，大家都认真做作业，最后集中到薛暮桥那里，由他选择、修改成一份答案寄给上海的世界语函授学校。薛暮桥的世界语进步很快，在函授学校毕业考试时，寄去的毕业论文《牢狱中的一天》受到函授学校的好评，并被刊在世界语学会的《绿光》杂志上发表。学好了世界语后，薛暮桥又自学起英语来。由于掌握了外文、薛暮桥趁机大量地学习起马列主义书籍、经济理论和其他各种书籍。他一头钻进书堆里，把牢监变成了自修大学。
三年后，薛暮桥出狱。他辗转各地寻找党组织，并开始把牢监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学会”工作，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并在广西专科师范任教授。尔后，又到新四军任教导队训练处处长，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今天，这个昔日铁窗苦读的囚徒，已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
77.王力自学成才
王力是中国着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
王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里。当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了。他勉强读完小学，由于家境的日益变化，不得不辍学了。那一年，他才14岁。
王力失学以后，就在父亲开的小杂货铺里打杂，扫地、挑水、记帐、擦柜台、卸货物、什么都干。忙活一天，腰酸腿疼，他真想爬上床去美美地睡一觉。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想起了小学的国文老师曾夸奖他的文章作得不错，他不甘心终止自己的学习，就忍着一天的劳累，伏在灯下，阅读家里残留的古诗文。经过这样的自学，他的诗文和书法提高很快。
那时候，在他的家乡，逢年过节文人们要聚在一起，进行对联比赛，王力居然勇登赛场，而且常常出奇制胜，压倒那些飘着胡须的秀才学士，夺魁中彩。这一来，王力的名字就闻名乡里了。一位姓李的乡绅欣赏这位少年的才华，便聘请他当了私塾先生。
王力在姓李的乡绅家里，每天给孩子上完课后，便翻开自己带来的古诗文，细细阅读起来。一天，他看书看得疲劳了，便合上书本，到院里走走。他无意中发现，在主人家一间破旧的仓库里，杂乱无章地堆满了书。他便走了进去，随手捡起一册，掸掸上面的尘土，读了起来。他竟读得入了迷，连晚饭也忘记吃了。
从这天起，他每天教完课，就钻进这间仓库，像一名寻珍探宝的勇士一样，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这堆书刊。他的求知精神，使主人深受感动。主人对他说：“那些书刊，还是先父在世时从广州广雅书院带回来的，放在那里也没人看，既然你那么喜欢，就挑一些拿回去读吧！”这真是喜从天降，王力高兴得连声向主人道谢。第二天，他真的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满满装了14箱，搬回自己的寓所攻读起来。
这14箱书，内容广泛，种类庞杂，大大开阔了王力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头脑，对他后来能在学业上得到深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力边教书，边自学，不久被学校聘为高小教员。这时，同他一起教书的一位老教师鼓励他说：“凭心而论，根据你的才智，做高小教员也委屈了你，你应该去上大学呀！”老教师的鼓励，触动了王力好学上进的心，在同事们的资助下，凑足了路费，告别家乡，奔赴上海，进一步深造去了。
在上海，王力经过一年的认真准备，考进了北京的清华研究院。他虽然没读过中学，但是考试成绩很不错，在全部考生中名列第24位。这一年，王力24岁，正是他失学之后的第十个年头。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着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教授都在这里任教。经过10年艰辛自学的王力，非常珍视这个学习机会。他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听着教授们讲课，细心琢磨着他们的教学方法，决心聚众家所长，在学业上有所创造。
王国维教授讲课说理透彻，创见甚多，每次讲课完毕，还公开向学生申明，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尚未弄懂，需要继续研究。赵元任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通晓祖国各地的方言，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些，都给王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力有自学的基础，又得到名师的指教，成绩进步很快。他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古文法》的论文，梁启超教授细细审读论文后，批了八个大字：“卓绝千古，推倒一时”。
王力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贡献是杰出的。他的语言学着作甚多，直到80高龄之后，仍在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
78.唐弢自学苦练成为杂文家
唐弢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评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
唐弢家中祖辈务农，父母都不识字。父亲曾因没有文化吃过亏，决心将几间破屋典押出去，为儿子交学费。唐弢进了上海的华童公学，寄住在舅舅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