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越发展，美国越富裕。”这句话是郎咸平在吉林大学演讲时抛出的观点。听起来耸人听闻，然而事实上通过他所举证的例子我们又不得不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单纯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供应链的竞争市场。
什么叫做供应链竞争？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以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制造芭比娃娃，破坏污染中国的环境，浪费中国的资源。而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制造出价值1美元的芭比娃娃，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元甚至将近10美元。那么就是说在芭比娃娃的整个供应链中，沃尔玛的零售商拿到的产品增值是中国制造商的9倍。当然，中国制造商的1美元里还包括员工工资、税收、管理费用等。
那么，中国企业即便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利润空间也不过是在1美元之内徘徊，继续增值的空间已经被严格地限制。因此，中国制造业辛辛苦苦地做产品，却只能一直处于产业链中价值曲线的低谷，而同样一个产品，贴上一个品牌，就可以放在零售超市中升值10倍。这当然是品牌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品牌的重要性，中国企业也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只是全球化企业的竞争远不止于此。
郎咸平将产品增值的过程分割为六大软性环节：第一产品设计，第二原料采购，第三长途运输，第四订单处理，第五批发经营，第六则是零售。而中国制造业所承接的国际分工就是价值最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的制造环节。因此，无论我们的中国制造业如何努力，在他们只能获取1美元的同时，却帮国外企业创造了9美元的利润。
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关、经济学家，还是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呼吁、扶持中国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模式转型，解决这种永远处于“微笑曲线”最底端的状况。也只有通过产业模式转型，才可能在面对全球企业竞争的时候，有平等的话语权、终端定价权。而如果中国制造业如此颓废地发展下去，必然会痼疾日深，处境越来越艰难，最终被国际巨头企业完全控制。
中国制造业的怪圈
产品同质化的泛滥
企业如果不能以消费者为导向，而采用一贯的推式供应链策略，必然导致竞争逐渐加剧，产品模仿严重，最终导致同质化泛滥。因此，产品同质化是大众化市场的必然产物，是大多数企业最终必然陷入的误区。而真正能走得更远、更成功的企业，必须在避免产品同质化的问题上多一些思考。
理想的未来企业的竞争状态应该是合理竞争、差异化发展、有效整合、合作共赢的。而企业间的产品同质化则会激化恶性竞争，价格战、不正当竞争等，最终形成零和博弈的可悲局面。消费者的需求是需要被开发、创造的，而不是被抢夺和瓜分的，这就是产品同质化与差异化道路的根本区别，也是企业能否找到属于自己发展道路的关键。
造成同质化的原因
中国制造业市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主要源于中国很多企业存在抄袭、简单模仿和盲目跟随的经营模式。而之所以众多企业选择模仿和简单跟随主要由于企业对于营销的本质认识不够、市场定位不准确、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生产规模小等。
企业市场细分和定位不够细致，范围宽泛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呈现多元化倾向，中国市场已然进入小众化时代。这时一个企业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因此企业要开始研究市场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购买行为，并选择去满足哪一块细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在这一细分市场中进一步定位，找出这一细分市场中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小众化市场要求的是以消费者为核心，因此需要对消费者市场进行细分和定位，而中国的大多数制造企业却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企业想要很多、更多的消费者，甚至希望把消费者全部拢入自己的市场下，缺乏细致的市场细分。以家居建材行业的卫浴产品为例，国内不少卫浴品牌打着高端定位策略，目标市场定为中高端，可是它们忽略了这些中高端消费者中仍存在着消费差异需求。显而易见，这些企业并没有走出大众化市场的理念，也没有以消费者为主体，宽泛的市场细分满足不了这些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产品缺乏针对性，也就无差别可言，最终陷入同质化的境地。
宜家（IKEA）是瑞典家具卖场。“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是宜家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宜家大部分的门市位于欧洲，其他的则位于美国、加拿大、亚洲和澳大利亚。每年印刷量高达一亿本的IKEA商品目录中，收录有大约12000件的商品，号称是除了《圣经》之外最被广为散布的书籍。在提供种类繁多，美观实用，老百姓买得起的家居用品的同时，宜家努力创造以客户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经营方式，致力于环保及社会责任问题。
宜家在中国的定位进行过两次调整。宜家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由于全新的家居生活理念和独特的北欧设计风格，宜家很快成为白领与“小资”心中的理想品牌。但由于中国市场环境的改变及宜家一贯秉持的经营理念，宜家正通过持续的降价重新回归“金字塔的塔身”，宜家目标消费者锁定为既想要高格调又付不起高价格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白领阶层。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宜家是如何进行市场细分和定位的。宜家把自己的产品定位于不仅仅是白领的年轻消费者，他们比较欣赏并容易接受北欧的文化和产品，但收入水平又有所限制，目标市场和定位清晰，产品才有针对性，宜家的产品有现代感但不追求时髦，强调空间的运用效率和实用性，因此宜家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个性，也使得宜家成为中国八万家具企业难以复制的对手。
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差
迈克尔·波特曾就日本的市场竞争情况写过一本书，书名：《波特看日本竞争力》。他在书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强烈反映出最佳实务竞争，会导致竞争趋同，也就是同行所有竞争对手彼此模仿，形成零和竞争，导致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完全没有利润可言。”也就是说，策略方向的错误选择造成同质化竞争的产生。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往往采取跟进策略，而不是差异化策略，因此，当那些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选择生产何种产品时，中小企业往往是跟随着它们的步伐，模仿生产，以便争得一些市场份额。这样一来，整个市场只有盲目跟风，追求利益，难免同质化的产品会越来越多，同质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中国的制造业往往采取跟进策略而非差异化策略通常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技术的缺乏，导致创新的滞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电视机、微波炉、空调、冰箱、电话等低技术家用电器生产的正规企业和作坊式企业数不胜数，它们没有先进的技术，规模化的生产标准，它们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相同的。享誉世界的企业基本都有产品自主开发能力，有其核心的技术，它们掌握着产业链上重要的环节，它们能形成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一条龙，而大部分中国工厂基本上是仿制或为别人代加工。这些外资方牢牢控制着技术权，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中国由于缺乏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地位，只赚取了些辛苦费而已，产品开发能力低下，基本只能以仿制为主，自主开发的产品极少。产品没有创新，只是盲目跟风模仿，最终陷入了同质化的境地。
卡骆驰（Crocs）是美国的鞋业公司，创立于2002年，公司于2006年夏天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种鞋子外形和拖鞋十分类似，鞋面上布满了洞眼，同时还有一条用以防滑，可以转动的带子。
2008年，卡骆驰洞洞鞋刮热了大半个中国。2009年，卡骆驰洞洞鞋创造了7年内卖出1亿多双的传奇。2010年，以舒适、活泼和创意而风靡全球的卡骆驰洞洞鞋首次全线推出2010年春夏四大系列新品，并正式在中国宣布启动品牌全新的市场营销主题。卡骆驰洞洞鞋曾因质料较一般鞋子柔软，经常发生儿童因穿Crocs凉鞋被扶手电梯夹伤脚的事故。但这并不是卡骆驰真正在意的，它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跟风者太多，几乎在一夜之间，夜市的地摊上、小商品市场、街头小店中，山寨版“洞洞鞋”以燎原之势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同时，市场上一双外观相近的冒牌鞋的价格低者只要20元，一双专柜原版洞洞鞋价格却要200多元，山寨版价格大约只有正品鞋的1/10，因此冒牌鞋以低价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山寨鞋没有用Crostile专利材料，只是用普通塑料做成，但是外观甚至插在洞上的装饰都可以和卡骆驰的产品十分接近。对于许多追随潮流者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正牌相比，冒牌鞋只是少一个“小鳄鱼”标志，山寨版占据了市场的80%以上。卡骆驰洞洞鞋在2008年出现了财务亏损。
除了这些，由于产品自身的特点，比如机械、管道等设备产品，市场对各种钢管或机械设备的需求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的，这些产品也需按照国内或国际标准来生产，因此，这些产品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市场上同质化产品的大量供应。另外，目前国内市场监管法制不完善，监管力度小，处罚成本低；没有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及民众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些都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模仿者，山寨产品充斥市场，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
“同质化”竞争的影响
“怪圈”的产生
产品同质化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诟病，它会给正常的市场竞争带来严重的影响，最严重的当属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市场“价格战”了。一旦市场上的产品没有差异可言，企业就只能采用价格战策略来抢占市场份额。价格战是现代企业营销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价格竞争策略时，行业之间的价格战就会变得非常激烈。过度激烈的价格竞争逐渐演变为行业市场的恶性竞争，最终会导致行业陷入“低价—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怪圈中，利润率下降、经营风险增加。
激烈的价格战促使企业把重心放在了减少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上，而忽视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在正当的价格竞争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不得不通过降低产品的质量来达到低价。频繁地降价，使企业误以为低价格就是低成本战略，导致制造企业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偷工减料，通过压质来压价，价格的再次下跌将导致新一轮的“低价—低质—低价”循环。而市场中的低成本战略关键在于从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环节上控制开支，同时还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可见，低成本战略并不等于低价格的恶性竞争。
另外，低价策略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和规模效益，因此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来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从而又加重了产品同质化的程度。同质化的程度越深，使得企业又不得不开始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来销售自己的产品，获得的利润将会越来越少，直至毫无利润，最终“关门大吉”。
“低价—低质—低价”恶性循环怪圈的诞生使市场上优质优价的好产品被挤出市场，大量的低端产品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的权益遭受侵害，从而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另外，对于企业自身来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导致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因此，企业只有走出恶性循环怪圈，才能保证企业以及整个行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对企业的影响
同质化竞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市场上到处都是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有人说，市场上有90%的商品都存在替代品。消费者或采购商在选择产品时，就会与其替代品进行价格对比，货比三家，最终以低价取胜。低价的后果就如前文所说一样，最终导致整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怪圈，不利于整个市场的发展。同质化竞争对于市场先进入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后进入者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只需模仿、跟进就可以分得一块蛋糕。不少先进入者抱怨，自己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了好多，价格不得不跟着降低，销售幅度下降了，利润当然跟着下降了。同质化的产生，企业只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花在守住市场上，为了暂时的利润拼命地杀价，那些不肯降价的企业只能看着自己争得的市场份额被一块块地分割掉，甚至出现亏损。因此，“中国制造”成了廉价的代名词，毫无品牌效应可言。因此，对于企业长期的发展，特别是对于那些想冲出国门的企业来说，要选择创新而非模仿，选择“中国创造”而非“中国制造”，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浙江永康2009年荣获“中国门都”称号，而如今永康奋力向“中国杯都”进军。最多时，浙江永康从事保温杯生产及其配套的厂家达到1300家，日产量达到了10万只，拥有二十多家生产保温杯的知名企业。经过16年的发展，永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保温杯生产基地，当一家保温杯厂生产出新的保温杯时，周边就会出现大量的模仿者，所有的企业开始采取价格竞争，辛辛苦苦的创新者得不到应有的创新利润。由于存在大量的模仿者，保温杯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最终变成恶性竞争。市场领先者由于利润大量减少，选择退出市场，另外一些实力不强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
廉价劳动力的矛盾
从“黑三角贸易”到中国制造，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从未停止，只不过相对当年黑奴被贩卖的赤裸，今天的劳动力剥削隐藏得更深而已。当欧美商人把非洲黑奴运往美洲卖掉换取利润的时候，他们绝没有想到400年来这种剥削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全球化竞争的趋势逐渐加剧。
中国制造，这个一直为全球消费者所诟病的名字应该是所有中国制造业者共同的悲哀。当我们用自己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管理成本，在破坏了环境、污染了城市之后将产品卖到国际市场的时候，我们所能得到的利润，远不如受到的歧视多。我们一直以来出售给外国人的并非是具有定价权、价值增值能力的商品，而是可以任意剥削、压榨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说400年前黑奴是被动地被欧洲人贩卖到美洲，而今天中国制造业却是将广大华工的劳动力附加在产品身上主动地推销给全球竞争的国外企业。
中国制造业的悲哀在于，我们连“世界工厂”都不是，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加工厂”。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着强大的廉价劳动力推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廉价劳动力也成为我们最主要的比较优势。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则为3.5%，可见虽然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提升，但仍然低于亚洲平均劳动力水平。多年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一些行业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凭借着这些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获取他们的订单，赚取微薄的利润。
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国外很多知名企业入驻中国，这些世界级企业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据相关统计，目前入驻中国的世界500强已有九成多，在中国投资了多个项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外，廉价劳动力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众多的机会，中国的制造企业大多数是采取代加工模式。据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称，代加工模式不仅在过去的30年内为中国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问题，还给社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带来了市场变革的动力，使国内经济迈向了市场化和国际化。可以说，这种代加工模式让十几亿中国人在过去的30年里感受到了市场的存在。不可否认，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及出口行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这种廉价并不一定都是好事。
廉价可以让中国的制造企业获得大量的订单却无法替中国企业创造品牌，我们的企业虽然为世界500强制造企业，但却仅仅打上了“made in china”的烙印，我们被世界所知道的只是廉价的劳动成本。我们付出了一番劳动和辛苦后，却始终没有掌握住核心技术。“市场换技术”成为一则笑话，对外资企业而言，技术是其在中国的立身之本，因而，自然产生对技术的严格控制，并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的泄漏。从总体情况上看，外资方给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订单，随着订单给中国企业投入或转让了一些市场已过时的二三流技术，因此，自主创新才是首要问题。自主创新是提高中国制造含金量的必要条件，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才能实现“中国创造”，才可以打出中国品牌，利用品牌附加值赚取更多的利润。
廉价可以快速提高GDP却无法获得高利润和清新的空气。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我们是链条的末端，我们企业获取的只是加工费，大部分的利润已被外资企业拿走。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的概念，后被用于各个行业。对现代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产业价值链利润呈现一个“V”字形，即所谓的“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曲线的两端——研发和市场，中间是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一般而言，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有5%。
如果仅仅说我们的企业拿到了最少的一部分，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在给别人做“世界加工厂”时，却给自己的国家制造着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环境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加强环境保护也已成为中国政府目前的重点工作。外资在投资内地的所有资金中，六成多是用于制造业发展的，这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但这种制造业对中国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想象的。众多的数据和图片足以向我们证实环境已遭受污染的程度有多严重。著名的环保问题专家梁从诫曾经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同时，相当于是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垃圾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是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了自己的厨房里，留在了自己的垃圾桶里。
廉价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却无法提高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可以说，廉价是对中国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由于很多外资企业依赖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却并不高，导致他们失去了很多技术培训与再教育的机会，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水平。
有数据统计，印度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是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1.5倍，津巴布韦是我国的2.2倍，韩国是我国的12倍，日本是29倍，美国是47倍，可见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处于非常廉价的地步。发达国家往往通过高工资吸引本国工人专心生产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中国的低工资只能不断地吸引很多附加值低的工业，付出了劳动和辛苦，赚取了很低的利润，也没有获得外资的核心技术，却污染了环境。还受本国甚至整个世界指责，成了典型的“赔本赚吆喝”。
美国劳动统计局2009年4月发行的《劳动评论月刊》中有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力每小时的工资为0.81美元，仅为美国同期劳动力每小时工资水平的2.7%，日本的3.4%，欧盟的2.2%。虽然这只是2006年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数据，但从与美国、日本及欧盟的差距即可推测，尽管中国政府相继提出加薪政策，但2010年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将仍然处于廉价水平。
另外，原本廉价优势的根源已经不适应当前和谐社会发展的主题。在传统的生产制造业内，中国的普通工人对比日本工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艰辛和汗水，但是在收入回报方面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技术低、效益差的家族制造企业中，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过长、生活环境较差、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现象亟需得到改善。因此，在当今和谐社会的主题下，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那么诸如富士康引发的加薪事件在未来也绝不会是个例，面对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缺失威胁，我们的生产制造业将如何抉择？
在特定的时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是很好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也不会吸引那么多的外资企业选择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也就不会推动中国经济和GDP的快速增长。实质上这种低到极限的所谓中国优势的低价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挤压劳动者合理的劳动报酬、合理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而形成的。这种长期以廉价的劳动力为支撑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不仅形成的是落后的竞争力，甚至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为前进的阻力。
传统外贸行业的尴尬
国内外贸企业现状
外贸企业定义
外贸企业是指企业中有从事对外贸易（进出口）的企业，在国家规定的注册企业的外贸企业相关领域内对合法产品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商品、产品和服务流通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经济组织。它可以是自己生产的，也可以是通过收购别人的产品来实现的。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或民族工业，一般的国家都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加以鼓励或约束外贸行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外贸业务，就必须得到相关国家的行政许可，即取得进口、出口权，否则就是非法交易。从事外贸的企业审批往往比较复杂，要通过海关、商检、银行、保险、商会、政府主管部门来实现，同时企业从事的活动还要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和国际惯例。
外贸企业分类
白万纲在其《中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中将外贸企业分为3类：外资企业占58%，国有企业占20%，民营和国有企业占22%。而我们这里将从事外贸行业以及外贸相关业务的企业与公司分为3类：一类是外贸工厂，一类是外贸公司，还有一类是进出口代理。
外贸工厂就是指从事外贸行业的生产制造企业，包括所有的OEM、ODM、OBM的分类。这类企业一般拥有自己的全套生产设备，并且有进出口权，这样它们就可以做自营出口。
那么对于外贸工厂的交易流程就是：A是国外的一个采购商，看中了国内一家工厂B的产品，想要直接购买或者贴牌代工，然后运回自己的国家，如果这个生产企业有产品的进出口权，那整个贸易流程就可以顺利进行。
外贸公司是指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贸易公司，它的业务往来重点在国外，通过市场的调研，把国外商品进口到国内来销售，或者收购国内商品销售到国外，从中赚取差价。
那么对于外贸公司的交易流程就是：A是国外的一个采购商，看中了国内的产品，但他并不了解国内的市场，或者B没有进出口权。那么他们就需要通过中介的撮合完成订单交易。其中的中介公司在这里就叫做外贸公司，外贸公司从中盈利差价，或者抽取佣金和手续费。
进出口代理公司也叫报关行，它们是针对一些较小的从事外贸，但是没有或者不愿意接触复杂的报关流程的工厂等，提供出口报关代理服务。而一般大的外贸企业都有自己的报关行，也就不需要外部的代理机构来做了。
本书中所提到的中国外贸企业主要是指从事外贸加工型生产的企业，也就是第一类的外贸工厂。当然，如果在经济危机中生产型企业受到挫折的话，那么外贸公司必然受到关联损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第三类报关行则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外贸经营方式
外贸工厂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根据国外采购商的需求按订单生产，而这些产品就是所谓的OEM或者ODM，在这个产业链流程中，“微笑曲线”的两端都被拥有技术以及销售服务能力的国外企业占据，而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微笑曲线”的谷底，赚取来自于廉价劳动力的微薄利润。
无论是服装的Prada、ColeHaan及Camper还是电子产品的罗技鼠标、惠普电脑、诺基亚手机及配件等都包含着中国制造业内中国廉价劳动力辛勤的汗水，甚至广受好评的联通定制iPhone手机，也由鼎鼎大名的富士康来代工生产。
包括东莞的电子产品的聚集地在内，在中国的深圳、温州、杭州等地，还有难以计数的工厂正在为这些国际奢侈品牌代工生产。它们范围或大或小，或是直接订单或是“二手单”、“三手单”，或代工整个流程，或负责中间的一个环节，或生产其中的某些配件等。但无须怀疑，它们生产的都是真品。
然而，当最终消费品被消费者购买，完成整个销售链条的时候，中国制造业能从中获得多少利润呢？答案是微乎其微。
调查显示：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售价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分销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零件供应商拿走14美元，那么中国为罗技代工的企业就只剩下3美元的利润空间。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员工工资、物流费用、水电、房租等生产管理费用。
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外贸企业的缺陷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抗风险能力差导致破产，无品牌、无渠道的尴尬导致迷失方向，资金回笼困难导致生产无法顺利进行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时候外贸企业才突然明白，当其他企业兢兢业业做自己的品牌逐渐开始有起色的时候，自己竟然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当微薄的利润都无法继续获取的时候，这些传统外贸企业多年经营的经验竟然一文不值。
外贸企业特点
一是规模企业数量少，外资企业占比偏高、隐忧大。我市仅有金东一家入围全省进出口百强企业，而去年全市平均进出口额为621.8万美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52.3%。与此同时，我市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市比重超过七成，中资企业实力亟待壮大。
二是资源型产品占主导，高科技产品出口虽然今年以来增长了1.2倍，但占全市出口总量比例极低（仅占3.3%）；而与此同时，农副产品、服装出口增长乏力，增幅不到5%。分析原因，主要是我市自营出口企业所占比重不高，一些新兴产业立足满足内需。这与国家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为主型经济转向有关，因此这方面反而应当“乐见其成”；而那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农副产品、服装等出口下降，表面上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回暖、“土豆效应”（指危机中人们吃不起面包转而求其次，以土豆等杂粮充饥的标志性行为）消退，而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市这类出口产品至今缺乏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至今没有稳定的出口渠道，值得所有业界人士重视。反观堂皇、佩尔拥有自主品牌和设计能力的纺织服装企业，出口仍能保持30%以上的增长。
三是出口产品结构仍须优化，受我市既有产业结构影响，纸张、化学品、塑料制品、贱金属和矿产品出口占全市比重长期超过60%。近年来水泥、钛白粉等产品顺应国家政策调整，出口已经明显减少。纸张、化学品、五金工具、焦炭、铝箔等产品都是镇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仅科技含量较高，对环境的影响也远低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但此类产品极易受到国家政策调控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
传统贸易展会的没落
展会类型
广交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协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俗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为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外贸进出口相关的展会。展出周期为一年两届，分为春交会和秋交会，每届分为3期，每期持续5天。
广交会总展览面积达113万平方米（2010年春交会），展位数量达56，915个（2010年春交会），展品种类超过15万种，成交额达到343亿美元（2010年春交会出口累计成交），到会国家和地区有212个（2010年春交会），到会采购商203，996个（2010年春交会），参展商数量中出口展区有22，960家（2010年春交会），进口展区有399家（2010年春交会）。
拥有50多年历史的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48个交易团组成，有数千家资信良好、实力雄厚的外贸公司、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外商投资/独资企业、私营企业参展。
华交会
华交会全称为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East China Fair），是中国规模最大、客商最多、辐射面最广、成交额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创办于1991年。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南京市、宁波市9省市联合主办。每年的3月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开展，展期持续5天。总展览面积10.35万平方米，展位数量5000个，参展商数量（第20届）3353家，境外客商1.8万余名，国内客商2.5万余名。
昆交会
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昆交会）是由商务部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西藏六省（区、市）及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内外多家机构参与协办，以东南亚、南亚国家为重点的区域性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1993年举办首届以来，昆交会已经成功举办17届，每届都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客商到会，展出规模在2000个标准展位以上。展洽内容包括商品、技术进出口、国内外招商引资及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洽谈等，累计业务成交总额达314.27亿美元。通过17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昆交会现已发展成为集对外经贸洽谈、商品展览、招商引资、经济合作等为一体的国际商务平台，对中国西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东南亚、南亚的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哈洽会
中国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简称哈洽会）是中国政府批准举办的大型对外交易会之一。自1990年创办以来连续成功举办了20届，已经从区域走向世界，发展成为拥有3000个国际标准展位、10多个专业展区（馆）的国际性大型经贸洽谈会，是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最大展会，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全面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窗口。第20届哈洽会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2万中外客商、专业观众参会参展。
展会现状
作为中国外贸出口“晴雨表”的广交会近年来表现持续下降，尤其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在参展、展会人数方面可能并没有太大的下降，但是深层次来分析参会采购商的质量，就会发现外贸企业进出口的形势非常严峻。刚刚结束的第107届广交会表现就不尽理想，外商下单谨慎，不少企业吃了“零蛋”。
而且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它们参与广交会的积极性大受打击，而目前广交会吸引的很大一部分采购商都是来自于新兴的非洲等国家地区。这些采购商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对价格的敏感性相对于欧美采购商大大提升。而外贸企业产品、个性化、差异化方面的优势大多被忽略，最终只剩下国内同行间的价格战。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十几家鞋企和纺织类企业在首日大都“颗粒未收”。“现在大家都只是来看看，谈谈价，痛痛快快当场下单的外商很少了。”广州市伟冠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荫斌说。不论是鞋企还是纺织服装企业，与国外厂商的议价能力都很弱，提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在外商都很精，也讲究‘货比三家’。”陈新宇笑称：“广交会已成‘杀价会’，外商认准了你这家不做，还有别家做，价格被压得很低。”邓荫斌说：“咱们纺织服装类企业的利润空间就几个百分点，现在又被压价，利润空间就更小了，只好寄希望于量上。”
发展趋势
无论是广交会、华交会还是昆交会，目前的发展趋势都大同小异。传统外贸企业在广交会上的优势正在被逐渐淡化，而展会本身则越来越像一场万人相亲会，丝毫显示不出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优势。以前能够参加广交会的外贸公司和企业都是同行业里的佼佼者，是企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代表和体现方式；广交会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就是品牌和质量的保证。那么无论是对国外采购商还是国内采购商来说，这种品牌和质量的保证都是订单的间接保证。
但是近年来这类展会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原本门槛较高的品牌企业展会越来越沦落为一个拿钱就可以进入的“批发市场”，越来越没有企业自身特色的展会模式让这类展会逐步走向衰落。
首先，外贸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出口产品和出口企业只是很少一部分企业的事，很少的几家企业就垄断了中国的出口市场，那么国外的大量需求都需要它们来满足。供小于求的情况下企业自然是不愁订单，不愁利润。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外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出口企业也以几何级数的方式迅速增长。
那么单从这点来说，国外的采购商选择的机会不断扩大，它们就必然会不断地增加一些筛选企业或者产品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企业规模，当然也可能是单纯的价格比较。而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价格竞争的现象必然还会愈演愈烈。
其次，展会主办方服务深度越来越差。
广交会一直标称自己是最高层次的进出口展会，但是这种原本只是贵族企业的参展资格越来越趋向于平民化，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展会贵族式的服务也趋向于平民化。随着广交会从服务于国内的少数重点企业到目前的几千几万家大中小企业的转型，这种服务广度和深度上的力不从心逐渐地被暴露出来。
以前针对国内的大企业和高品质产品，它们可以针对性地精挑细选一些国外的优质采购商前来商洽，它们更关注产品质量、企业品牌、工作效率等；而随着参加广交会的门槛降低，平民化的参展企业越来越多。采购商的针对性几乎丧失，只关注价格的低端客户大量涌入，那么最终所能体现企业自身优势的也就只有价格了。低端客户对出口产品的价格斤斤计较，出口企业以牺牲质量为前提的价格战愈演愈烈，必然导致广交会总体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下降，然后形成一个“低价—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不仅一次次地降低广交会的整体质量，也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种毒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