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收录了我两次求学时的毕业论文，一篇是1997年至2000年，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时写的一篇“试论人物专访节目的主持人语言艺术”，主要从语言学层面论述人物专访节目的特点和技巧；另一篇是2005年至2006年，公派至英国鲁顿大学（今贝德福德大学）攻读媒体管理硕士学位，毕业时用英文写的一篇“BBC能继续生存下去吗？——关于BBC生存现状和解决方案的个案研究”，主要从传媒学的角度尝试对优化媒体资源、强化品牌建设的问题展开探索。
有意思的是，算上前面的那篇，这三篇文章正好是每五年一篇，同时也恰好记录了我从1995年9月1日踏上北京这块土地后整整15年来的学习和实践历程。
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两个硕士学位，三篇看起来还很显稚嫩的论文，就这样伴随我在自己喜爱的传媒领域实践中一步步走过来。不敢说它们会给您带来多少启示，因为我清楚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如果说做了一点事情，那也要归功于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以及“不至善不止”的那份坚持。
记得领导和同事们曾经给我一个很简单的评价——轴。意思是思想顽固、爱钻牛角尖儿，其实我自己倒很欣赏这份轴劲儿，因为它能让一个平凡的人通过坚持做一件事，并因此把它做好。
经常跟朋友们唠叨，不要老埋怨自己不走运，而应多想一想，我有没有把心思用在一个地方，然后持之以恒。在物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合力”，指的是各种力量加在一起共同产生的力量。那么，什么时候合力最大？一般的理解就是方向要一致，同方向的作用力会产生最大的合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这些力只有作用到一个点上才能形成最大，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内耗，到头来是没完没了的空转，没有效果的原地踏步。
引言
对人物进行专访，这并非广播电视的专利，从报刊、杂志到网络等等各种媒体，这种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有效的传播。只是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特别是电视所独有的声像兼备等特点和优势，使得运用广播电视的手段进行人物专访，可以更加充分地全方位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
同样，人物专访也并非主持人的专利，实际上主持人专访正是由记者专访演变发展而来。只是“后来当专访作为一种节目形态‘栏目化，栏目主持人化’了，或专访者相对固定、并充任栏目主持人时，就转化为主持人专访或主持人专访节目了。”主持人专访与记者专访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有，主持人的专访过程相对比较完整，栏目和播出时间比较固定，而且更加体现出个性化的特点等。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广播电视主持人人物专访节目（以下简称人物专访节目）方兴未艾。它是在相对固定的主持人节目（或栏目）中，由主持人做谈话的引导者，以主持人对采访对象相对完整的人物专访过程为主线、并辅以其他广播电视手段传播给听众或观众的一种节目形态，在内容上侧重被访者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感悟，客观展示被访者独特的人生经历。这种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进行交流的专访节目，将人际传播的优势与大众传播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能够直观、迅速、真切地反映人们在思想观念、感情态度等多侧面、多层次的信息交流。
人物专访节目在我国已有了丰富的实践积累，仅以电视节目为例，它或作为子栏目出现在节目中，如中央电视台新闻杂志类节目《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栏目；或独立成篇，如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杨澜工作室》等。这些优秀节目和栏目的大胆实践和创新，为人物专访节目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但相比较而言，国外此类节目的实践要早得多，虽然良莠不齐，发展得也还是丰富多样。
人物专访对主持人的要求很高，有很多规律亟待认识和总结。而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主持人语言艺术的研究，目前才刚刚拉开帷幕，由于相应理论的薄弱、主持人素质的限制和有关体制的约束，使得我们的节目在具体运作、可观赏性以及审美和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节目之间彼此雷同，主持人难以正确把握节目的采访进程、交流状况、语言运用以及自身定位等，与国外同类优秀节目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对节目主持艺术特别是主持人语言艺术的研究目前在理论界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主持人的语言艺术》、《节目主持艺术探》、《电视播音与主持》、《节目主持人艺术》、《节目主持艺术通论》、《节目主持语言艺术》、《节目主持人通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节目主持艺术进行深入的分类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同时，相关领域内研究的发展（如传播学、心理学等）也为深入细致地研究人物专访艺术提供了借鉴的可能。
关于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的研究目前在理论界还不多见。本文首先从节目形态入手，旨在完成对该类节目的界定、发展和特征分析，然后重点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论证该类节目中主持人的一般语言特征、语境的制约和利用问题，以及主持人的提问艺术。
论文主体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完成对人物专访节目的界定和要素分析，同时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综述该类节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主持人语言艺术的分析做好铺垫。
第二部分：这是全文的重点和精华，笔者分四节针对主持人的语言艺术进行论证和分析。其中，第一节概述该类节目主持人的一般语言特征，即：新闻性、人文性、即兴性和独特性；第二节从语境的角度具体分析该类节目在语境制约上的三个特点，即：真实性、具体性和双向性；以及语境利用的三个境界，即：记述的境界、表现的境界和糅合的境界；第三节把重点放到主持人的提问艺术上，并从提问艺术的基础——理解、提问艺术的纽带——感情和提问艺术的核心——交谈等三个方面进行多侧面的论证；第四节谈主持人语言的整体把握。
第三部分：重点针对目前理论研究和操作实践上的遗留问题做前瞻性思考，是对全文的总结和补充。
总之，笔者将立足于国内外的节目实践和理论成果，以较知名的电视专访栏目及主持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和借鉴，旨在寻找一条适合本国需要的人物专访节目主持之路。本文选题的确立和完成，对节目主持艺术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分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相关节目的实践也会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一、人物专访节目概述
1.人物专访节目的界定和基本要素
研究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自然离不开认识和分析主持人节目本身，事实上，这正是在对作为“立体概念”语言的研究中，进行栏目语境和节目语境分析的基础。关于人物专访节目的定义，笔者在引言中已经有所涉足，但还不够完备。比如：何谓人物专访？专访和谈话是什么关系？广播电视表现人物专访的手段又有哪些？等等。弄清了这些问题，对主持人的语言研究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首先，人物专访应归属于专访一类，根据采访的目的和内容不同，专访可以分为人物专访和专题访问，后者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意见性专访和事件性专访两种类型。显然，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各自专访的侧重点：
人物专访主要是对新闻人物所作的专访，其对象要求十分明确，或是有影响的政界领袖、知名人士，或是有专长的学者、科学家，或是有成就的模范、先进人物等；核心任务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和揭示，事件、意见是为认识和反映被访者服务的。而专题访问是就具体的某个新闻事件或某一个社会问题、现象、政策等进行的专访，目的是搞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事实性专访）或是传播有新意的观点和见解（意见性专访），采访指向并非是对采访对象个人的关注，人的出现只是为佐证事件和意见服务。
其次，主持人专访自然要划到主持人访谈的名下，后者包括了主持人专访和主持人谈话两种节目形态。不过，主持人专访节目是“主持人与专门的采访对象就一定的主题在特定的场景进行谈话的一种节目形态”……因此专访的对象一般比较单一和集中，主持人与专访对象“一对一”的专访过程成为节目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主持人谈话节目又称“脱口秀（TALK SHOW）”，是由主持人、嘉宾和受众（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的）“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因此谈话的参与者（尤其是受众部分）较多，“群言式”的谈话过程是整个节目出彩与否的关键。
其三，广播电视手段的充分运用是人物专访节目后来居上所不可或缺的传播载体。相对于报纸和杂志的人物专访，观众可以通过广播电视“观其行，听其音”，主持人尤其是被访人的音容笑貌尽现其间，在专访的同时还能借助音画优势，插入对人物背景方面的解说介绍，从画（话）里到画（话）外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全方位读解人物的需要。当然，由于人物专访的优势是“面对面”的对话交流，静景多，动感少，拍摄手段的复杂还会不同程度影响着被访人物的情绪和表现，因此运用广播电视手段进行人物专访最终还是要靠生动丰富的谈话内容和深刻精妙的思想内容来打动观众。这也正是笔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语言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很显然，顾名思义就可以看出，广播电视、人物和专访是这一节目的三大支柱。由此，人物专访节目必然是：在形式上以主持人与专访对象“一对一”真实的语言交流为主要手段、并辅以其他广播电视手段；在内容上侧重被访人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感悟，客观展示被访人独特的人生经历，领悟其中真谛，而“不再是作者的主观操纵和一厢情愿”……在风格上更加追求个性化，突出的是“这一个”。
2.人物专访节目的发展沿革
从报纸、广播到电视，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推陈出新，新的媒体也在积极地移植和借鉴老媒体的传播方式中不断地成熟和壮大起来。谈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的发展，自然离不开谈报纸人物专访特别是广播人物专访节目的奠基作用，这一点笔者在引言中已经谈到。
广播最早的起源在美国，随着匹兹堡KDKA电台于1920年11月2日开始运营并播出了考克斯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世界无线电广播事业也因此诞生和迅速发展起来。
地球上第一天的电视节目则是随着一场规模宏大的歌舞开始的，而且十分巧合的恰恰是在整整16年后的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转播了一场歌舞，这似乎预言了电视以后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的娱乐功能这一事实。不过，电视的繁荣和兴盛却是发生在二战以后的美国。
爱德华·R·默罗，这位在二战期间以《这里是伦敦》而闻名于世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持人，于1953年首创并主持了著名的名人专访节目——《面对面》（“Person to Person”）。《面对面》是随着社会商业化的推进以及电视制片人收视率意识的增强而产生的，它是默罗为CBS做的最后一个栏目。这个节目以采访名人为主，访谈往往在名人家中进行，形式上带有更多的娱乐性，演播室里，默罗同美国的各色人物讨论起生活中较为轻松的另一面。不过这种名人专访节目也受到电视界的强烈批评，认为这是商业化对广播公共服务功能的侵蚀。在1959年6月停办前，《面对面》节目先后邀请了500多位嘉宾，成为收视率最高的‘十大’节目之一。“许多次当默罗烟卷在手，安详地发问并且设法使他的著名的客人感到闲适自在时，他启发人们去追究并思考。”
“主持人”一词始于美国，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崇尚个性、追逐成名的国家里，许多优秀的专访主持人和他们的节目一起至今久盛不衰。比如被称为“硬性采访专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持人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1918—），他代表《60分钟》对我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专访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拉里·金（LARRY KING）从一个地方电台的播音员，做到现在，他的《拉里·金现场访谈》已经随着CNN（CABLE NET NEWS，有线电缆新闻网）的壮大而闻名全世界；还有擅长名人专访、有主持人“皇后”之称的芭芭拉·沃尔特斯，从全国广播公司（NBC）直到美国广播公司（ABC），40多年长盛不衰，以至于后来ABC还专门为她设置了名人专访栏目；等等。在其他国家，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和名牌主持人也是炙手可热，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资深节目主持人蒂姆·萨巴斯蒂安和他的《新闻人物访谈》节目，等等。
从世界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展来看，“访谈”是一种潮流和趋势（对国外的“专访节目”国内多译为“访谈节目”，这里是从俗），而在国内却还不多见。人物专访节目在国内起步较晚，以电视为例，早期的电视节目中有一些具有人物专访的部分特征，比如：
1961年11月，任远在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前身）主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谈记录片〈北京农业大跃进〉观感》直播访谈节目……这可以说是人物专访节目的早期萌芽。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广播电视传播领域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重焕青春，从广播到电视，节目主持人方式的引入给媒介带来了极大的生命力，那种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后的特殊传播方式，使得广播、电视得以充分施展自己提供信息、引导舆论、提供娱乐、丰富生活的功能和效用。
在国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专访节目当然要数1993年5月开播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作为早间新闻杂志类节目的一个子栏目，《东方之子》在7年的时间里采访了2000多位当代优秀人物，在平实、对等的交流中，中国的观众破天荒头一遭儿真切地看到了这些堪称“东方之子”的人们是这样“直接地、面对面地、近距离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袒露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主张，张扬自己的个性”……同时也领略到学者和记者型主持人的个性魅力。1997年9月在香港凤凰卫视开播的《杨澜工作室》，可以说是一档真正意义上以人物专访为主的主持人专访节目，从内容的播出长度、固定的播出时间和鲜明的专访风格，中国的人物专访节目由此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地方台的人物专访节目也渐渐兴起，如山东电视台的《天南地北山东人》、河北电视台的《燕赵之子》等，也都办出了各自的特色。
尽管人物专访节目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实践积累，但相比较而言，与国外同类优秀节目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里除了笔者在引言中所述的几方面原因之外，专访节目主持人仍是影响整个节目或栏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尤其是其中作为主线的“主持人语言”的运用更是扼人物专访节目之“咽喉要道”。许多次，我们遗憾地看到本应成功的人物专访毁于主持人生硬的谈话，主持人不恰当的提问、盲目的插话甚至是一个细微的眼神和手势，都足以伤害我们对人物的诠释和传达，这一点笔者在实践中也是深有体会。所以，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人物专访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实践，重点分析主持人的语言特征，提炼一部分值得借鉴的语言艺术，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二、人物专访节目的主持人语言艺术
1.主持人的一般语言特征
关于“节目主持人”，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即“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出头露面’驾驭节目进程的人”……在人物专访节目中，主持人和专访对象因谈话而形成的“有声语言”是整个节目的“主干”，主持人的语言驾驭作用因而更显得举足轻重。
理论界对主持人语言的研究随着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壮大而逐渐展开和深化，主持人语言的研究成果也直接推进了主持人节目的成长，这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对主持人专访语言的分析成果将成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这里有张颂在《播音语言通论》中关于主持人“对话性口语”的奠基作用，即“对话性口语从心理活动、语言组织与表达看，是口语中最简单的形式……要围绕一个话题、尊重对方、平等对话……常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随意性色彩和偶然性色彩。”
此外，还有陈京生在《电视播音与主持》关于“电视访谈”的论述；等等。
吴郁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中对主持人专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总结出主持人专访的一般特征，即：双向交流的感染力、受众强烈的参与感、主持人专访过程≈节目本身、主持人专访的“平民视点”和“个性魅力”等，并特别指出人物专访的区别性特征乃是“人文性和独特性”。这些论述将是本章分析人物专访语言艺术的基础。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进行人物专访时，总的来看其语言首先应符合以下共性要求：
首先是新闻性。说到底，人物专访节目属于广播电视新闻性节目。在人物专访中，主持人与专访对象面对面进行的谈话，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采访和被采访过程，主持人实施的是新闻记者的职能，其语言必然要符合新闻采访语言的一般特征，如直接性、求实性、多样性和简明性等。《东方之子》栏目在策划时就对主持人的专访提出过明确要求，即“注意人物具有的新闻性，但点到为止，不刻意渲染，以区别于常见的新闻报道。特别注意挖掘与展示人物未曾被发现的、有价值的独特面，再造新闻”。比如白岩松在《东方之子》中对金庸的专访，一开始便抓住金庸在杭州建别墅、捐别墅这一有意思的新闻话题进行提问，然后从受聘浙江大学说到教学和人生，从美国《世界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到阅读和写作，从《香港基本法》说到性格和家常，主持人在对话中一直保持着对新闻事实的密切关注，同时“点到为止”，使谈话既新鲜又具有深度，堪称人物专访类节目的经典之作。
当然，这个新闻性还包涵着人物和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新闻特性，选择合适的、具有新闻性的专访对象是发挥对话技巧并形成有效谈话的基础。例如，《东方之子》对选择专访对象的要求就是：“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业绩或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
其二是人文性。在人物专访节目中，我们体会最深的恐怕要算是主持人对节目以及专访对象的人文关怀了。人文，顾名思义，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对人物进行专访，当然会更多地涉及人和蕴涵于其中的种种文化，间或有评点，或阐述，考察的却是主持人专访语言中的“人文”内涵。积极的人文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尊重人的个性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理性、宽容，不因循守旧；主张思想解放，道德完善，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等。它的中心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正如《东方之子》在策划时对主持人所要求的那样：“主持人应着意把握”焦点“即被访人独特的业绩、经历与个性，以此作为整个交流过程的核心；但不以介绍其业绩与经历为主，不铺陈其成功或经历的具体过程，而着重展示其独特的内心世界、感受，以写意方法，从”焦点“切入抓住若干主要方面，深入开掘，以点带面，勾勒出独特的人物形象。”这里所谓“独特的内心世界、感受”就是指蕴藏于外在语言中的人文品质。
在《东方之子》的人物专访中，尽管每期人物各不相同，甚至千差万别，但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觉得、认为、感觉、感受”等等诉诸于主观概念的词汇在主持人的专访语言中可谓比比皆是，这也正是人物专访与其他类专访的重要差别所在。如果说“新闻性”要求主持人运用的是“记者型语言”，“人文性”更多地倾向于“学者型语言”，那么人物专访的主持人语言可以说是“记者型语言”与“学者型语言”的有机结合。
第三是即兴性。这是人物专访语言在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带有如前所述“强烈的主观色彩、随意性色彩和偶然性色彩”……
同时，由于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访问，对话中的“即兴色彩”自然就会更浓。在采访前，被访者往往只知道我今天会接受到某某栏目某某主持人的访问，具体到是什么样的访问，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则不甚了了。对主持人来说，不管是按部就班地罗列一个个问题，还是只准备一个采访提纲或话题的大概内容，在专访中都需要练就即席而发、即兴而答的本事，虽不时有打断或语误，但情趣盎然、神采自现。当然，专访必然不同于日常无主题的即兴谈话，而是即兴中有“既定”，是“既定”下的即兴。
笔者曾在课外实践中任中央电视台《再就业之友》主持人，并在《就业访谈》子栏目里专访过一些下岗职工。笔者发现，一些精彩的对话往往就是在被访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自然、即兴而发的。例如，笔者曾专访过济南一位被称为“阿姨爸爸”的下岗职工梁基民，整个节目就是在他家的幼儿园里完成的，从见面认识到采访结束一共用了不到1个小时，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事先设计，拉家常的谈话却还原了生活的真实。
第四是独特性。事实上，“独特性”、“个性”一直是所有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所苦苦追求的目标之一。对于人物专访节目，主持人与专访对象的交谈又更加注重“这一个”。广义地看，“独特性”包括专访人物的独特性、专访节目的独特性以及主持人专访风格的独特性等等。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近距离的交流使语言忌讳于高门大嗓，谈心的风格使语言重情讲真，交谈的形式使语言简短、浅白，主持人的谈话习惯又制约着节目的语言风格。比如，《东方之子》的谈心自然不再是《实话实说》的谈话，杨澜对金庸的专访又必然不同于白岩松在《东方之子》中对金庸的专访等等，对此，笔者还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分析。
2.主持人的语境分析
对节目主持人的语境进行分析，这在理论界已不鲜见，有理论家高屋建瓴的指导，也有实干家敬业重道的心得。吴郁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一书中就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她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介绍主持人的传播语境，并集中研究了各级语境中的客观因素对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制约和影响，论证主持人语言特殊规律所赖以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必然性。在本节中，笔者希望通过对人物专访节目主持人微观语境的分析，以奠定主持人在该类节目中运用语言的基础。
那么，如何从语境的角度来分析人物专访节目的独特之处呢？
笔者在这里愿意套用当代伦敦功能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哈利迪关于语境三要素的解释。哈氏于1975年撰文，将语境分为三个要素，即“范围（语场）、风格（语旨）和方式（语式）”，其中“范围”是指语言发生的实际环境，包括谈话主题、目的及参与者活动的领域等；“风格”包括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地位、角色关系、语言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方式”指交际的媒介、渠道，或即兴发言或有准备发言。他认为，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任何变动都可以产生言语变体，即“语域”（语言使用中适应一定语境所产生的一种“篇章”的型）。
因此，对于“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我们采用简单的词组划分办法不难理解，“广播电视”使其有别于“报刊、杂志等的人物专访”，这为我们设定了节目的媒介范围；“人物专访”则使其有别于专题访问、谈话类节目，这为我们提供了方式依托；而“主持人节目”则当然使其有别于非主持人的节目，它又为我们提供了风格准备。而这里面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莫过于这个“方式依托”了，它将必然有益于我们下文的“语境分析”。因此，从语境的角度来看，即：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是指具有自身风格的主持人以人物专访的方式通过广电媒介传播专访对象信息的节目。
当然，这个界说还不能概括出这类节目的全部内涵，因为范围不唯媒介的范围，方式不唯谈话的方式，风格也不唯主持人的风格，尽管它们都是占最主要地位的一些东西，并且反映了节目的主要特征。要具体地分析这个问题，还得从语境的概念下手。
（1）人物专访节目的语境制约
节目主持人针对被访者进行的人物专访，实际上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范畴。而“语言的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这种随境变化的特点，提醒我们在进行交际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语境因素对言语表达和理解的影响，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揭示言语交际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言语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矛盾在不同语境条件下获得统一的规律”。
对语境的理解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指上下文，又可称为“语流语境”；广义的语境是指“交际过程中说话者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依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或显现为话语中的上下文，或潜在于话语之外的主客观情景之中。”尽管在很多看法上还有出入，当代理论界在越来越重视语境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方面却十分一致，而且有些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笔者在这里所要做的不过是运用广义的语境理论对具体的一类节目样式进行分析，并试图概括出这种特殊语境下的一般特征及其利用价值。
关于语境一般特征的理解，张颂曾明确指出过，他说，“强调语境的规定性、具象性、可感性。语境，是指有声语言进行时和进行中，环境、氛围、蕴含、心情……一定要同节目内容形式等相吻合，相切合。”语境大到整个时代、社会环境，小到一句话的上下文，真可谓无处不在，它对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制约也是全方位的。
那么，在人物专访节目这样一类特殊的节目样式下，同“节目内容、形式等相吻合、相切合”的语境有那些特点呢？笔者从相对比较微观、具象的层面上，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语境制约的真实性。这一特征主要是针对林兴仁先生关于“模拟语境”的说法而提出的。笔者十分同意俞虹在《节目主持人通论》中关于主持人语境的“二分说”，即认为主持人所处的语境分为“其一，现场语境（实语境）；其二，场外语境（虚语境）”。“模拟语境”即是这里的“虚语境”。而人物专访节目的最大特点即是对人的自然面对面谈话方式的回归，由它所构造的主持人与专访对象的实语境是其他非访谈节目所不能比拟的。比如说，《东方之子》的人物专访就是通过主持人和专访对象面对面双向交流的方式来完成的，主持人在专访的过程中一直是在与专访对象进行交流，表面上仿佛无视观众的存在，事实上主持人正是把自己放在观众的位置上，是代表观众在发问。
第二，语境制约的具体性。一般地讲，语境的制约就是一个使语义内容具体化的过程，它使语言的发出具有了确定的意义，同时也制约着语言理解的程度。这里所强调的“具体性”是相对非专访节目的整体性而言的。例如，非专访节目关于对象的类化，就不如专访节目完全个人化的理解。恩格斯曾经说过：“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的‘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里强调的实际就是语境制约的具体性。和什么人谈话（who），在什么环境下谈话（where），谈什么（what），怎么谈话（how），谈话要多长时间，谈话给什么人听……，这些都是十分具体的东西。例如，《东方之子》所关注的是“被访人独特的业绩、经历与个性”，并以此作为整个交流过程的核心，主持人和被访者的谈话也必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展开和深化。又如，《东方之子》栏目由于时间总长（仅七分半钟）的限制，使得主持人的谈话和提问必须迅速切入正题，短时间内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而《杨澜工作室》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则可以使谈话纵横跌宕、娓娓道来，从而能够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第三，语境制约的双向性。这是人物专访节目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也是本节重点要讨论的内容。从语言交际和传播过程的角度看，语言的发出与接收必然受到三大类语境的制约，即制约传者的语境、制约受者的语境和制约传受双方的语境。笔者借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基本原理，同时套用王建平先生在《语言交际中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中关于语境各因素模式的基础上，列出模式如下：
该模式有两个解释层面：
其一是节目的“传播层”，即媒体传播的语境层面，符号代表的意义可以表述为：
甲：由主持人、嘉宾、编导、摄像等组成的传者
乙：由观众组成的受者
a1……an：制约传者的语境，包括制作的时间、地点、发出人的身份、职业、思想等；
b1……bn：制约双方的语境，包括大到共享知识、小到一个话题；
c1……cn：制约受者的语境，包括接收的时间、地点、收看人的年龄、状态、心情等。
其二是节目的“专访层”，即专访现场的语境层面，符号代表的意义也可以表述为：
甲：主持人
乙：被访者
a1……an：制约主持人的语境，包括自身和节目的定位、学识和修养、社会背景等；
b1……bn：制约双方的语境，从关系看，包括甲对已的了解、已对甲的认可等；从谈话内容看，包括大到共享知识、小到一个谈话细节；
c1……cn：制约被访者的语境，包括学识和修养、语言能力、身份和职业、心情等。
从这两个层面的语境分析中我们看到，谈话目的的实现，在于尽量扩大制约双方的语境，使传受双方或谈话双方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比如，从“传播层”来看，杨澜所表现的“女性记者”形象和白岩松所体现的“贵族气”，这既是对传者的制约，也是对受者接受要求的适应。而从“专访层”来看，杨澜以“女性记者”的形象与专访对象“娓娓道来”，以及白岩松与“东方之子”们充满睿智的“交谈”，无不在处心积虑增加谈话双方的认可程度。
总的来说，语境制约的双向性必然要求“听话者要准确地理解说话者在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语气表达式表达的真正含义，必须和说话者具有某些共同的语境因素，而说话者要使听话者明白自己话语的含义，也必须尽量考虑到听话者是否具备理解自己话语的必要语境”……
另外，被访者的代表性，反映着语境制约的典型性，而即兴对话的方式，又反映着语境制约的随意性，不可预测性。鉴于篇幅，这两点就不作详细论述了。
（2）人物专访节目的语境利用
语境对人们使用语言具有约束的力量，这就是语境制约。但是，面对语境并不只有消极的适应，人们也可以利用现存的言语环境以辅助交际目的的顺利实现并追求最佳效果，这就是语境利用，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有交流实体的主持人节目来说，建构和营造适于交流的语境，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许更复杂一些，因为我们面对的交谈对象常常并非我们所熟悉，而且他们的心理状态各不相同，且总在变动中，尤其在主持人面对采访对象，或者在谈话节目当中，其语境更是具有这些不太好把握，又特别需要把握的特点。”
怎样利用好语境？无疑，首要的关键的环节，一句话，就是要“适切语境”。这正如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实际上这里面最不可忽略、也是最需要研究的恐怕要算是谈话人本身了。这里的人包括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内容，既有主持人与专访对象共同组成的传者与收音机、电视机前受者之间的矛盾（“传播层”），也有主持人在专访现场与专访对象之间的矛盾（“专访层”），这两类矛盾为语言运用带来了直接的困难，也为语境利用带来了契机。陈望道先生曾将语辞使用划分为三个境界，即“记述的境界、表现的境界、糅合的境界”……
这一说法对于人物专访节目也是同样适用的。下面笔者就试着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语境利用的特点：
第一，“记述的境界”。套用修辞学中“消极修辞”来看，它实际上是指对语境必须要有的、起码的、基本的适应，没有这种适应，访谈就可能跌入“对牛弹琴”的尴尬境地。对此，中国人早就有“话因人异”的传统说法，春秋时期的邓析说：“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
邓析的话，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对象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要话因人异，区别对待。对于人物专访节目来说，这一特点恰好是它突出个性的主要来源。《东方之子》对专访人物就有着明确的划分，其访谈录《精神的田园》就将人物划分为政界人士卷、科学家卷、新闻人物卷、艺术家卷和文化学人卷五大类，而每一类中的每个人又依势展现其独特的个性特点。
例如，在《东方之子》的人物专访中，即使同是一个主持人，面对的同样是政府官员，问的同样是心情，根据每人不同的经历就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谈话方式。在1999年初推出的部长访谈系列中，对水利工程毕业但多年后才干上老本行的水利部部长汪述诚，白岩松的问题是：“您是学水利的，很多年之后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在您最初听到这一纸调令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感到突然吗？”
而当面对在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时，白岩松问：“一个新部，完全来做一个新的事业，对您来说是否在这样的挑战中有一种兴奋感呢？”
第二，“表现的境界”。这实际上是对语境的积极营造和利用。人物专访节目的优势是对话内容，劣势是动少静多，在形式上不太利于广播电视手段的充分表现，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谈到。那么，在实际制作中要扬长补短，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访谈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主持人与被访者之间人际交流的成功实现是一方面，访谈环境的刻意利用和营造则更加反映出制作人员的匠心独运。
《东方之子》、《杨澜工作室》等人物专访节目都非常注重对专访环境的选择和利用，目的是期望能够将被访者置于最好的沟通环境中，让对方在其最为放松的环境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东方之子》在进行演播室访谈时就很注意演播室环境的布置，比如制作“歌声中的回忆”系列，就在布景中设置了吉他、留声机等，以期更容易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关于一首首歌曲的回忆；制作“新世纪的梦想”系列，则在布景中各设置了一幅充满幻想的星空油画。不过，更多的人物专访则是在演播室外完成的，如在校园中对大学教授的专访，在田间地头对农民企业家的访问等等，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就是电视所擅长和常用的言辞外手段，也是广义的语境。
《杨澜工作室》中有一期是对香港探险家李乐诗的专访，专访地点被刻意设在了香港清水湾的海边大礁石上，因为“那里目极无穷，海阔天空，正符合旅行家、探险家的心胸”。
宾主坐定后，专访开始了——
杨澜：乐诗，你看我们今天谈话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好，让人觉得心胸很开阔。
李乐诗：是，非常好。
杨澜：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你这身打扮。你在香港城里面，也经常穿这样一身像去野外探险的衣服？
李乐诗：差不多天天这样，在城里我也不管，因为我跑路比较多。
杨澜：去南极有过四次了吧？
……
第三，“糅合的境界”。这实际上是说主持人个性风采的展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对不对”，“准不准”，“美不美”的三个层次来看，这就是一个最终“美不美”的问题。
例如同是对金庸先生的专访，《东方之子》选择了杭州，并将专访地点设在金庸建了又捐的别墅里。主持人白岩松的问题自然会从别墅引入，他说：“在盖这座别墅的时候很多杭州人心里都知道，噢，金庸先生可能是回杭州来定居。可是后来您为什么把它捐了？”然后从别墅说到来杭州定居、受聘浙江大学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阅读和写作、起草《香港基本法》等等，甚至还谈到金庸关于“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可能会被逮捕、邓小平可能再度出山”的预测，突出的是一个字——“变”，而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谈论得并不多。
《杨澜工作室》则将专访搬到了金庸在香港岛的办公室里，“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的‘无敌海景’。而占了半屋子的书架上，全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琳琅满目。”
杨澜的提问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她说：“查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您的十五部武侠小说，迄今为止，作为正版来说已发行多少册了呢？”
之后的谈话虽也多少涉及诸如“一国两制”等时事性话题，但基本上是围绕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中国文学这个角度来谈，如关于“通俗”和“庸俗”的差别，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关于陈家洛、萧峰、韦小宝等金庸笔下人物的对话，等等；并且比较深入地谈到了金庸的家世和生意经等。
比较起来，两个节目都各不失为一次成功的专访，但是特点和风格各异。《东方之子》表现出其一贯的严谨、紧凑特点，短短八分钟“浓缩人生精华”，展示金庸“我希望感染他们，使他们学习做个正派的好人，不要做坏人，对国家、民族，对社会，对人类要做一种贡献”的人格力量；《杨澜工作室》则在融洽的侃谈气氛中展现金庸博学多闻、开朗豁达的性格气质，从而使整次访谈恰好符合其标题“与‘查大侠’侃大山”的定位。
综合来看，语境的利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节是仅围绕“对象”这个角度来谈的。此外，还有关于诸如场合、时机、话题等等诸方面的语境把握和利用，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3.主持人的提问艺术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点，那就是制约人物专访节目成败的关键因素，是节目主持人能否正确地运用提问。专访的过程虽然实际上就是一个问答的过程，但又决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只有善于同专访对象进行谈话的主持人，才能打开对方的“话匣子”，充分展示出人物的独特品质。难怪很多主持人宁愿称自己是记者，笔者猜想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否成功地实现记者采访的职能，正是整个节目主持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吧。
关于提问艺术的研究，在理论界已有了丰硕的成果，吴为章曾在“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之”本体“观——以提问艺术探讨为例”一文中，从新闻学和修辞学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此成果做过综述，并提出和积极倡导进行广播电视语言的本体研究。这些成果将是笔者进行本节研究的重要基础，同时笔者也希望结合运用新闻学和修辞学的一点知识对人物专访节目的主持人提问艺术尝试进行粗浅的分析。
提问有规，但无定律。比如号称“记坛奇才”的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她曾被誉为“世界新闻界唯一经常采用问答形式发表人物报道的记者，也是一位具有高超的提问艺术的记者”……无论是谁，只要接受她的采访，就会在她那咄咄逼人、变幻莫测的提问攻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出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来。连足智多谋、惯于斡旋的基辛格博士，也曾被她问出破绽，说漏了嘴，爆出令人惊奇的大新闻。当然，中国的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不是为了制造什么“大新闻”，也无需去模仿他人的采访风格和特点，但是通过学习掌握一些提问的基本方式和技巧，并能在人物专访中灵活恰当地予以运用，好节目也就会应运而生了。
（1）提问艺术的基础——理解。
首先，是人物专访提问前对专访对象的理解问题，即关于专访的准备和了解过程。中国戏曲界有句古训，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美国学者约翰·布雷迪所谓“十比一”，即“每采访一分钟至少要准备十分钟”的主张也得到广泛的赞同。对于制作人物专访节目来说，面对专访对象之前充分的准备是实现成功访谈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主持人“对话资格”的培养和检验。吴郁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中就分别从“资料准备”和“谈话准备”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细地探讨，并强调“做人物专访则要了解访谈对象的经历、专长、成就、特点、性格、习惯、爱好，除了文字资料，还要特别注意活的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可向有关的人做调查询问、做外围采访”。
吴为章则有“准备过度胜于准备不足以至抓瞎”的说法，同时指出，“为了认真拟定好几十个问题，须做的准备工作不少：平时的长期的广泛的知识积累，临时的突击的扣题的知识查阅。而所有这些事先的准备，不是为了采访时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提问时成为深受欢迎的睿智机敏的提问者。”
在播出的人物专访节目中，不乏有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导致“以至抓瞎”的情况出现。比如，《东方之子》一位女主持人对以《凤凰琴》等作品而凸显文坛的刘铁容的专访就是一例。她的问题是：“您在您的作品中怎样把这种优美表现出来？”……
且不说专访的成功与否，单从主持人的提问我们不难看出，主持人对作家本人及作家的作品都不是很了解，空泛的提问自然无从“浓缩人生精华”。
此外，在专访前还有一个让访谈对象充分理解本专访节目（或栏目）的准备问题。因为人物专访大多进行的是“名人访谈”，他们通常并不急需媒体的宣传，并且他们对于主持人的素质也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就像前面所提到的，由于主持人缺乏对专访内容和专访对象的了解而造成的访谈失败。《杨澜工作室》所属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由于没有在一国、一省或一市拥有官方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能收看到的，所以在争取嘉宾的竞赛中就格外需要下工夫。为此，他们逐渐形成了“向来宾候选人递送采访申请、采访提纲、节目简介、主持人简介，在访谈结束后递送播出节目拷贝的习惯”……
其次，是对谈话内容的理解问题。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个“投机”就是指谈话双方对谈话内容的充分理解，尤其是指主持人对专访对象谈话内容的理解。《杨澜工作室》的主持人杨澜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就曾专门谈到了这一点，以下是笔者与杨澜的一段对话——：
笔者：那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掏出来（对方的心里话——接上句），是激怒他呢，让他感觉到自己受威胁，还是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口气，让他自己愿意抒发？对于你来说，你认为哪种方法更能调动人的内心世界，让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呢？
杨澜：我认为首先应该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善于理解他的人，他的观点说出来是你能够理解的。为什么有时候采访某位重要人物的时候，你个人的背景非常重要，他是首先要觉得，‘我说的话你听得懂吗？’。所以你首先就得让他觉得他所说的话你是听得懂的。比如一个70多岁的老头，他在谈他一辈子的经验的时候，如果你是大学刚出来的孩子，还未谙世事时，他可以跟孩子说，但是这不是平等地说。作为采访者来说，一定要使他对你的反映要有一个希望，然后你的回馈使他觉得‘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在谈话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插话，会对他的意思做一个总结，或者是一种复述。这种是挺好的一种磨合的过程，让他始终觉得你们的思路是在一起的，不是说你问完这个问题就扔给他，然后你就低头准备自己的下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在那儿侃侃而谈，完全不能这样。
杨澜对“理解”的理解实际上正是对主持人“对话资格”的最终检验。从被访者的角度来看，要说出心里话，与主持人“谈得来”是他们最起码的意愿，“成为知音”则是最佳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仅仅是应付，使本来可能会妙趣横生或者颇有深度的谈话流于平淡无味。
例如，《东方之子》在开播第三天播出的对作家张贤亮的专访堪称为主持人物专访的典范，并与前面笔者所举的另一例作家专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主持人：您现在是四家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作为文人，您觉得经商有乐趣吗？
张贤亮：有乐趣。
主持人：您亲手做过买卖了吗？第一笔买卖是什么呢？
张贤亮：我的两块广告板已经矗立在银川最热闹的街头，我现在不断地收广告费。
主持人：文人写作时心灵相对是自由的，可是商人就要受很多束缚，又要看行情谈买卖，又要讨价还价，掌握市场。在经商中您是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保持自己心灵的相对自由？
张贤亮：这太好了。我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里经商，我时刻要警惕，我经常一天三惊，那么样大的压力，而一进入创作我又完全放松自己了，纵情于其中。
主持人：这个时候，在您纵情的时候，市场上的价格还在一天三跌，您怎么办？
张贤亮：这个，至少时间有一个阶段。白天处理这些事，晚上腾出一两个小时完全可以静下来。
主持人：您觉得经商对您整个人格有没有影响？经商会不会使您变得越来越精？
……
主持人：这么说您写作就是误入歧途了？
主持人：这样说，您作为商人的使命和您作为作家的使命就有冲突了。因为商场上需求您所能提供的东西，作为作家也有读者对您作品的需求，这两个东西都是互相有冲突的。
主持人：好比您正写《烦恼就是智慧》下部，您写它的时候您是为哪一类读者来写呢……
由于主持人胡健在专访前对张贤亮及其现象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加上在专访中对谈话内容的充分理解和随机应变，从而极好地驾驭了整个访谈过程。她始终围绕“从文”、“经商”的矛盾与联系来交谈设问，使访谈充满了互动，观众从中也不难体味到张贤亮富有个性的东西。对此，该栏目编辑张洁后来曾感慨说：“当我们忘记自己是记者或主持人身份去和你欣赏的人进行亲切的谈话时，这种谈话会让观众产生兴趣。自然和谐的交流永远让人春光明媚。”
（2）提问艺术的纽带——感情。
在引言中，笔者已经谈到，人物专访节目综合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优势。但在主持人具体进行人物专访的操作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一对一”的状态，也可以说主持人与被访者之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矛盾，两人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呢？比较而言，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谈话类节目，它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矛盾，你跟我、我跟他、他跟你，这是一个好几方面的矛盾问题。而对于有的被访者来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许不太善于言谈，反而在处于这种两人之间一对一状态的时候却更容易说出“心里话”来，这里，主持人在提问中是否能够通过语言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沟通彼此的感情，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
从主持人与被访者的关系和地位来看，世界上不乏专门从事访问谈话的职业主持人，却少有专门接受访问的职业人士。对于被访者来说，主持人和摄像机往往扮演的是一种突然闯入的角色，或多或少会影响和改变被访者原有的心理状态与活动方式，甚至打破其心理平衡态势。这时，主持人与被访者的“面对面”就可能会在天平的两端中摇摆不定：一端是两者“感情交融，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谈话出现持久热情的局面”；另一端则是“僵持、冷场、尴尬、局促不安，甚至敌视”。而主持人与被访者之间的感情因素就成为决定这个天平向哪一端倾斜的重要砝码。
笔者在《再就业之友·就业访谈》的实践中经常会遇到采访下岗职工的情况，在采访中笔者就深刻地体会到作为提问艺术的纽带——“感情”的作用。因为对于下岗职工以及下岗再就业人员这样一个群体进行专访，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对名人的专访，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更没有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经验，痛苦的下岗经历使他们往往羞于启齿，对社会和媒介的种种误解又使他们的言谈常常流于表面。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下岗却牵动着千家万户，下岗职工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他们更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关怀。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中的个人进行专访时，自然要求主持人倾入更多的感情因素，做他们真正的朋友，从而“以情感人”。
笔者曾在节目中专访过一位下岗职工，她叫王桂玲，现在是北京市崇文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的职业指导员。从当初下岗到最后走上职业指导员的岗位，王桂玲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怎样才能使她在演播室里自然地回忆起这段往事，并引起观众的共鸣呢？为此，笔者除了先深入了解她的故事之外，在制作节目的前一天还专门到王桂玲的工作单位去拜访了她，通过专访前的交谈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又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
第二天，王桂玲应邀来到演播室。有了前一天的铺垫，笔者首先是热情地喊她“王大姐”，并聊起了一些家长里短，逐渐放松对方在进入演播室时紧张的心情。谈话从王桂玲的女儿聊到职业指导员的身份，从就业说到下岗，笔者也“自然”地回忆起了自己找工作时的一段辛酸经历，不知不觉已经开机，当笔者问到：“在你的下岗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辛酸的经历？”时，王桂玲打开了“话匣子”：“下岗以后，我家里曾经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我爱人离家出走，到现在未归；还有一个是我孩子连着两次住院，花了将近三千块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发生了这些事，作为一个女人来讲确实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我曾经想到过死，而且已经走到了大海边上……，就看着女儿整整哭了一宿，最后给孩子写了遗书，我跟孩子讲，你别怪妈心狠，妈是真没办法，社会不再需要我了，妈只能走这条路……，不知是海风吹醒了我，还是脚下的海水把我泡醒了，好像看到双目失明的父亲就在我眼前，好像看到女儿哭着对自己喊——妈妈，你别走……”没有了演播室，没有了摄像机，王桂玲就像是面对多年的挚友，沉浸在痛苦而又辛酸的回忆之中。
传播学和心理学研究者总结出来的“自己人效应”规律，对于人物专访节目来说尤其如此。正是因为访者和被访者以至于传者和受者之间在“感情上、观点上一致”，或“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时，双方才会自然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视为知己者，从而达到传者的传播目的。
（3）提问艺术的核心——交谈。
提问，顾名思义，就是“提出问题来问”的意思。不过对于人物专访节目的主持人来说，提问就不仅仅是“提出问题来问”那么简单。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提问呢？我们知道，尽管采访的长短、播出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持人提问的方式，但总的来说，人物专访的提问，其核心实际上是一种交谈。“面对面的交谈为迅速交换信息提供了最充分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双向的交流是易于做到的。因此，人们就有连续不断的机会来评判自己发出的符号的效果，加以纠正、解释、补充并回答反对的意见。”
这种交谈，或者像《东方之子》的典型样式那样“访谈加解说式”，那么主持人在谈话中就需要经常设计一些突出的、直插中心的问题；或者如《杨澜工作室》拥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就更需要有一个整体谈话氛围的营造，比如问题该怎么布局，重点是哪儿，高潮在哪儿，什么地方是比较尖锐的，什么地方又比较软一些。
关于提问以及谈话艺术或技巧方面的研究，前辈和方家已总结出很多研究成果，诸如吴为章在“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之‘本体’观——以提问艺术探讨为例”中所一一列举的那些，也有像吴郁那样对主持人专访“谈话艺术”所做的细致分析，等等。笔者在这里仅打算换一个角度，从交谈的基本过程“起承转合”来考察主持人在进行人物专访提问时的一些显著特点。这里的“起承转合”本是指旧时写文章常用的行文顺序，其中的“起”是开始，“承”是承接上文，“转”是转折，“合”是指全文的结束。而人物专访中的问答，也恰好暗合了这一基本过程。
1）交谈中的“起”与问题的提出。
俗话说，“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不过同时也有“万事开头难”的说法。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物专访节目主持人都非常重视对第一个问题的设计和提出，他们或是希望到位的第一个问题引起对方的重视，或是通过这第一个问题缓解紧张的气氛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重视第一个问题的设计是给被访者“第一印象”的关键，从而起到先入为主、由此及彼、引人入胜的“晕轮”作用，进而产生“首因效应”，使自己成为对方喜欢或欣赏的人，让对方敞开了谈。
当然，由于节目制作的需要，我们所看到节目中的“第一个问题”往往不是主持人在专访中实际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这也为问题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比如，《东方之子》经常是以背景解说式或被访人物的某句话作为开头，而主持人的专访过程则根据需要进行了截取。谈到对第一个问题的理解，笔者还是愿意把它放到主持人的整个专访过程中来看，因为这样理解才符合人物专访中“交谈”的完整性。
由此不难看出，第一个问题虽然并非人物专访的核心，但又绝不可轻视，其作用是“运用多种人际吸引因素，在短时间内与访谈对象建立良好关系，消除对方可能有的紧张情绪和陌生感”……
因此，第一个问题又不仅仅是指具体提出的那第一个问题，而是交谈中“起”的过程，是在“进入正题前的‘寒暄’中用具有‘接近点’的轻松话题打开局面”。
吴郁把这称为“运用‘相近效应’”，并且在《东方之子》的专访实践中进行了运用。例如，在采访最高法院副院长、女大法官马原时，吴教授先问候她90多岁老母亲的身体，“对此马原没有想到，但看得出来她很高兴：‘哦，你知道，谢谢你！’接着我说到这个信息来自我的朋友，采访过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记者，于是更有了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又如采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为了使我们的谈话减少‘公务性’的刻板和严肃，看到气质硬朗的领导者人情味的一面，当然也为了放松我自己，我从她的衣着变化聊起：‘我们观众从电视上注意到，近年来您的衣着发生了很大变化，颜色鲜艳了，式样讲究了，是您自己挑选的，还是有专人设计的？’陈慕华笑出了声，说：‘是的，是的，我以前老穿’官服‘，灰的、黑的，当了妇联主席，要代表中国妇女的形象……’”尽管这些对话最后都没有出现在节目中，但是正是这些良好的“开端”为成功的访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曾就“第一个问题”的提出询问过白岩松——
笔者：“我觉得你好像对第一个问题的设计特别仔细，这对如何打开谈话局面有很大的帮助。”
白岩松：“第一个问题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你必须让对方信任你，你的第一个问题的重量如何，将直接导致你这个访谈是否会最快的调动起被采访者的兴趣，如果你第一个问题很闷，水平不是很高，即便你后来问的问题水平特别高的话，也需要一点一点地‘慢热’，这对采访不利，当然每个人的方法不同。其实这分两种情况，如果采访之前跟对方有一定接触，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不一定是节目中要问的问题，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节目本身需要第一个问题，而是同被采访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有很多第一个问题在采访没有正式开始前就问过了，如果跟对方没有事先进行过多的接触，那第一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笔者在采访杨澜时也曾谈到这一点，下面再摘取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杨澜：一般来说，一开始首先要让对方放松，所以第一个问题通常要有点趣味性。
笔者：那你往往是怎么考虑这第一个问题的呢？
杨澜：这第一个问题我考虑挺多的，比如采访李敖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老是穿红的衣服’。
笔者：你是当时见到他时才想起问这么个问题的？
杨澜：不，我一直就知道他老爱穿红的衣服，那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又穿了一件红的，还打了一条红的领带。他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答的，然后也容易表现他个性的那一方面。还有比如说，问何厚铧时，第一个问题我就问，‘12月20号马上就要到了，您现在是不是很急切地等待这个日子？’他说，其实很矛盾，说一方面准备工作希望再做得完善一点儿，所以希望时间慢点来，另一方面也希望早点回归，这是他的一个心情。不能第一个问题就问，您的追求是什么。你就不能一上来就跟人家说这种特别大的问题，让人家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特别严肃的状态，一开始还是要活跃一点儿，然后可以越谈越尖锐。但是自己的观点是必须的，没有观点人家也不知道跟你应该怎么答。就像有时候人家来采访我，我也会觉得不高兴，比如曾经有一位记者拿来一架录音机，一开，就说‘你说吧’，我说‘我说什么呀？’，他说‘你随便说什么，我都给你写’。好像是对我的一种优惠了，我觉得特别不受尊重，干嘛呀，我凭什么非要对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人家的一种心理反射。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通常还具有时效性，比较小，一个是让对方能够放松下来，一步步往下谈，往往不是主要的问题。
白岩松和杨澜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具体的、时效性较强、有感召力，并且常带有一些趣味性。当然，这并不排斥第一个问题所反映的主持人独有的个性化特征，个性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共同观照的结果。像以犀利、敏锐见长的白岩松常常能在提第一个问题时就“问到点儿上”，从而充分调动起对方的谈话积极性，使整个谈话能够在智慧的互动中得以圆满完成。比如，《东方之子》采访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白岩松在专访时的第一个问题是——
“八九年前您刚从科学院调到科委来工作的时候，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是个厉害的老太婆，但是没有坏心眼。’当了部长之后，还能厉害吗？”（注意：白岩松引用的是朱丽兰自己曾说过的话，其真实性无可辩驳。）
朱丽兰答：“对工作作风、对工作质量，我觉得还是应该严要求，没有这一点，事业不可能往前发展。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困难，我们在创造条件、帮助各方时不能厉害。（笑）”……（在笑声中我们可以看到回答中智慧的火花。）
而同样是采访朱丽兰，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的第一句话就引起女部长的不快，她问：
“，有人说您是‘女强人’，对此您有何看法？”（在引用他人评论时，记者并不了解被访者对这一评论的态度，埋下隐患。）
朱丽兰则回答道：“首先我要申明，我不喜欢人家把我说成是‘女强人’……”（访谈陷入尴尬的境地。）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还不难看出，第一个问题的设问，不仅需要注重其内容上的因素，还有形式设计上的诸多特点。比如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在前面的比较中，同是“陈述+疑问”式的提问，白岩松在针对性地陈述完朱丽兰曾说过的一句话后，使用的是闭合式问句，而且是语气比较缓和的“S吗”是非问句，这种征询的口吻自然表达出主持人本人对朱丽兰自称为“厉害的老太婆”的善意理解，不至于遭到对方反感。同时，制约性强的是非问句“还能厉害吗”对女部长的回答又提出了挑战，也决定了朱丽兰不可能从“能/不能”中去简单地选择，所以才会出现朱部长对问题“一分为二”的辩证思考，正所谓“与博者言，依于辩”。相比之下，女记者在陈述完他人的评论后，使用的是开放式的特指问句，对答案的“弱约束”本来就极易使被访者“答非所问”，再加上评论的引用又遭致部长的反感，从而使采访难免会出现问题。
当然，问题的提出方式必然是多样化的，并无定规。笔者在语料分析中也发现，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多种多样，但又万变不离其宗，“适切语境”仍是提问确切与否的试金石。
2）交谈中的“承”和“转”与问题的展开和转换。
把“承”和“转”放到一起来谈，是因为它们共同构筑了整个谈话过程的核心成分，同时也是全部问题的精华所在。如果我们把“交谈”比做一个球，那么“承”就好比是纬线，使问题得以纵向展开和深入，它考察的是主持人在交谈中的理解和应变能力；而“转”就好比是经线，使问题得以横向交替和转换，它更多检验的是主持人对问题的充分设计和思考。二者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很多问题往往就是在“承上启下”中完成对问题的“展开和转换”。
我们还拿上面提到的白岩松专访朱丽兰这个例子来说。在第一个问答之后，白岩松抓住对方“一分为二”的说法紧接着问：
“这是不是您当了一把手以后的变化呢？”
朱丽兰答：“那也不是，是我十多年来慢慢地一直在调整自己。”
白岩松又不失时机地就“调整”之说借题发挥接着问：“是在这十个月您调整得比较大，还是在过去八九年已经调整完毕了？”
从而引出朱丽兰部长的一段精彩回答：“这十个月的调整与过去相比有质的区别。一个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也不只是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我认为我们整个科技部在今天怎样去确定自己的位置更为重要。新政府上台，朱总理明确说了，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是科教兴国，行了，你科技部应该怎么做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以看到，白岩松的设问一方面是就着对方话头的“承接”，另一方面又驾驭着问答使之紧紧围绕“就任部长前后的变化”这一主题进行展开和深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交谈中的“承”考察的是谈话双方对交谈信息的把握质量，实现的正是在双方面对面交流的即时反馈中，进一步深化某一交谈主题的信息层次，而这种“深谈”又恰恰是人物专访节目展示被访者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的一种必须手段和方法。当然，以上所举的例子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典型承接方式，笔者称它为“紧承”，从提问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我们常说的“追问法”，即“循着访问对象的思路去求根问底”……西方的记者和主持人比较善于此道，比如意大利的法拉奇、美国的迈克·华莱士等，他们“连珠炮式的提问”常常使访谈精彩纷呈。
还有一种“松承”的方式在人物专访中也比较常见，它的特点是主持人不是抓住对方的话头紧追不舍，而是围绕话头通过谈话巧妙地引申对方的“思路”，这种方式除了在语气、节奏等形式上缓和下来以外，从内容上看更接近于“聊天”。如果说“紧承”承出谈话的彩头，那么“松承”就可以理解为对彩头的铺垫和准备，松紧的交替变化使谈话有起有伏，富有节奏感。《杨澜工作室》的人物专访就常常使用“松承”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深化谈话主题的同时还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例如在《与“查大侠”侃大山》中，杨澜和金庸谈到“通俗”和“庸俗”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杨澜：“我觉得，您一直比较强调在‘通俗’和‘庸俗’之间，应该是有界线的。”（挑起话头）
金庸：“那当然。”
杨澜：“您认为这个界线应该在哪里？”（提出问题）
金庸：“过分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欣赏的意义。”
杨澜：“您谈到：您更喜欢一些古典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当代的文学作品，是不是这样呢？”（松承，拉开，搜寻旁证）
金庸：“外国大学邀我去讲中国小说的时候……”
杨澜：“刚才我们谈到，通俗作品以后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像水浒传、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当初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通俗的作品，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松承，收拢，回到主题）
金庸：“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西……。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由民间通俗作品经过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就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
杨澜：“作为经典性的《诗经》，其中有一部分来自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再通俗不过的东西了。”（紧承，鼓励对方接着往下说）
金庸：“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跟西洋有所不同。”
杨澜：“那您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去创立一个通俗文学的新领域，或者是要抱着什么文学使命来进行创作？还是当时觉得，要生存下去就要多写一些东西？”（紧承，回到被访者本人的内心本体）
金庸：“我在报纸上写，报纸是很群众性的工具，有群众接受，你才有意义……”
在上例中我们还注意到，主持人的话一共有六段，其中只有三段是直接提问，另外一半则用来提出话题和接话，这在人物专访的交谈中是十分常见的，它还意味着谈话氛围的良好营造使问题的精彩与否逐渐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再来看交谈中的“转”。顾名思义，“转”就是指话题的转换，主持人通过“转”来改变人物专访的谈话方向或主题，从而达到多侧面展现人物风格的目的。关于“转”，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谈完一个话题之后，善于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移到新话题上去，笔者称之为“直转”；二是在被访者漏嘴或不自觉地讲出有价值的事情时，善于转移自己的谈话中心和着力点，因势利导地套出出人意料的东西，笔者称之为“承转”。我们再来看一个《杨澜工作室》的例子：
在《女儿心中的邓小平——访邓林》中，杨澜先是从女儿给邓小平拍的游泳照片说到游泳和海，然后从另一张阅读的照片上进行“转换”——
杨澜：“我觉得这张照片您拍得也非常好，抓拍的表情特别自然。您父亲一天要花多长时间看报看书？都看些什么报纸和书籍？”（借照片“直转”问关于邓小平的阅读习惯）
邓林：“我父亲订了十多份报纸……，看《体育报》时，里面运动员的事情他都知道。”
杨澜：“他最喜欢什么体育项目呢？”（借《体育报》“承转”问体育爱好）
邓林：“足球……”
杨澜：“我看这幅照片您起的名字是‘讨论’，你觉得这老两口在讨论什么呢？”（借照片“直转”问家庭生活）
邓林：“我想一定是讨论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小弟的事情……”
杨澜：“您有没有看到父母亲有争执的时候？”（借讨论的事“承转”问夫妻感情）
邓林：“没有……”
杨澜：“这幅照片我也觉得特别温馨……。”（再次借照片“直转”）
可以看到，杨澜通过照片所作的巧妙转换使问题自然寓于交谈之中，专访的目的在谈话中不露痕迹地得到了贯彻。
当然，节目在实际操作中还常使用“画面+背景解说”的方式来转移话题，特别是对于《东方之子》这样的栏目，时间的约束使编辑们在后期的剪辑中不得不经常忍痛割爱，笔者称此为“剪转”。
3）交谈中的“合”与问题的结束。
我们不难看到，后期剪辑确实可以梳理整个人物专访节目的脉络，调整节目构思，使节目更趋完美和条理化，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物专访过程的完整性。因此，和“起”相似，我们所看到的人物专访过程往往没有明显的“合”，即没有明显的问题的结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结束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说的，相反，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结束提问正是避免专访冗长拖沓、提高访谈效率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适应未来直播访谈的需要。
“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画龙点睛”又自然远胜于“画蛇添足”。美国学者约翰·布雷迪在《采访技巧》中曾专门就此“善后”工作进行了研究，对于“何时结束采访”他认为，“客气的采访对象答话变得短了，知识渊博的采访对象却三番五次说他不知道，这就到了收场和道别的时候了”……当然，“与采访对象分手或对方与记者辞别的方式想必不下半百”……“得体的结束语应该词句讲究、出言客气”……
在专访结束时，也许我们常常少不了说一些“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类必备的客套话，不过，笔者认为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收场中进一步做到加深对方印象，并使谈话能够尽量截止在一个令人回味的地方。
白岩松是一个很会驾驭采访对象和采访进程的主持人，他在《东方之子》中的许多杰出表现值得我们借鉴。笔者曾在今年《东方之子》制作“新世纪的梦想”系列中，观摩过他专访作家叶永烈的全过程，单从交谈的最后部分就能看到他独具匠心的构思和提问——
白岩松：“可能很多人都希望在您身上挖掘到，您对未来我们共同的这种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展望和会有哪些变化。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您个人来说，面向未来十年到二十年，最希望拥有的变化、最梦想的东西是什么？”（承转，由共同的梦想转至个人的梦想）
叶永烈：“我个人来说，一个是把我的文集出好，我的文集一共是50卷，两千万字，现在已经出了12卷；另外一个就是希望把我的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白岩松：“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否在您的梦想之中。因为您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从事高科技和电脑有关的行当，您是否希望在您终其一生的情况下，您这个父亲都不会和儿子产生很大的代沟，不会被儿子认为您已经落后了。”（梦想和时代的关系）
叶永烈：“还好，他们搞的是电脑，我呢，是网虫……”白岩松：“经常幻想的人是不是容易年轻？”（梦想和年龄的关系）
叶永烈：“对呀！所以说我喜欢经常捣鼓电脑，捣鼓照相机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年轻多了，不是说像那些孤独的老人沉醉于过去的往事当中，上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应该既能够回忆往事，更能够去看到未来。”
白岩松：“今年您是本命年吗？”（一语中的，完全开放式提问足以勾起对方无尽畅想）
叶永烈：“对呀！我是龙年（出生的），前几天我还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了一篇‘龙有四方’。今年对我们家来讲非常喜庆，不光是我属龙，我爱人也是属龙，我们是双龙，我们的影集就叫‘双龙集’，我们还是两条游龙……，我的母亲是属狗的，但她从来不说自己属狗……，我愿意在创作上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被访者直至访谈结束仍然是谈兴正浓）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对风云人物的采访历来被视为人物专访的典范之作，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次专访过程的完整记录，也因此我们看到，她在专访中对被访者的成功控制和驾驭可以说是一直持续到“最后一个问题”。比如对葡萄牙前总理苏亚雷斯的专访，在围绕国家内乱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交谈之后，“最后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苏亚雷斯：“我从来就不需要药片使自己入睡。”
法拉奇：“值得钦佩，我明白了。但有时忍受失眠的痛苦也是有用的。法国人有句俗语说：‘战争时期就是战争时期’。”
苏亚雷斯：“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战争中。我需要到那里去，我需要跑步到那里去。”
法拉奇：“去吧，去吧！快跑，快跑！不要为我而浪费时间。我只提最后一个问题：您最终会输掉这场战争吗？”
苏亚雷斯：“我相信我已经表明了自己是个善于为自由而战的人。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我在葡萄牙只能重新去做我一直做过的事：为夺回自由而战。”
4.主持人语言的整体把握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对语境的利用，还是对提问过程的驾驭，都不是主持人单方面独立操作的结果，而是由主持人和被访者在面对面“交流”中共同来完成的。对于人物专访节目来说，这种“交流”需要我们考虑的因素还会更多，除了以上提到的方面外，还有诸如主持人在专访中的倾听和应答问题、主持人的体态语运用问题以及综合来看主持人对专访语言的整体把握问题等，都不容忽视。“主持人真诚投入的态度、认真倾听的神态、准确到位的提问、恰切诚恳的语气、机敏得体的反应，都会传达给对方积极的信息，因而能有效地增强对方谈话的愿望和兴趣。”
下面，笔者试着就此分别进行简单的解释：
（1）主持人的倾听和应答。
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发出（发音）、语言理解（听音）和反馈语言的发出（发音）的言语循环完成了两个人的“交谈”……显然，从提问者（即主持人）的一方来看，语言发出指向提问，语言理解指向倾听，而语言反馈则指向应答。在交谈中，主持人成功的“起承转合”无不得益于“准确到位的提问”、“认真倾听的神态”和“机敏得体的反应”。
先说倾听。笔者在收集采访技巧的资料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方家开始重视研究采访中关于采访者“听”的技巧和艺术。吴郁曾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中详细列举了倾听的“三大好处”……
王中义先生在《记者传播模式论》中专门辟出一章论证“采访的倾听艺术”……等等。国内外众多卓有成就的名主持人、名记者也无不推崇在采访中运用“倾听的艺术”，美国当今最为著名的访谈节目主持人拉里·金在他开出的“健谈处方”中写道，“我每天早上都提醒自己一条重要守则：今天我不管说什么话，自己什么都学不到。要想学到什么，只有多听”。
对于人物专访节目来说，主持人则更需要学会倾听，因为有目的地恰当运用“倾听”，正是鼓励对方充分表达自己从而实现节目宗旨的必然要求。笔者在人物专访实践中就深刻体会到，“听”运用的得法与否直接影响着访谈是否能取得成功，而往往成功的倾听却又会弥补一些不够到位的提问。
关于“应答”，学术界还存在着分歧，西方新闻界认为主持人或记者在听被访者讲话时，不能有任何反应，以免产生“暗示”与“误会”，以示采访“客观公正”。事实上，没有反应其实也是一种“反应”，它往往对被访者的谈话意愿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作用，不利于交谈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在人物专访节目中，主持人在“承”、“转”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敏得体的反应”正是激发被访者谈话意愿的催化剂。当然，主持人的“应答”不再是简单的“是——是”、“对——对”或是“嗯”、“唔”之类的应付，而是饱含主持人个人对被访者所谈事件或观点的理解和感受，同时浓淡相宜，不喧宾夺主。
（2）主持人体态语的运用。
在人际之间的交谈中，面对面的实语境使双方交流的不仅仅是语言，彼此的表情、动作、姿态等也都是交流的重要内容。广播电视是声画艺术的代表，特别是在电视人物专访节目中，伴随采访语言的主持人体态语（即表情、动作、体姿、身体空间距离等）的运用，不仅展现在被访者面前，同时也连同谈话内容一起共同“暴露”在摄像机的镜头前。而且，专访所造成的长时间“暴露”又使主持人在体态语运用上的优劣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放大，这就决定主持人在专访中还必须注意自身体态语的恰当运用。
先说距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实际上存在着物理的和心理的两种距离，其中物理距离（即远近和空间）是可见的，心理距离（即心态）则不可见。两种距离又互相影响——在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内，物理距离的拉近，将会使两个个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变得近些（亲密些）。笔者在观摩《东方之子》的人物专访过程中就发现，主持人与被访者之间的物理距离一般会被安排得很近，近到双膝间的距离小于0.5米，同时两人之间不设桌子等障碍物，灯光的设计也是尽量突出访者和被访者，压低四周的光照。当然，这样安排不乏有利于拍摄的原因在内，但这样产生的效果符合人物专访所要求的人际传播特点，为主持人与被访者的“深谈”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再来看体姿和动作。采用“坐姿”自然是人物专访节目的首选，因为这种姿势最适合谈话双方尤其是被访者轻松自如地“娓娓道来”，而主持人的坐姿还要注意“采访时身体略向前倾，并稍转向采访对象，以表示主持人交谈的愿望和倾听的兴趣”……
当然，“站姿”、“步姿”等因节目制作的需要也可以灵活使用，比如在1999年《东方之子》“省、自治区负责人专访”系列中，常见主持人跟随被访者的工作足迹，在边走边聊中完成对人物的专访。从动作上看，专访主持人的动作主要表现在手势上，手势语的恰当使用会强化主持人的语言效果，过“滥”或过于呆板都不利于交谈的顺利进行。比如，《东方之子》有一位男主持人，他在专访时总是会习惯性地摊开一只手不停地指向对方，这个动作就常常会使对方受到一定的压迫，同时也给观众留下了此人不够自信和自然的印象。
至于表情的重要性，古语早就有“察言观色”之说，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公式：信息的全部表达=7%语调+38%声音+55%表情。笔者在《东方之子》栏目考察时，也时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即“话是可以回味的，神态也是可以回味的”，这个“神态”就是指交谈双方的“面部表情”。在人物专访节目中，面对面的“谈心”使主持人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作为心灵窗户的“眼睛”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持人与被访者的交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目光来完成的，交谈中，主持人应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对方身上，但又不表现为死盯着对方，而是以你认真倾听的态度对他进行鼓励，以你的目光和他的目光进行交流，并适时对他的谈话做出反应，使对方在交谈中自然走向内容的深层和高层。
（3）主持人专访语言的整体把握。
语言是一门艺术，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整体上的美，也就是笔者在前面提到的“糅合的境界”。因此，在人物专访节目中要达到这种美，就需要主持人从整体上去把握专访语言的特点。其中，不仅融合着人物专访节目主持人的一般语言特征，即新闻性、人文性、即兴性和独特性，还包含着主持人对专访节目语境的利用，以及主持人的提问艺术和非语言符号的运用。当然，主持人在有声语言上的恰当运用和把握是主持人全部语言艺术的基础与核心，“规范明晰、语气得体”是对主持人语言运用的基本要求。
具体到人物专访节目来说，简短精练还其本来面目，具体新鲜成其首要特点、幽默风趣露其个性锋芒、情理交融则显其风光无限。相反，像美国《亚美新闻社》驻白宫记者朱莉·穆恩来华采访邓颖超，光介绍自己就用去了45分钟，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冗长拖沓的专访会受到观众的赞赏。
人物专访的语言同时还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语言。不管是主持人还是被访者，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专访中对话的改变。“个性是主持人魅力的核心，语言又是主持人个性展示最重要的窗口。”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又正是通过主持人个性的整体把握展现在被访者和观众面前，人们通过观形、察神、闻声等整体地审美观照后才作出认可与否的反应。于是，就有了白岩松的“犀利睿智”，杨澜的“清新爽朗”，董倩的“温文尔雅”，邵滨鸿的“博学理性”等等。
语言艺术的道路不会是一路畅通，而“个性化”和“整体美”正是她强有力的双翼。
三、未来中国人物专访节目主持艺术研究的一点思考
人物专访与广电媒体的联姻，毋庸置疑，为两者的发展都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和研究的新课题。周传基先生在《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中曾谈到：“人在谈话时运动量极小，它限制了运动，节奏缓慢，很容易使观众感到单调乏味。”
因此，虽然精彩纷呈的交谈使人物专访独具魅力，这是其优势，而与事件发生的现场相比，长于具象的广播电视在表现人物的专访题材上就要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其劣势。面对广播电视这不可或缺又矛盾重重的表现手段，我们是顺其自然？还是扬长补短？
本文曾大篇幅地介绍了人物专访的核心——交谈，然而不管这种“交谈技巧”高超到何种令人仰止的程度，它都不会脱离“口头语言”的表达形式。因此，我们的节目将无法回避思维与语言的矛盾，说和写的差别，内心独白与促膝长谈的不同，以及访谈语言形式的片断性与语言内容连贯性的又一个错位。我们是流于“浅白朴实”？还是尽量“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大众”呢？
文化品位，是人物专访节目一直苦苦追求的内涵。然而对名人“追星族”似的探求，使我们的节目笼罩着太多成功人士的光芒，以及从他们身上所衍生出来的“精英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有大批的普通人正在被忽视，那些操纵着新兴媒介并代表着大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新媒介精英们剥夺了他们的文化权利。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网络人物专访的迅速崛起，以及未来直播人物访谈的广泛应用等等，这些都对我们关于中国人物专访节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方向。
如果提这些问题笔者似有“夸大其词”之嫌，那么，我们不妨还回到中国的节目实践中来看。中央电视台运作长达7年之久的电视新闻杂志类节目《东方时空》的改版计划已经出台：《东方之子》改为《新闻人物》；《生活空间》改为《新闻故事》；《时空报道》改为《新闻背景》。改版后，整版节目将更加突出新闻杂志节目的目标，即追求时效性、新闻性，通过对新闻的迅速反应，以独特的角度和大手笔的制作完成对新闻节目的大面积整合。当然，这里最主要的可能是会牵扯到节目在操作程序上的改革，而且这一改革的步伐还会很大，但节目本身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
仅从《东方之子》的改版来看，《新闻人物》的再命名当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外对此类节目的运作早已是轻车熟路。事实上，《东方之子》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大的中国特色，当然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电视节目改革征程上的一次有益的过渡和尝试，从传统的英模人物的报告到精英人物的专访，再到任何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的访谈，这是对新闻电视本源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渐进的。
改版后的《新闻人物》首先是在专访的人选上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原来《东方之子》对精英人物的访谈，视野将会更加开阔，既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败类，只要其具有相当程度的新闻性就可以做；其二，人物可以有相当方便的重复，对某一个人的访谈将不再局限于穷尽其一生，可以根据新闻的特点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其三，与整个版块的设置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既能独立成篇，又能打通成串，这样整个《东方时空》就被盘活了，小制作也行，大手笔亦可，自然天成，无所不容；其四，这符合整个国际上新闻杂志类节目的发展潮流，是应该被接受和肯定的，它可以算是向真正的新闻杂志类节目的迈进。
说到国际方面的发展，人物专访（或称人物访谈）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新闻类的，这类人物专访节目旨在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的各种手段来多侧面展示人物风貌，主持人专访（Interview）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一人，它更像是针对人物的特写（Feature）。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杂志类节目《60分钟》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类型的子节目，像《永不言败的女人》（“Leading Lady”），一方面通过主持人对全美著名女篮教练帕特·萨米特进行的专访，使观众直接从人物的音容笑貌中感受其鲜明个性，另一方面则着意刻画人物生存环境，即通过其家人、同事和朋友等从侧面刻画人物性格，可谓新闻类人物专访节目的典型。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两个人之间的脱口秀（Talk Show）形式，即主持人主要选择在演播室里与被访对象以“侃谈”的方式完成人物专访，这种形式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现场感强，但对主持人的要求也更高。比如，拉里·金在CNN主持的《拉里·金现场访谈》，就是以直播主持人与被访者机智幽默的对谈而闻名遐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广电人在开创并完善主持人节目的进程中，应懂得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在自己的土壤里勇于探索和改革。《东方之子》的改版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研究机会，未来的中国广播电视人物专访节目，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