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历史公案——1953年9月11日我在政协发言之要点——次日毛主席在会上不点名批评后，我急促上书辩解并面谈——会上揭我历史错误并指责我心怀恶意——9月18日大会我目中无人，顶撞毛主席，铸成错祸之始末——何香凝、陈铭枢的发言——事后我醒悟反悔，给毛主席写信要求闭门思过——三十四年后我对此事之反思
问：1953年梁先生受批判一事广为人知。三十四年过去了，您能否实事求是地对这一历史公案作一回顾，既为今人全面了解事实经过提供帮助，又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留下资料？
答：好的。但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件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谬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公平地说，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我不宜多说这些，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只是粗约说几句，不愿细谈。我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公布这些，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件事并非什么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有回顾这件事的条件了。第一，毛主席已经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功过是非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上遗留的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又一个地得到圆满解决。这也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三，我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今天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日屈指可数，我必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我在叙述事实经过时谈及的当时的想法和事后及今天的认识，只能供史学家们参考。我的努力主要在于不漏掉主要事实的细节，当然更不能有误。
问：好，梁先生，谢谢您了。我的职责是忠实地记下您的谈话，并准确无误地整理成文。那么，您现在是否首先谈谈您于1953年9月11日在政协发言之要点，因为这次发言正是这件事的发端，不知能不能这样认识？
答：对的。问题的开始就在于9月11日我讲了一篇话，而毛主席和我本人对这篇话的认识却截然相反，我们彼此间的争辩，以至于失去控制，越闹越大，即由此而来。先回顾一下9月11日我在大会上发言之前的一些情况。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是自9月8日至18日，前后十天。开始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因此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我也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总理给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开小组会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我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有关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率就能倍增。
9日午后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由周恩来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征求大家在大会上发表意见，我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情形汇报出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述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我们那一小组所说的话，讲了个大概，其中亦包括我的意见。散会时周副主席对我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我说：好。
我既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自然就思索准备一番。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小组会上说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天小组会上全是中共之外的非党人士，我的话是就党外广大群众彼此间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负责人要我说话，我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但10日那天午后大会发言甚为踊跃，许多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都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写了一张条子面交周副主席，表示会议应尽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今天会议就要结束，我所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副主席回答我：会期还要延长一天，你可以明天发言。
11日午后大会上，我即席发言，要点如下：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工作岗位不同，或由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我的话讲完后，当时的农业部李书城部长曾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答复。临末，周副主席作总结时亦就此作了补充说明。但他们都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对他们的话我亦静心细听。我的老朋友李济深副主席还对我的发言说了赞同的话，他说计划建设应该发动群众，注意到广大乡村的工作，如梁先生所说，云云。
问：那么，会议又是怎样转入对您的批判的呢？
答：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又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明明是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
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出乎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实在是莫大的冤屈。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后来我才明白，如果听完毛主席不点名的批评，我一声不吭，可能事情就到此为止。由于我的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这封信则加剧了事情的复杂化和白热化了。
我在信上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二十分钟。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我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怪只怪我这人素来认真，且有不随便苟同于人之顽症。因此即便主席态度明确，我仍不肯作罢，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我即请求发言，主席台许我于次日再讲。16日我在大会上发言，一是复述9日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我在11日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我。
问：那么，后来的情形又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呢？
答：我只能再一次表示：实出乎意料之外！
9月17日会上，中共方面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凭我当时的认识，如指我在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论认识是反动的，我尚能承认和接受，但说我在政治行动上也是一贯反动，这话从何而来？难道我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为国事奔走，全国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怀抱，也是“反动”的吗？讲话中还特别提出1946年南京和谈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并在会场上印发了我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这不足以服人。因为1946年和谈中的一段事，是我有违原约、主观臆断造成的，但当时我即有所省悟，故有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之举。至于1946年初的几篇文章，错误我是承认的，但你们在会上只印发《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为什么不印发我写的姊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一文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特别是毛主席的频频插话，分量很重。最主要的大意是：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般的袭击，使我深知，因自己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但不甘被误解、不甘受委屈的心态和倔强不服的个性支配着我，主席台上的人讲话后，我即要求发言作答，主席台嘱我先作准备，明日再讲。散会后回到家里，我反复思考，心情沉重。或检讨，或沉默，或申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几天来的遭遇，我没有告诉家人。一则我说不清楚，二则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不如让家人清静些好。
9月18日午后，我走进会场即觉得这天到会的人极多，竟有二百几十人。以往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出席的、列席的加起来，最多时亦过不了百人。但我发言答辩的主意已定，并没有考虑其他。几个人发言后，在会议进行中间，即由我登台发言，大概只讲了十多分钟，即由于我直接顶撞毛主席，引起众怒，不让我再讲下去，其局面很僵，最后不得不付诸表决，才得以结束。这种场面，在我的一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问：梁先生能尽您的记忆，作为一段历史，复述一下18日会上发生的一些主要的矛盾冲突和实际情景吗？
答：好的。那天我一发言，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我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就有人轰我，不让我讲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谬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言语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
问：您当时主要讲了些什么，希望梁先生尊重历史，秉直叙述，如何？
答：那当然。我意料到那天会场上有若干人不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而我自己又迫不及待地想解除这个大误会。因此我接着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我讲到此，毛主席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我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插话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我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我仍然不知趣地固执己见。我坚持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又插话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我还坚持说：“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谈到此，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某人是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
我当然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不下讲台。我要看看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的态度。如果他叫我下台我就下台，别的人怎么喊我都可以不理。我拿定了这个主意，我以为自己这样做是符合会议程序，合情理的。
毛主席没有叫我下台。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这又形成僵局，会场上再一次大哗。接着又有几位即席发言，指责我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我发言，等等。
批了我一阵后，毛主席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会场便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对着我，我的答复很使人失望，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上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我的发言甚表愤慨，内容大体如上所述。
又过了一阵，毛主席接着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又有好些位朋友站起来指责我，我都静心听着，没有一句反驳之意。毛主席又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我依然站在讲台上。就这样周而复始，闹了好一阵子。
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会议又怎样结束的呢？
答：最后采取了到会人员举手表决的措施。
因为相持不下，僵局无法结束。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我回答说：“听主席决定。”当然会上又是一片喧闹。这时有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主席补充说：“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接着高岗宣布，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毛主席带头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但占会场中的少数。毛主席还边举着手，边对我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待高岗宣布，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时，占到会者的大多数立即举起手来。我还想再谈一句话，但会场中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执行主席高岗对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
就这样，我被轰下了台。
问：在以后你是否有机会申述自己的意见呢？
答：开会是开了。以后在政协，在科学院，都开过会，但我都没有机会充分讲自己的意见，主要还是听大家批判我。我这个人一生做了许多错事，特别是思想理论上，长时间不赞同马列主义，与中共的主张格格不入。要对我进行批判，自有许多话可说。这里我就不细述了。
问：在1953年的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除了您本人和毛主席之外，其他人的发言有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
答：在前后数以几十计的发言人中，绝大多数是自始至终批判我的，这里不必细述。由于我的狂妄，他们狠批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批判我的过程中，亦有少数人属例外的，我记得较清楚的有两位：一是何香凝，一是陈铭枢。不论他（她）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吧，总之是所说的内容有所不同，不是一味批判我的。
何香凝说，今天听了那么多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反蒋工作的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自从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的一篇文章后，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祸国。当时，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的问题亦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了。
何香凝女士的话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她是唯一在那种会上，发言中肯定了我过去曾经反过蒋。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一生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她说的是事实。那时候，我从香港退到广西百步，我主持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与我相住很近，我们常常见面。第二，她发言中仍称我为梁先生，这在当时，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发言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今后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最早使我醒悟自己所犯错误严重的规劝之言。
陈铭枢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在会上提出，梁漱溟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呢，还是思想问题？他说，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费舌耗时；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另当别论，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省悟。他请求毛主席明确梁漱溟问题的性质。陈铭枢的问题很出我的意外，但毛主席似乎并不感到突然。毛主席接过话头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也是我提出保留他的政协委员资格的依据之一。但这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问：那么梁先生对于自己在这场大波澜中的言行，当时作何反省，事后又如何省悟并认清其是非曲直的呢？
答：9月18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19日、20日，我的至亲好友不断登门规劝我、帮助我，特别是我的长子培宽对我交心长谈，启发最大，使我在态度上发生转变，开始醒悟反悔。
9月20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近几天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了他们，言语中虽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是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只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在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宽儿的这一席谈话，加上好友、学生的规劝赐教，包括何香凝女士在会上对我的批评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来似乎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我于20日当天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
我这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总的说是，觉悟前我总在如何辩解误会上用心思，觉悟后便不想辩解什么，感到的是惭愧、歉疚、悔恨。觉悟前亦有反省，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便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显现——惭愧得不能自容，便是恻隐之心。觉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对，却始终扔不开它；觉悟后惊于“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觉悟前正所谓顽钝无耻，心死已久，觉悟后悔恨不已，此心渐渐苏醒……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无疑是在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细情我在前面若干章中说了。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之不对，亦曾怀着惭愧的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譬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问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譬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已，却很少出口响应。难道怕言不由衷吗？那倒不是。每当我想及一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恶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被蒙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做“倔强精神”，当做“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狂妄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说到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亦有很久的历史背景。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成长，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或熟人、同事。但我历来对共产党员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这些我在前面已说到不少。这一思想经常在我过去写的若干论著和文章中流露出来，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主张加以反驳。而我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随着我行动。因为这，每当朋友们批评我时，自己总不服气，心里想着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吗？我也是革命的！自国民党丢弃革命、背叛革命之后，我甚至希望长时间吃苦头而坚持革命的共产党，能修改路线，发生转变，与自己走到一起。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今天听起来可笑，但确是我当初存有若干年的真实想法。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如果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睛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判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上说，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了。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而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是真正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基于上述事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认识和检讨，我在事过不久便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毛主席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我，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自此，我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二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我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我，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我寻思此意是否来自上头。其实呢，我是认为铸成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再说，我等待着给我一个什么处分，但又久无下文。劝我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朋友逐渐增多，我也考虑既无明确的处分，便不宜闭门过久。因此到了1954年初吧，将制定我国第一部新宪法，通知我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我便出席了。记得同组的还有程潜、薄一波、曾昭抡、屈武、傅秋涛诸人，大家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我也发了言。
问：1953年至今，已有34年了。光阴飞度，世事巨变。从今天回头看，不知梁先生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想法？
答：34年过去，当事人所剩无几。所喜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建设的规模，工厂农村的面貌，还是老百姓生活的提高，人民安居乐业，都大大超过了新中国建国之初。特别是对于毛泽东主席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其功过是非，如今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评说。又值今日政治宽松，气氛和谐，民主得以发扬，法制日趋健全，对若干历史问题都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评说商讨，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得出恰如其分的结果。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反右派，“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走过了曲折、起落的二十多年，中国执政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我个人的遭遇，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应该庆幸的是，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总结了成功经验，纠正了各种错误。如今又在雄心勃勃地领导国家民族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以为，有了久经考验的领导党，有了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有了素来勤劳勇敢而又经过种种磨炼的人民大众，中国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