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我在理论认识上与中共之差异——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国共和谈为国事奔忙——二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杀案——周恩来的批评及我在拟订第三方面提出的国共停战折中方案铸成错误之始末——我退出和谈并脱离了民盟——1949年初我“只言论，不行动”，对国共“各打五十板”纪实
问：自抗战爆发之后，梁先生即以无党派人士和民盟负责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事奔忙。梁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和行动，还有什么补充？
答：我从抗战初期起，即为团结抗敌而奔走于各方，抗战胜利后又为争取和平建国而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参预国共两党和谈，总计前后有八九年之久。有人曾经在气头上说我梁某人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当然不合事实。一个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一旦成为事实，便涂抹不了，今人和后世自有公正的评说。诚然，在我的一生中，做不成的事，没做通的事，做错的事，都不少。即从抗战至国共两党和谈及破裂这一段历史看，亦是如此。
现在回顾，我静心反省，自己不贪安逸，不图享受，自十九岁起粗衣素食，并无私产，教书著述所得亦几乎全用之于兴办教育，接济若干志同道合而经济拮据之友人。至敌寇入侵，为救国难而奔走四方，甚至自愿深入敌后，跟着抗日游击队昼行夜宿于荒山野岭之中，颇有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样子。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自己呢？扪心自问，则源于自幼立志要改造中国，为国家民族做事，并确有自己为国家民族设置之理想。简言之，自己深怀爱国之情，对祖国的责任感远远超过自己的小家小我，有时甚至无我。举例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一套。这距离不易泯没，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党人合作之可能。我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因此我在人格上从不敢菲薄共产党人；相反地，我历来敬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共产党朋友。至于彼此见解主张之不同，我以为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确有同可求。多少年来，共产党人是赞同我持此见解，并把我作为一共产党外之朋友的。远如李大钊先生与我相知相交，至我建国前两次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先生之交往；近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度与我相交，把我和章士钊先生一同作为中南海他家中的座上客，以至毛故去之后，中国共产党自身结束了十年“文革”的大动乱，走上了复兴之路，我又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位朋友。众所周知，我曾经被排除在朋友行列之外，那就是自毛泽东先生本人1953年发动的对我的批判开始，我长时期成为一名不戴帽子的“反面教员”，一有言论，甚至是零星杂感，片言只语，亦成为众矢之“的”，动不动便对我进行有组织的批判。对于1953年因我自己的荒唐而闯下的大祸，以及这以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我的言论和遭遇，当留待以后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慢慢儿细说。
但是，就我个人而论，不论是解放前如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还是解放后我在各个时期的一言一行，其对也，其错也，都与我最早形成的理论主张和行为准则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叙述自己于国共两党和谈发生的一桩错误以及这期间某些独特的言行之前，我得扼要地讲一讲我当时已经形成的思想和主张。
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中国社会的出路何在？远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即认识应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而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则必须先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立，以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以上两点，我同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如何实现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即建立统一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张走一般革命之路即阶级斗争之路，并由阶级斗争引导出武装斗争，即武力统一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我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判断此路走不通。这正是1938年初我赴延安与毛泽东通宵达旦争辩问题的焦点所在。
从我亲身经历的中国社会事实，得出了哪些思想理论认识上的对中国问题认识之特殊性呢？
第一，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几十年间的军阀内战而造成的分裂局面，如与外国的历史相对照（如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出来及美国的南北战争等），则外国的这些分裂或战争都是基于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民族夙怨、宗教不合、政治不平、经济矛盾等等）；而我们呢，都不过是此一政府（此一军阀）彼一政府（彼一军阀）间的冲突罢了，于社会的种种背景并不相干。几十年的军阀内战和分裂，没有一次是因社会问题而发生的。因此，从社会这面看，虽然贫穷落后，问题繁杂，但全国各地区之间却并无隔阂，原是统一的。不统一的只不过是浮在上面而无根无源的所谓政府（军阀）罢了。这在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却一直见于数十年间的中国，能说不特殊吗？
第二，在没完没了的军阀内战，分裂和不断破坏下，广大中国社会（即全中国的平民百姓）陷于一种绝望的境地，非一般社会之所恒有。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有秩序就有保全，有保全即有生息长养。其故即在一个统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两面彼此对立而又互相依存，成为一个结构。人类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历着凶狠残酷的剥削，而社会还是逐步向前发展，并没有绝望，就为此。但中国的社会在20世纪初以来则不然了，它不是两面，而仿佛是三面或多面。此一军阀彼一军阀形成对立的两面，被统治的社会（百姓）便成了第三者。在彼此两方对立中各以应付对方为急，是顾不得第三者的。无秩序的破坏代替了有秩序的剥削，此广大社会（百姓）乃落于被牺牲的地位而无可救。特别是乡村破坏得最烈、最惨。军阀各方彼此为备战而竞争着购械增兵，以致全国养兵之多，甲于全世界，却无一家讲国家对外防御。兵多而益乱，战乱相寻，迄无了日。假若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各干各的事，倒也不会如此纠缠在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无奈中国之广大社会因其历史、文化、自然等原因，早已融合为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分又分不开，合又合不拢，长期的自相砍杀，日趋毁灭。请问，中国社会这种特殊性在当今世界何处有之？
若问此古今中外所少见之中国社会畸形病态从何而来？我认为是：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的；其内部虽有剥削被剥削、统治被统治之分，但散漫流动，缺乏固定成形之阶级，以武力为主体而形成阶级统治，即不属于西方国家通常的一般国家类型。辛亥革命后，旧秩序既失，新秩序又无，此散漫流动者更陷入混乱，武力更无所统属，失其工具性之故。于是武力（军队）即变成了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军阀为占地盘吃饭而扩大军队，发展军队又为了再扩大地盘。军队与国家、民族不相干，而供一些野心家任意利用，合纵连横，忽彼忽此，忽敌忽友，陷中国社会于分裂混乱之深渊而不得出，延续达数十年之久。且各方军阀还因国外各帝国主义竞相勾结利用，而其分裂与战争乃更加严重，无法休止。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以党建军、以党建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等口号，原想以武力统一来结束这局面的，但结果却不过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之分裂与内战则依然如故。
中国前途如何，怎样统一？我潜心研究中国几千年之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对当前的社会结构和状况也进行过调查摸索，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融伦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体，以乡村为基地，从普及民众教育入手，先搞实验，一个县，一个省，逐步扩大，而避免武力，结束内战。结果呢，我的设想蓝图当然落空了。1949年由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了武装，以武力统一了中国。
我自己静心反省上述理论认识之差异和错误，是在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之后，许多问题以后细说。现在先讲这一段，是为了说明我在抗战胜利后至全国解放前发生的错误和独特的言行，是有其理论认识之差异和内在的思想根源的。
问：梁先生在这段时期，都有过什么错误呢？
答：这个提法并不妥当，也不确切因为我在这段时期留下的言行，在我自身来讲，都是在同一思想认识下产生的，无论是对的，错的，我都恪守自己的信条，并不人云亦云，随风飘流。所谓错误，也是事后，特别是全国解放后自身静心反省的结果，而在当时我自己是并不认识的。我在这个时期的一桩错误，是我脱离民盟的直接原因。在讲述这桩错误之前，我还要补充一些当时经历的重要的人和事。
我在民盟决定派我去香港主办《光明报》之前，曾到曾家岩五十号拜访周恩来。在我向周恩来汇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和将去香港创办报纸之后，周表示关切和支持。他告诉我，到香港后，即找廖承志接头，他是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之一。我到香港后即与廖见了面，以后经常来找我的是范长江，他当时是《华商报》的社长，《华商报》实际是中共在香港办的报纸。
民盟办报，最大的困难是经费无着，因此拖了几个月才在香港创刊。在我离开重庆之前，民盟的负责人如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都出了钱，记得是每人（即各派各方）一万元法币。我经济能力弱，也出了六千元，这当然是杯水车薪。后来通过联络，四川的刘文辉愿意资助四万元，云南的龙云愿意资助六万元。我就是带着这些钱去香港的。无奈办报开销很大，要与印刷厂订合同，得先付一笔款；还得请一名律师作法律顾问，这在香港是少不得的，又得花一笔钱。而重庆带出来的，龙云、刘文辉资助的，都是法币，到香港兑换成港元，又打了折扣。如果创刊开印，头几期没有问题，但往后则难以为继，因此迟迟不敢出版。这期间范长江经常来我处，我告以苦衷。一天范告我，有位南洋侨领愿意资助我办报，只要写个收据就行。我说写个收据有何难，这太好了。第二天长江把钱送来了，还是港元，总有四五千元吧。实际呢，心照不宣，我估摸这笔款是中共给的。这时候，又正巧湖南人李国卿的弟弟在美国成了大富翁，李家与梁家是世交，他们也给了我们一点钱，资助办报。于是，《光明报》得以创刊，并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但我们几个办报的，在香港生活一直是拮据的。萨空了是报社的经理，里里外外地忙，又带了家眷，经济开支大，我给他定了月工资二百元。我是社长，因为一个人在香港，月薪只定了一百元。我因为开支小，每月一百元中有一半得资补萨空了的生活。那时候，大家都为了办报，为了民盟的共同事业，生活、钱财上的事是不分彼此的。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我回到广西桂林。在乘舟离港，安抵广西梧州时，我曾写有《寄宽恕两儿书》，叙述脱险经过，后来发表并收进《最近文录》。这封家书，很能说明自己当时充满自信、一派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状态。书中有云：
假如我所行所为，止求一个人的享受，那么，我的安危止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如我止顾一家人的生活安宁，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而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于孔孟之学、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于解决当前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前贤所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为我一生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书写成，我乃可以死，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我相信安危自有天命，我把我的安危，付之于天。……
这些话，读来颇有狂妄之嫌，但却是我当时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我能在香港脱险，许多地方是得力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沿途每逢危难之际，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帮忙。这些不相识的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自1942年起，我在桂林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只写成六章，后因日军侵桂辍笔），一面进行民盟组织的活动。这一年或稍后一些时候，在桂林的文化人如金仲华、胡仲持（胡愈之之弟）、欧阳予倩、狄超白、陈此生、张锡昌、徐寅生、周康仁等前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增强了盟的力量，推动了广西的抗日民主运动。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由我介绍加入民盟组织的，每人都填写入盟志愿书，签名盖章后交我，我看后又当场焚毁。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这个办法，既履行了正式入盟的手续，保持了参加政治组织的严肃性，又能保守秘密，不留痕迹。在桂林住了两年，日军侵犯，我和陈此生等由桂林退到贺县，在那里继续发展盟组织，联络地方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活动。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等到昭平活动，在交通十分不便的乡间城镇，办起了《广西日报》（昭平版），为宣传抗日爱国出力。昭平与贺县相邻，我们常有来往，何香凝、陈劭先等人也住在昭平。
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何以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是三党三派团体的联盟。这次会议取消“政团”二字，打破政团的限制，改变了政团联盟的性质，为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敞开了大门。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六个方面。这些条文是民主同盟所主张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具体化。顾名思义，“民主同盟”的核心是“民主”。参加民盟的人，不论是团体或个人，为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实现民主化而努力，大目标是一致的。
这次会议还选举出张澜等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等十三人为中央常务委员，由常委中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的确扩大了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加入民盟，大幅度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这次会议后，还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了民盟总支部和支部，如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1945年春，民盟中央指示我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的民盟工作。不久即在广西贺县八步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推选我和陈此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莫乃群等人为委员，由我负总责。由于当时交通阻塞，东南总支部的工作未能积极推进。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至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全国约有盟员三千人，其中无党派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的百分之七十。
问：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哪些？它在民盟历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答：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首的国共两党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时召开的。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民主同盟纲领》三个文件，明确主张“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其主权永远属人民全体”，“国家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并提出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地方自治等关于国家体制的纲领主张；会议还呼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亦即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内战的危机以及党派团结、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等等。这次大会还总结盟的组织工作经验，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规定了盟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盟员入盟和退盟的具体办法等等。大会增选了史良等三十三名中央委员，连同原有的三十三名中央委员，共计中央委员六十六名；还增加了五名中央常务委员，共计十八名中央常务委员；仍推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还有其他部门的负责人。我仍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大会还决定出版一种日报，以加强宣传盟的政治主张，推动全盟的工作。会议结束后经过积极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于1946年2月在重庆正式出版。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政治组织趋向成熟。大会提出的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否定。会议宣布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战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巩固和发展盟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这次大会仍推选左舜生为秘书长，那么梁先生是什么时候接任秘书长职务的呢？
答：那是在民盟“一大”之后，因为参加政协的代表问题，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之后，左舜生是青年党的头头之一，便也跟着离开民盟了。而我这时正从广西抵重庆，民盟中央诸同人推我接任，我曾再三推辞，但其时我正图为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出力，最后接受了，仍言明只干三个月。在这里，我就自己在抗战胜利之初的心境和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的内情略说几句。
1945年8月至11月，我仍留居广西贺县。国共两党和谈、签订“双十协定”以及民盟“一大”的召开，我都不在重庆。但书信来往密切，情况我都知道，很为当时国内出现的好形势所喜。两年后我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自述，可看出我当时的心境：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1945年8月），在广西贺县之八步，闻胜利之讯；又闻国共两党当局会于陪都。窃喜外患既除，内争可泯，凡八九年来矻矻以图救眼前者，至此可以休息；而建国大业开始，夙日文化研究之愿当偿。当时分函故旧，悉道此意。顾不料十一月抵渝，遂闻东北接收以遭遇障碍而有撤退之讯。国内之争国际之争相牵合，大惧中国将为西班牙之续，乃又不能不从国人之后，谋取和平，是有参加政治协商之事。
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即与商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名额问题相关联。1945年10月，由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并由国共双方商定出席单位和名额。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计36人。在分配民盟的9个名额时，青年党李璜、曾琦、左舜生他们提出，民盟9个名额中青年党一定要占5个名额，理由是青年党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来的第一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支持青年党这么做的，想利用这件事分化瓦解民盟。青年党的这种无理要求，民盟内部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概不同意，中共亦表示反对，相持不下。国共两党的代表再次商量，双方同意让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保留5个名额；民盟9个名额不变，由国民党让出1名，共产党让出2名，另外增额2名。这样出席政协的代表名额就变成：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共计38名。最终还是中共多让出名额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青年党从此便从民盟分了出去，左舜生自然就不能担任民盟的秘书长了。这一职务在空缺一段时间以后，便由我担任，一直到1946年底。
问：梁先生有没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您可否回忆一下当时印象较深的一些事情？
答：我是作为民盟的九名代表之一出席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出席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大多数已是中年以上的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代表已经作古。除我之外，民盟的其他8名代表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张申府等都已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故去。中共的8位代表，现在也只剩下邓颖超、陆定一两位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历时二十多天的政协会议，在各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很有成效的。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即：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的协议；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真的得到实施，中国的历史将要改写。但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政协的协议都成了一纸空文。
问：听说梁先生在政协会议闭幕不久，曾二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请您谈谈这次会见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有哪些重要的交谈？
答：1946年春我二赴延安是因为当时自己有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设想而无把握的话，在重庆无法细说，出于上次与毛泽东长谈留下的好印象，很想去延安一吐为快。当时重庆、延安之间常有美国军用飞机来往，交通是方便的。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一个人再去延安与中央领导人见见面，谈谈，看看。周立即同意我去。到延安谈些什么，我没有细说，周也没有追问。
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下了停战令，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否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统，否定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映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意愿。一时间，似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事项就在眼前；仿佛今后中国的前途即与欧美同一个路子，两大党一个上台，一个下野，轮流执政。民盟有些同人历来热衷于此，国共两方面亦都没有公开提出反对，双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至于美方代表马歇尔自不必说。而我个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而又无法反对，或者是提不出完整的主张加以反对。因为这，我决定去延安向中共的朋友们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不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关系，就算是立此存照吧。
赴延安很快成行。记得飞机先飞北京，住一夜再由北京飞延安。同机的除延安的美国代表外，记得还有画家尹瘦石和其他一些人。到延安第一天即见到毛泽东主席，寒暄后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内找十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十个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能记得的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我先说了重庆的情况，由于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局面好，大家劲头很高。接着便转到我要陈述的本意。我说，在重庆的各个方面，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互相反对，台下的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听的人没有公开持反对态度的。我在民盟的各位同人，更是如此，有不少人一直是多年来盼望着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直是赞同的。但是，经过自己三十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认为特点很不相同；尤其是中国的现状，最不能同欧美相比的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旧的，几千年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这一落后局面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固有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也不顶用。因此中国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各搞各的，那样政局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不可能办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的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又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什么建设也没有搞。我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后来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军需、武器。对国民党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而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地迅即进行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处说一句，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但谈到现状，我说到国民党、国民政府，却没有点到蒋介石，这一点记得清楚。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垮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的的确确，我那时是做梦也未曾想到，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内战；特别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也从此站了起来。这次我在延安呆了十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匆匆返回重庆了。
问：1946年这一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正面临着战与和的紧要关头，作为国共两大党之外的第三方面的主要政党民盟，为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做了许多工作。梁先生其时正在民盟秘书长的任上，梁先生对这一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有何记忆？
答：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我作为民盟秘书长，受民盟总部的委托，偕民盟总部秘书处主任周新民（后任副秘书长）一同前往昆明调查此案，我们克服许多障碍，深入调查，最后写出了调查报告。
李、闻血案是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连续发生的。在这之前，从2月开始，就发生了重庆校场口事件、西安血案、南京下关惨案等等，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所欲为，做尽了坏事，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公愤。民盟总部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致函致电抗议，而民盟自己派人专门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李、闻血案是唯一的一次。
我和周新民于8月6日到达昆明，22日离开，本来要求国民党政府共同调查、审讯，遭到拒绝，只好单独进行。我们的调查实际上处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我们顾不得这些，能躲则躲，躲不了则听便。由于这种恐怖气氛，许多人不敢同我们见面。只是由于李、闻血案激起民愤，纸包不住火，昆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几乎任何一个昆明人都可以根据几个月来的事实及体验告诉这凶案的原委。因此我们一到昆明，就有不少人秘密地、自动地写信供给材料。这些人除民盟同志外，还有广大青年，甚至是警备部门的工作人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领事馆，他们根据美国的宪法精神，是不赞同这种暗杀手段的，且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美方是调停人，同时与民盟有关领导人交往密切，因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曾派专人到昆明调查、清理，其卷宗底本存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美方向我们提供了这些调查材料。这样我们对此案的调查便掌握了足以证明国民党政府承办此案破绽百出、欺骗舆论的人证物证。暴徒的传单、标语、布告之类，都是当时即可公之于众的物证；但人证的名字，在当时则不敢端出，因恐有生命危险。不过查有实据，心中有数，我们说话、督促、提抗议，便有力量了。
从昆明返回上海后，我在报告李、闻血案调查经过时，即用了“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的现状。报告的日期是1946年8月26日。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我那时个人的认识，只能说到那种程度。当时我说，所谓“吞吞吐吐”，有下列诸端足资证明：一、两件暗杀，只拿出一件，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杀闻凶手先说是中共，继又推地方，东推西诿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最后不得不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这两个军官暗杀闻一多的理由只说是出于一时气愤，两个凶犯在公堂上大大演说一番，说闻一多是“卖国贼”，他们二人气愤不过，故予杀之，与他人无关，是则“吞”去了暗杀原因及暗杀主谋者；三、8月15日的所谓公审，只许指定的中央社的两位记者参加，这是“吐”，而拒绝《大公报》记者、《中央日报》社长及其他任何一个记者旁听，这又是“吞”；四、审判记录在15日“公审”后当众宣判，凶手亦画押认可，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15日并未宣判，至今也没有宣判，同时，我向顾（祝同）总司令要一份口供，他拒绝了，我问他还要审否，他回答不出，这是“吞”。至于政府为什么不给一份口供给我，是不是怕我手上有了这份口供，而逐点指出漏洞？现在我不敢指出有什么漏洞，却怕他们进行修改。我在这里可对此案作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部队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再也不好说是自己人“一时气愤”而干的了。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一定有另外两个替死鬼，这一点敢百分之百的肯定，因为他们已经在如此布置，里边的人已经透露了这个消息。
以上关于李、闻血案现状“吞吞吐吐”之语是我当时说的话，是有着人证物证的，只是没有展开说。国民党政府欺骗舆论，欲盖弥彰，差不多人所共知了。举个小例子，可当笑话来说。主要凶犯姓汤，在“公审”时背诵特务机关提供的供词，在诬蔑李公朴、闻一多等与苏联有勾结时，居然冒出了“闻一多夫”“罗隆斯基”等苏联式的中国人名，当场听者哗然。因为这个漏洞，吓得国民党政府从此不敢再公审了。
问：梁先生曾谈到在理论上认识之差异导致自己某些行动之错误。据笔者所知，梁先生在这个时期以第三方面民盟总部秘书长的身份，参预国共两党和谈，反对内战，实现和平，是竭尽全力的。那么所称错误究何所指？这一错误的具体情况如何？您当时和今天如何认识？梁先生能否作一较详细的回顾，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答：好的，先说这桩错误的事实经过。
民盟是三党三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党派组织，包括了不少当时社会上各界的上层知识分子，秘书长是在民盟总部操办盟务实际领导工作的职务，我是在左舜生（青年党）、张东荪担任民盟秘书长之后接任的。朋友们瞧得起我，特别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诸先生，更多次促我，责勉于愚，更为民盟的任务着想，我才勉强接受，并相约以三个月为限。就任的具体日期记不准确，只记得我是在1946年5月8日自重庆抵南京上海，直至11月6日离去，时约半年，这是有记载可查的。
我这个人做一件事，从来讲究认真二字。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政治上的党派是非之争更是一个门外汉，而自身又是拿定一个主意，即性格不易改变，如何做得这一上下左右，方方面面都要顾及的秘书长呢？更何况时至1946年的下半年，有权势、有实力的蒋介石国民党早已把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扔在一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挑起内战，进攻解放区，而共产党方面当然要还击，战火已经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方面的民盟，这时本已束手无策。但内心却无不为抗战胜利之初，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出现的和平局面被破坏而痛心不已，再说我个人又历来反对并认为武力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更加强了我为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奋斗到底的决心，大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甚至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
正在盼望和平而又濒于绝望之时，南京方面又放出了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是早有认识，并做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愿有一线转机，“死马也要当活马治”，还想真的把它治活哩。
9月下旬，周恩来通过马歇尔把一份紧急备忘录递给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倘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就是对中国国内和平的全面破裂。周公这话曾对民盟方面讲过几次，说时情绪激愤。我深知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恫吓，而是他们已经无法再后退，至此局面便不可收拾了。但我还想尽最后一份力量，便于10月10日赶到上海马思南路，与周恩来长谈，劝他回南京继续进行和谈。周公同我谈了许多，主要分析蒋介石这个人，认为国民党方面欺人太甚，要负发起内战的全部责任，现在看是不想回头了。他起初表示目前不宜回南京，对方不具备谈判的条件。我力劝周公主动回去，国人有目共睹，周公没有表示坚决拒绝，我便有了结果，很是高兴。我于11日坐夜车返回南京，12日早晨在南京下车，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我大为失望。其时许多记者向我涌来，我无可奉告，只惊叹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第二天各报都登了这句话，一时广为流传。尤其是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南京政府又宣布原决定11月12日召开的伪国大将如期举行。这一日期是国民党政府在7月4日宣布的，7月5日共产党就声明不承认这种非法决定的日期，同日民盟方面由我和罗隆基向国民党方面口头抗议，认为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国大的日期是违背政协决议的，非法的，无效的。而今国民党仗着军事上的胜利，再一次单方面重申这一无理决定。事已如此，看来和平没有救了，过去的努力全部丢弃。我一连几天，陷入苦闷之中。
不料10月15日，国民党代表雷震从南京赶到上海，邀请民盟留沪代表在张君劢家聚谈。雷说明来沪使命是国民党愿意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达到永久停战的目的，政府要请留沪的政协代表，包括共产党代表，都到南京去，希望第三方面代表多多尽力调解，特别请民盟的代表多向共产党代表劝驾。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即于当天下午到上海马思南路共产党上海办事处见周恩来，劝共产党代表一同到南京去，重开和谈。周公气愤地向民盟代表叙述了半年多来一切谈判中共产党为和平、为人民向国民党所作出的种种重大让步和委曲求全的经过，当然没有同意马上去南京。在15日这一天，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在南京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在民盟总部的我和其他人。16日的京沪报纸登出邵力子在南京谈话的要点，一是政府准备停战，重开和谈；二是他自己将马上去上海迎接中共代表和第三方面代表回南京。这一天的报纸，还登出了蒋介石提出的和谈的八项具体办法，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内就地停战，关外再说；二是关于关内恢复交通和关外共产党军队的驻地，重新拿出六月间经过三人小组协议而当时蒋介石拒不签字的方案。因经过几个月，形势变了，这些协议今天对国民党有利，蒋介石虽是假戏真做，却不忘处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10月19日，报载延安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恢复和谈的声明。声明在叙述了一年多来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和谈中共产党所作出的八次大的让步之后指出“只要他们有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共产党和谈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但针对蒋介石的八条，共产党方面提出了两条：一是军事要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驻地；二是承认实行政协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10月21日，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等第三方面在沪的代表同乘一架飞机到南京。代表们上午到，蒋介石下午就携宋美龄飞台湾视察，因此代表们直接从飞机场赶着去参加蒋介石举行的既是欢迎又是告别的招待会。这种安排给人以“恕不奉陪”之意，给幻想和平的人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但最伤脑筋的是第三方面如何提出一个折中谈判方案，使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国民党的八条和共产党的两条相距甚远，特别是停战条件，一个是现在就地停战，一个是恢复1月13日驻地停战，第三方面最为棘手。从10月22日开始，第三方面每天在南京交通银行一个会议室里白天黑夜开会，一直开到二十五、六号，仍然毫无头绪，莫衷一是。
应该指出的是，这次第三方面到南京进行和谈，由于民盟过去同中共一年多的合作关系，各方面都比较推重民盟，希望民盟多负责任，事实上民盟成了这次和谈的重心。而民盟领导层的不少人并未认真考虑到蒋介石重开和谈是真是假，而一个心眼地想方设法，使出牛劲，但愿和谈有进展，和平有希望。我是民盟的秘书长，在这种为和平奔走的关头，深感责任重大，也的确是废寝忘餐，日以继夜地工作的。不料头绪还没有，国民党军队又于10月25日攻占了东北的安东（即丹东），关内又进攻烟台、榆林等城市，这就更加激怒在南京的中共代表，他们大有拂袖而去之势。民盟知道后，一面责问国民党代表，一面由我和黄炎培赶到梅园新村，极力劝留中共代表，表示民盟将与中共合作到底，今后第三方面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将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意见，以防止第三方面被蒋介石国民党所利用。这种做法是过去民盟与中共合作中就有的。
在时间上，蒋介石单方宣布的11月12日召开伪国大的日子越来越近。虽然，民盟和中共都不承认蒋介石的这种违背政协决议的非法行为，是不会参加伪国大的。但是，如果在这之前，国共和谈能有眉目，有进展，情况不就可能发生变化，和平不就有希望了吗？在这种情势下，我心急如焚，急于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而偏偏第三方面谁都一筹莫展。于是我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在第三方面的会议上提出一个原则，即第三方面“只有把国共两方的方案都不算”，而提出我们自己的折中方案，其条文一要把国民党的作为尽量纳入政协决议的轨道，二要双方在利害所关的问题上，斟情酌理，互相让步。我在会上就这些原则作了发挥，有人提出“双方的方案都不算”的话不现实，做不到，我躁急地在会上以掌击桌，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用第三方面的力量来说服不肯接受折中方案的任何一方。我们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就只有撒手不干。”大多数人本来也提不出别的办法，拿不出主意，最后便一致同意我的原则，要我尽快起草折中方案。
我用了一个通宵，草拟出一个折中方案，提交到第二次会议上讨论。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照整编统编方案处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法修正案。
在讨论这三条具体方案时，大家对第一、二条没有异议，只对第一条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各就现地一律停战”，人家会不会理解为就是蒋介石八条中第四条的“就地停战”？又如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是否与蒋介石八条中之“依据六月间三人小组拟定的办法”相混同？有人提出，这个方案是否偏向蒋介石的八条，而不完全折中，恐怕共产党方面不会接受。我在会上作了解释，主要强调蒋介石的八条只指华北、华东就地停战，不包括东北，是东北除外的用意，而我们的方案是包括东北在内的，于共产党亦有利，所以是折中。同时我又再次强调，事到如今，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第三方面的力量迫使任何不接受的一方接受，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倘不能如此，我们便只有自动退出，撒手不管了。经过讨论，大家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方案。我还觉得如何使方案更符合折中的原则，则关于东北问题的解决，应该在第一、二条有更具体的规定，希望能有比我更熟悉东北情况的人帮助我做好这桩事。于是会上推定黄炎培和莫德惠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黄、莫二公积极性颇高，同我一起挑灯夜战，商定了两项补充：一，在第一条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地；在第二条规定由国民政府派出县长和治安警察在长春以北的铁路沿线的二十几个县维持地方行政工作，退出驻军，避免接触。
28日上午，第三方面最后一次在交通银行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由我主持补充修改后的折中方案。大家很快通过，并一一在方案上签了名。兴奋之中，立即决定将方案一式三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交国民党的孙科一份，由梁漱溟、李璜、莫德惠送交共产党代表团一份，由罗隆基送一份给马歇尔参看。大家立即分头乘车前往。我和李、莫同乘一车赶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代表如往常一样迎我们进会客厅。我递给一份方案，便开始介绍这份方案拟定、讨论、修改的经过。周公一面听，一面看方案。当我说到在我们来梅园，已同时派人将方案送给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马歇尔特使各一份时，周公打断我的话，严厉地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定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的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决定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同我们打个招呼？这是怎么搞的嘛，究竟是为什么……”我一听周公的话，大吃一惊！这几天，只顾得急忙写方案，讨论方案，匆匆忙忙让大家签名，分送，居然谁都没有想起以前的约言！我是秘书长，是这一方案产生的实际执笔人和主持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呀！我同周公相识相交已有十年，我敬重他的人品、风貌、学识，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可见我这桩事办得一团糟是肯定的了。周公还在生气，而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莫德惠见状竟在一旁默默掉泪，一言不发。还是李璜机灵、冷静，他立即说：“周公息怒，这事还来得及挽回，你们不同意，我们还可以把方案收回，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李璜一边说，一边就出门乘车走了。我和莫德惠留在梅园，这时周公怒气稍息，对我和莫说：“先等着听消息吧，能收回更好，收不回只好另想办法了。”
不多久，李璜领着罗隆基、黄炎培进了梅园，原来李璜先去了民盟总部，把他们两人引来商讨对策。经商量，去孙科处取方案不能硬要，只能“智取”。至于马歇尔处则好办些，在罗隆基送方案去时，马歇尔本人不在，罗就交给马歇尔的秘书了，并留言，待马歇尔回来时等罗隆基的电话再开封。于是我一人留在梅园，李、黄、莫、罗四人一块直奔孙科公馆。他们在孙公馆的客厅坐定后，孙面有喜色地说，第三方面这个方案还不错，可以研究考虑，并说他已同蒋主席通过电话了。黄炎培从容地说，好是好，但我们匆匆忙忙，抄时漏了一条，特为此赶来。孙科说那就再补上吧，说着便取出方案，要黄当场补上。罗隆基立即拿过原稿，装进了口袋，对孙科略表歉意地说：“这种正式文件怎能随随便便补写一条呢。孙院长，我们还是先拿回去，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他们便立即告辞，出门直奔梅园，把原件交到周恩来的手中，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接着罗隆基又赶到马歇尔住所，马歇尔还没有回来，罗便从秘书手中把另一份方案原封不动地取了回来。
冷静一想，细细分析，在折中方案中第一条既然说双方停战后军队的“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定之”，那么第三方面又怎能越俎代庖地规定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驻军的地点，而且只规定共产党，而不规定国民党的呢？这就有所偏袒了。再说第二条关于地方政权问题，已规定“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那么第三方面又有什么权利来规定长春以北铁路沿线二十几个县的行政接受办法呢？况且当时这些县已是解放区（事先这点至少我尚不知），而事后知道所谓“治安警察”，又是改装过的戴笠的“忠义救国军”。这种规定和做法，当然是铸成大错了。尤其是急急忙忙，事先没有与中共方面通气（指民盟，而非是整个第三方面），这错误在我作为民盟总部的秘书长，又是这个方案的执笔者和主持人，确实深感内疚，不可原谅的。
但事情总算挽回，国民党方面打电话催问，我们回答此方案事关重大，第三方面要重新考虑，搪塞了过去。我个人则已心力交瘁，当场即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以补自己的过失；又对民盟同人说，我当秘书长原受各位推举，相约三个月，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我又铸成这个过失，秘书长之职我也就此辞去了。周公当场劝我，说事情已经得到挽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先生不必过于内疚，退出和谈，实可不必，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望梁先生三思。民盟同人也力劝于我。无奈我去意甚坚，说做就做，便于1946年11月6日离开南京，经北京返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为勉仁文学院）。从此，我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不仅是秘书长之职，连盟员也于1947年底正式脱离了。
回顾这桩往事，究其主观原因，自然是源于我在本章一开头所说对中国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之差异。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引用1946年10月4日我代表民盟关于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的一段公开谈话，原话如下：
我们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以负荷革命任务自居的，因此各拥有其革命武力。在革命过程中，他们曾经合作，也曾经分家。合作还好，分家却大不得了。二十年来的中国内战即由此演成，此番政协会议可以说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的会议，解决的途径是把党的武力交给国家，而国家则施行宪政，使两党变革命政党为普通政党以活动于宪政之中。然而国家的名义却一向掌握于国民党之手，为国际所承认，所以此时国民党责在施行宪政，共产党责在交出军队。我们通常都说要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正为此。过去共产党的存在其活动赖有武力，今天要交出武力并不难，就是要使他信赖得过另有其存在与活动之路。那就是一套为他所信赖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为了这个，政协会议所以一面确定宪法原则，一面还确定和平建国纲领及改组政府，前者是给予共产党以将来存在与活动的准据，而后者则是给予他当前存在与活动的准据。后者的重要决不下于前者，同样都是换取中共武力的交换品。
……
末了一句话，根据以上说明，国民党必须尽量做让共产党放心的事，若自己不肯让步，那无异破坏大局。
这段话既代表了当时我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思想观点，也代表了第三方面（包括民盟）一部分人的想法。在我个人，思想根源是不赞同用阶级斗争和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而一味主张团结、折中、调和，但愿中国早日停息干戈，实现和平，以便百姓休养生息，国家尽快进行经济建设。
遗憾的是，经过这次挫折，我的上述思想认识并未得到彻底的克服和纠正。因而在两年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解放军打到长江边，国民党政府再次求和之时，我又站出来在报端发表自己的言论，再一次说了若干错话。幸而我接受了两年前南京和谈方案之挫的某些教训，事先声明“只言论，不行动”，不代表任何党派、组织，完全是个人自由言论，听不听随便。
问：自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梁先生辞去民盟总部秘书长之职，由南京返重庆专心办学，何以到了1949年初，您又公开发表文章，再次为国事呼吁？梁先生可否将这件事说个大概？
答：我于1946年底离南京返北平，不几天即应邀赴重庆北碚，在我的朋友陈亚三先生任校长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我一面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阐述我对于老中国之认识，一面与同人暨诸生朝夕共讲习之业，且时时谋所以萃聚朋友同志者。平时在校除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外，每周还给国专暨中学教职同人讲学半天。1948年8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改组为勉仁文学院，由熊东明（四川江安人）任院长，我仍留校教授。1949年6月，我写定《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凡14章，11月由路明书店印刷发行。《中国文化要义》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之后的第三部重要论著，是酝酿多年而因战事、国事时时辍笔未能及时写出的。自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主要精力是在做这件事。
由于我素来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人虽然穿往于课堂，静坐于书斋，对打得热火朝天的内战，却仍然是关注着的。国民党发动内战，万牛莫挽，气势汹汹，大有三月半年消灭共产党之势。但局面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国民党一步步由优势变为劣势。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战火中，中国的老百姓再一次经受磨难。时至1948年底，国民党退守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我当时的看法，国民党是这场内战的发起者，又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经受几年的战火之灾。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只有呆在书房里默观静思了。
一天，重庆《大公报》王文彬先生匆匆赶到北碚我的住处。两年来，他是新闻界来我家串门最勤的一位。他告诉我，蒋介石即将下野，李宗仁上台主政，要再次呼吁国共和谈。他还说，时局急转直下，在现今的情况下呼吁和谈，共产党的反映会怎么样呢？恐怕不会像两年前那么好说话了。第三方面呢，也不会有什么人能站出来多说话。王文彬说，在重庆只有梁先生您站出来，最合适，为百姓说话，公正执言，听与不听在他们了。他提出，只要我写出文章，《大公报》负责发表。
王文彬先生的意见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相一致。于是自1949年元旦蒋介石下野起至二月间，我在重庆《大公报》上接连发表了《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充分抒发自己的思想观点，很想为再次出现新的和平谈判局面出一份力。
但我深知，我的言论很可能为国共两方面所不满意，甚至会被误认为是受某种势力的支持而站出来说话的。为此，我在文中公开声明，我这一次发论于报端，一是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包括民盟）；二是只言论，不行动，不参加任何单方约请活动。也就是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我发表的对当前国事的主张，完全是个人的言论，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免受战祸的延续，但对与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则听凭各界评论，特别是当事者国共双方。我个人的这些言论有无背景则以不行动（言论除外）来澄清之。
问：梁先生的“只言论，不行动”，在当时是如何履行的，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答：可以的。李宗仁先生是我的广西同乡，彼此相识已久。担任代总统后，即来电催我赴南京商谈国事，并让重庆市市长杨森买好机票，催我速去。我即以“不行动”为由，谢绝了他的邀请。后来他又飞到重庆（可能还有别的事），派程思远先生到北碚看我，并送来一大笔钱，邀我去重庆同他见面。我答复说，谢谢李宗仁先生的盛意和程思远先生专程前来。但时局如此，和平无望，现今我对李宗仁先生帮不了什么忙。况且，我有“不行动”的声明在先。至于这笔钱我收下了，目前我在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即李宗仁）对学校的资助吧。程先生听罢悻悻而去。虽然北碚就在重庆的郊区，我硬是没有去市里同李宗仁先生见面。这是我“只言论，不行动”的较重要的两个例子。
问：您1949年初在《大公报》接连发表的文章，其内容要点是哪些呢？
答：内容要点可分两方面，一是对国民党说话，一是对共产党说话。对国民党说什么呢？要点是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国民党方面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一条。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说，别的条件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拒不接受。我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十分肯定地说，这一条必须谈！我说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我还指名道姓地指责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恰恰相反，作为国民党要人之一，应该把战争的罪责首先放在自己头上，这才像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我甚至说，我要是孙科，处于此时此地，就有决心以自杀谢罪天下人！我以为目下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我至今以为自己的文章在这方面写得痛快淋漓，虽然当时国民党当局没有接受，但国人人同此心，看了都会叫好的。
但同时，我又对共产党方面说了不少话。我说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当负责，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但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我还说共产党如再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便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我又进一步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认为实际结果是不会稳定，即统一则必不会长久。这正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贯主张：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
问：梁先生对上述主张，当时和事后都有什么认识？
答：在当时我当然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且不是一时兴起提出的，而是我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是我脑中自有一条路在。这正是1938年初我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发生争辩的一大问题。由于在我是自以为正确，而不轻易改变和放弃。因此，我在当时的文章中还呼吁，我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我这一请求，第一是为自己请求。要知道我思想见解上，是不能够同于国内任何党派的。而在过去好多年，恒为行动之故，使我在言论上多所保留；把平素思想见解上许多不同于人之处闷在肚里不说。任你思想见解与我不合，我亦绝不争辩。但我不能永远保留不说。今天是38年（即1949年）1月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随缘附和了。由此可见，我当时是十分自信，很自以为是的。
若从主观愿望上剖析，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想为国家民族止息干戈兵乱之苦，一方面确实主要是想谴责国民党有罪于国家民族。但实际呢，说得轻些是各打五十板，更有人说是替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开脱罪责，谋求出路。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就我的言论发表过什么评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国民党方面虽然有李宗仁先生等约请过我商谈国事，但并未接受我的主张。至于我个人的言论错误与否，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稳定而统一的新政权和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局面，这一铁的事实已作出了回答。
这以后，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由于四川解放较晚，我又未能接受邀请参加1949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年初，我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离川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