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述——父亲梁巨川殉清自杀——中西小学堂——八国联军进北京记忆点滴——启蒙学堂与《启蒙画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中华报》——考进顺天中学堂
问：听说梁先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抱定以身殉清的宗旨，自杀而死，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您能不能谈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我父亲名济，字巨川，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始在清王朝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这里我想先扼要讲一讲我的家世，然后说说我父亲的为人和家教，最后再谈他殉清自杀的始末。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末代皇帝顺帝偕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没有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由河南迁广西桂林居住。梁的儿子即我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便在北京住下，没有再回桂林。我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我父亲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没有做地方官吏，而在内阁任职，官衔从七品做到四品，并不是什么大官。我的外祖父也是进士出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说我出身仕宦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是不错的。我父亲的自杀，是离不开我家几代在清王朝做官这个背景的。
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性的气质的。再说我家由中国北方而南方，又由南方而北方，我祖母、母亲系统亦如此，其后代亦难免兼有南北方人的两种素质和禀赋，亦赋有一种中间性的。我所分析的这种中间性，至少与父亲和我这两代人的气质、秉性是相关的。我父亲的自杀与这种秉性的形成也是有关的。
我父亲天资不高，但秉性笃实。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为别人最不可及之处，是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因其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其具有豪情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重视学问，古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最大者，就在这里。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兄妹共四人，我排行第二。父亲对我们是宽大和慈祥的，尤其对我。儿时记忆，大哥挨父亲的打，仅有几次，被厉声训斥的事很少；而我则一次挨打的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小时候既呆笨，又执拗，应属“该打”之列，但父亲却对我绝少正言厉色的教训。父亲对我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训，毋宁说是提醒和暗示。我儿时完全没有感觉到来自严父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威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待儿童或少年。
有这么一件印象极深的小事。大约在我八九岁时，我自己积蓄得一小串钱（用麻线贯串之铜钱），常挂在身边玩。有一天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家人吵闹，终不可得。隔天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心知是我自己遗忘。他不斥责，亦不喊我来看，却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有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跑去一探即得，随后不禁自愧，追悔自己的举动。
这桩事很能说明父亲对我的管教方法。在我七八岁至十二三岁之间，我所受父亲的教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听他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常以戏中的故事、人物讲给儿女们听；孩子们也常随他去看戏，但大都似懂非懂。再是同他上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借此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经常听他对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告诫。例如关于清洁卫生及如何照料身体，如何尊长爱幼等事，他都极为耐心而细致地嘱告我们。到我十四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诸行事。父亲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我知道他不同意而已，却从不加以干涉或制止。当我十七岁和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而与他见解相左之事（如我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辛亥年革命党的活动），他仍不加干涉。就在父亲的这种不干涉之中，我自以为是，自以为非，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
我出生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其时，我父亲已经三十七岁。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震动了清王朝的若干有识之士，起而加紧进行维新变法。我父亲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当时草拟的奏折，表明他主张维新，进行改良。不同于康、梁的，是他主张从教化百姓入手，由官到民，一步步进行。其大前提当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他的这种维新改良的主张，反映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便是舍弃传统的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之类，而让我们去学ABCD，读一些传播近代新知识的书。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致我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也放弃宪政主张，投身革命，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面对清王朝的覆灭，父亲是无可奈何的。他在家中曾规劝我不要参加那些激烈的革命行动，但仅仅是规劝，而并不禁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台表演，北洋军阀的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我父亲均不以为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复辟，我父亲曾不具名地给张勋写信，希望他成功后实行“虚君共和”的主张。张勋是打着“忠君”旗号的，当时北京城里清王朝的大小臣民一时都从失望中振作起来。我父亲原以为张勋敢这样做，是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没想到事败后张勋即惶惶然躲进荷兰使馆，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父亲对这类举动历来深恶，自此，他常流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意向。家人只当牢骚话听听而已，谁也没有在意。
民国七年（1918年）旧历十月十日是我父亲六十寿辰，家人早半个多月就张罗着给他做寿。他在这期间，于9月21日悄悄写下《敬告世人书》，而后又写下遗书多封，家人均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居崇文门外花市，父亲为写这些遗文，避免家人觉察，住到儿女亲家彭翼仲先生家中。彭是我父亲的挚友，其时在北京主办《京话日报》，家住北京西城积水潭畔。我父亲在六十寿辰前三天的凌晨，一人出门，在积水潭投水而死。
问：当时社会上有何反响？
答：第二天《京话日报》首先刊登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并全文发表《敬告世人书》等遗文，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对我父亲之死，大致有两类意见：一是赞扬，当时有副对联，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就代表了这种看法；一是批判，认为既是殉清，当然是逆潮流而动，很不足道。《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我父亲之死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过文章，均持批判的态度。但亦间杂有一种看法，认为殉清不足取，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应全盘否定，意即“道”可以不同，献身都是共同的。
问：您自己持何种看法？
答：我也曾写了文章。我当时的想法和看法是复杂的。作为父子，他突然以这种方式死去，我首先是痛苦不已。对清王朝的灭亡和革命党的胜利，我同父亲的态度并不一致，但彼此一直相安无事。再说，我父亲主张维新，对新学持开明的态度，且为人忠厚笃实，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决心，我心里也是敬佩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赞同父亲所坚信不移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道”。
问：梁先生，您小时候除了家教之外，都进过一些什么学校？
答：我六岁在家开蒙读书，请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入手。还未念到四书五经，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都是父亲极力赞成的。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早在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我父亲就在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的名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根据父亲的一贯主张，又宣告废止了科举八股，便让我读完《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课本之后，不再读四书五经了，其时又没有学校可上，便找到一本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地球韵言》的书。记不清是哪里出版的了，总之是什么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全书押韵，小学生念起来铿锵有声，便于记忆，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世界政治兼地理的儿童教科书了。父亲的这一做法，是当时北京同类家庭中所做不到的。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陈创办的“中西小学堂”。父亲便立即把我送了进去。陈把自己住宅的前院辟为教室，收了二三十名学生，地点在宣武门棉花胡同。所谓“中西小学堂”，“中”是指读中文，“西”是指读英文ABCD。这在当时，读的人觉得新鲜，连左右邻舍的平民百姓也对这些小学生另眼相看，十分稀奇。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很有味道，可惜闹义和团，八国联军进了城，学校被迫关门，我也因此休学。
问：八国联军进北京，距今已有八十六年了，能亲自耳闻目睹这一历史事件者如今已为数极少。梁先生对这一重大事件尚能记忆否？
答：当时我已八岁，还能记得一些事情。有的是当时听家里大人说的，比如，义和团杀了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当时把这根导火线说成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主要原因。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把北京城分成八个区域，一个国家管一个地区，凡德国和日本管辖的地区，中国老百姓受害最深，因为他们极力报复；又比如，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住进紫禁城，会说外国话的妓女赛金花陪住，她还骑着高头大马在东西长安街上行走，大人都骂她是“不要脸的东西”……这些都是当时亲耳所闻。还有西太后偕光绪皇帝逃离北京，消息震动全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的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记得这一消息传到我家中的时候，全家上下都哑然失色，不思饮食，连小孩子也得规规矩矩，不许像平时那样蹦蹦跳跳了。后来又听说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他是谈判的翻译，精通多种外国语。听大人们说，他的后台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张在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后，便提出“东南自保”，以示抗衡。辜鸿铭一面参加谈判工作，一面与张、刘电报联络。我知道辜鸿铭的名字，便是在庚子年，大人们几乎天天在饭桌上谈到他。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经历的。当时我家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属美国人管辖范围。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压迫要稍好于德、日。但整个北京城都在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外边风声鹤唳，老百姓终日惶惶，都不敢轻易外出。我家也大门紧闭，足不出户。因为年纪小，这种坐牢般的日子，印象极深。有一天，忽然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进来几个外国兵，还有一位中国翻译。他们气势汹汹地在家里搜了一通，没有查出什么，偏偏在我的房间里，砸坏了我的儿童玩具枪和剑，使我十分伤心。然后盘问我的父亲，像查户口似的，最后命令：“不许外人留宿，违者受罚。”走到大门口，又指着大门两侧的脏土杂物厉声厉色地说：“这里太脏了，你们要天天清扫。”说完扬长而去，全家这才松了口气。父亲回到屋里一屁股坐进太师椅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问：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后，梁先生又继续去中西小学堂上学了吗？
答：没有。我九岁那年即1901年，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十岁，改入启蒙学堂，读了两年。后来一年多，又改在家里读，是集合了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了一位奉天的刘（讷）先生教的。我小学的最后一年，又进了江苏旅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
因此，我的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不得安稳地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值得一提的是启蒙学堂。它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特别是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同班，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这座学校的创办人，便是与我父亲有金兰之交、又是儿女亲家的彭翼仲先生。
彭翼仲名诒孙，苏州人，在北京长大。彭家祖上中过状元，当过宰相，是名门望族世家。彭翼仲思想开明，勇侠豪爽，体魄健壮。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危难，毅然放弃了世代相沿的仕宦生活，而办报纸，开民智，图自强，提倡维新变革。190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启蒙画报》——严格说，是中国人办的第一家。在1901年，日本人已在北京创办了《顺天时报》。广东人朱淇所办的《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启蒙学堂是彭翼仲创办的另一项事业，校址与报社、印刷厂在一起，在今北京琉璃厂之北。记得小学生们课间常窜到印刷厂看印刷工人排版。因为是开创性的事业，中国人不会，排字工人的头头就雇请了日本人担任。
问：彭翼仲先生当时办了几种报纸？情况如何？
答：彭先生当时办了三种报纸。我受益最多的是《启蒙画报》；影响于北方社会最大的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是《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主要读者是十岁左右的儿童。主要内容有科学常识，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即理化）、算术等；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以至外国之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等人的故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全部白话文，配有图画。插图多为永清刘炳堂先生所绘。刘先生没有学过西洋画，但他自得西洋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惟妙惟肖，着墨不多而形象逼真。《启蒙画报》前后出版两年，我们启蒙学堂的学生是第一批读者，天天读，一期也不漏。我个人从那里不但得到了许多常识，而且启发了我的智力，使我懂得许多道理，一直影响到我的后来。《启蒙画报》原是日刊，不久即改成旬刊（每期30多页），而另出四开日报，就是《京话日报》。《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即评论、杂谈之类）。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头版为“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大事，约占三分之一。论说多是指责社会病痛，鼓吹某种主张或社会运动，有的放矢，而无敷衍空洞之词。报纸全是京味白话，识字者能看懂，不识字者能听懂，主要阅读对象是平民百姓，连初识文字的少年儿童也能读通。
但当时社会风气未开，一般人无看报习惯，定价虽低廉，订阅者却甚少。因此开办后从购置厂房设备到经常性的费用，只一二年，彭家产业已赔垫干净，还负了许多债。年关时节，债主催逼，家人怨尤，彭公忧烦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我的父亲全力支持，也把财物赔送在内。从当时我父亲的日记和银钱摺据上的批注中，可见他与彭公志同道合。他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加之庚子事变中亲见全国上下愚昧无知，不明世界大势，几乎召取亡国大祸。他为此而激动，决心开发民智，倾家荡产，在所不顾。
不料这一面临倒闭的事业，到了第三年竟亨通发达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报纸一连报道和鼓吹了几件牵动民心的事情，反响强烈，打开了局面，订户骤增。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地界）有个外国兵，他坐了人力车不但不给钱，反把车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论说，提出要惩办这个士兵，要赔偿损失，并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如果事情不了，以后遇见某国士兵便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主事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被打的车夫前去对质。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先生即亲自送他去。这军官居然惩戒了那士兵，赔偿了车夫的损失。此事公诸报端，轰动北京，报纸销额大增。还有一次是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苛待在美华工，《京话日报》登文揭露了此事，并提出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我记得连小学生们也在通衢闹市散发传单，调查美货。此事扩延数月之久，人心振奋，报纸的声望随之提高了。在这之前，《京话日报》就发动过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的运动，但不及这次热烈。而最大的一次运动还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京话日报》率先论说，引起读者来稿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致内容是为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年偿付的事，认为为期越久，本息累积越大，国民负担越重，不如全体国民一次付出。以全国人口四亿余人计算，刚好每人一两，便可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年，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其时《京话日报》销路已广，报纸的言论主张屡获社会拥护。这个大题目一出来，自然波及每个读者身上，一传十，十传百，影响之大真是空前。当时自皇室亲王，文武大臣至工商百业，车夫小贩、妇女儿童，都纷纷响应。后因彭先生获罪，发配新疆，报纸停刊，此事乃被中断。但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尚有“国民捐”九十万两款项存着，计算捐款人数，当在几百万人以上。
《京话日报》的影响和销售由此不断扩大，从北京到北方各省，东至奉天、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还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京话日报》。报纸刊头因此增加了“两宫御览”的字样，按期送进宫去。社会上的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购买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连当时颇有名气的被称为“醉郭”的说书老艺人，也曾一度专门说讲《京话日报》，向不识字的老百姓广为宣传。谁能料到，好景不长。彭翼仲先生后来因办《中华报》而闯祸蒙难了。
问：《中华报》因什么事而闯祸，使彭翼仲获罪蒙难？
答：《中华报》是彭先生最后出版的报纸，是在《启蒙画报》停刊后才出的，与《京话日报》同时发行。《中华报》在版式上不是单张，而是成册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读者对象是上层社会人士。
讲到如何闯祸，还得多说几句。康梁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行动失去自由。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仍想与皇上取得联络，头几年不敢，时间久了，便跃跃欲试。大概是1903年或1904年吧，康有为自日本委派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秘密回国，四处活动，想与光绪皇帝取得联系。不料事泄，吴、范二人在天津被北洋大臣兼直隶都督袁世凯的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逮捕，并被秘密处死。彭先生本人是爱国维新人士，却并无革命思想。但《中华报》的主笔杭辛斋（名慎修，浙江海宁人，彭的妹婿）是革命党人，他有愤于清廷和袁世凯的作为，便在《中华报》上揭露了袁秘密处死吴、范的消息。袁大怒，立即自天津致电北京的巡警部（是六部以外新设的一个部，后改民政部，尚书为徐世昌）予以查处。于是，彭、杭二人均被逮捕，并以“妄论朝政，附和匪党”的罪名，判处彭翼仲发配新疆，监禁十年；杭辛斋递解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同时被查封。一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彭翼仲才返回北京，《京话日报》重新复刊。
